陈毅子谈高干子弟：谁接班也不如我们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弟少。干部子弟，家庭里的学习条件优越；知识分子家的孩子家教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弟处于社会底层，受到歧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刻苦学习。所以要考入八中的分数都很高。我从四中来的，但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那时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才能得到这种“照顾”吧，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 1965年，社会上正搞“四清”运动。社会上各种渠道都在向我们灌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当时在“四、六、八中”，还因此闹过一次学潮。

那年，毛主席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其中还把学校领导和老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也许是被有意地记录下来，并流传到社会上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处于心理逆反期，肯定和学校、和老师有些矛盾。来自最高权威的说法，正好迎合了我们的逆反心理。

当时的中学生已经不是小绵羊了，像我们班闹得都出名了，常做一些出格的事。那时，冬天教室都靠生火炉子取暖。我们教室在二楼，有的同学蔫坏，把一个挖煤用的铁勺子，放在炉子上烧烫了，再用绳子把铁勺子从楼上沿窗口吊下去，一会儿提起来、一会儿吊下去。楼下是老师的办公室，靠窗户边的年轻老师，看见窗外勺子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的，他也好奇，就伸手去抓，结果烫得他“哇”地叫起来。老师气得不得了，但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上来责问，那同学们会说： “没人让你去抓煤勺子呀。”

还有一次，学校的团总支书记给我们班讲团课。大家都在认真听讲，有位同学就不睬，埋头做作业。老师不高兴了：“我在讲课，你不要乱写了！”这个同学说，“你讲你的团课，我写我的作业，我又不是团员。”把老师顶得够呛。老师怎甘示弱：“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嘛！”同学回答得更绝：“这是我的教室，我为什么要出去？”噎得老师一下没话可说。

那年中学“四清”在四中试点。当时，四中学生在知道了毛主席谈话内容后，就闹起来了。无非是认为校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不彻底，干部子弟觉得受压制。八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⑷班团支部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字报，批评校领导。我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他的孩子是我原来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里。张际春对我说：“四清”你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解决。对此我感到鼓舞。

当时我觉得，学校对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是有些压制，对高三⑷班团支部也表示支持。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们，还提出了“为什么陈小鲁不能入团”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可为什么就是不发展我入团。这时，团支部就发展了我，而且马上就让我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主持团支部后，曾经正式做过一个决议。“决议”认为，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表现都很好，没有高三⑷班那种出身不好、表现“反动”的学生。在我的主张下，我们团支部还很快发展了一个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对我来讲，实际就有了双重标准：在学校层面，我很“左”，支持高三⑷班团支部，认为那个学生是“反动学生”；在我们本班，并不认为出身不好有什么问题。

后来，北京市委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儿都召了去，市委副书记万里讲了话。他说，要“内外有别”，不要写大字报，学生还是要读书的。讲完话，学校方面很高兴。之后，学校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就把我们学生中的团支部书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归顺”了。实际上我明白，党课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那几个学生已经是“顺民”了，而我们这帮人，还不大顺溜，学校其实是对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是党员，又没有发言权，只能坐那儿老老实实地被训，当“陪绑”的。我听了当然不舒服，也有口气。

干部子弟那时有点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主席对毛远新讲话，与王海蓉的讲话，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干部子弟里传起来的，普通同学就得不到这个信息了。这就激发干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因为这个讲话矛头很明显是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什么“要考三分”啊，这跟我们常规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干部子弟讲培养革命接班人，认为我们自然就是接班人，谁接班也没我们接班好，有这种优越的思想。还有，他们觉得学校当时的阶级政策是“重在表现”，并没有完全实行阶级路线首先强调的“有成份论”。事实上，应该说政策还是有倾斜的，文革前中学入党的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团员干部多数也是干部子弟，但是总觉得不够。干部子弟还有个特点，互相之间串得比较厉害。父母是战友，子女往来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们当然就是急先锋了。

转眼就到了1966年，我也上了高三。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什么“三家村”，很快又批判“四家店”，越来越紧张了。到6月份，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了，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陈小鲁口述；徐绥之，黄晓一采写；编辑：陈晓彬 米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