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高层谁负责筹款，谁的地位最稳固

《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北京学者陈小雅认爲，中共老一代都是出生入死、见过大世面、有大见识的人，为什么一度会听命于王明这样的人把党玩弄于股掌，而且玩得那样拙劣?一旦我们从观察党的活动的经济视野，就会清楚，王明是被共産国际看重的人，就是众人都必须依赖的“财神爷”的代表

共产国际的东方政策

新史记：那麽，从给中共“输血者”，也就是共産国际，或者说苏联这一方来说，向中共提供经费，您认爲，意图该如何归纳呢?

陈：共产国际给中共的钱，是希望能在苏联帝国的东方，筑起一道抵御英、美、日本的战略防线。共产国际的东方政策，必须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所以，它两次促成“国共合作”，首先是希望中国统一于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势力，不希望革命党内斗互相消耗了，让其他帝国主义钻空子。在二战时，主要目标是牵制日本，儘量避免在东西两线作战。花一点小钱，让别人替它挡住日本，还是很合算的;其次，才是共产主义理想。

新史记：您曾说过，在建党初期，党内群雄竞争时，毛异军突起，与他握有“第一桶金”至关重要。

陈：这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常识和经验做出的判断，而不是陈述句。您应该比我更瞭解，当美国总统，可能没有财团的支持吗?蒋介石娶宋美龄，不也是政治与经济的联姻吗?其他人在党建时期也有一些是依赖军阀的财力支持的，主要是当时中国南方的军阀还比较进步。但由于各地军阀的后面是各帝国主义，或很容易被帝国主义收买，这是苏联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决定，至少先把他们养起来。

筹款的人地位是最稳固的

新史记：那麽，申请共産国际的经费，在当时有什麽程序、手续呢?

陈：杨奎松先生引用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在给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的信中，有一段文字非常生动：

“几乎为每件小事都提出请求。……只是建议散发个传单或宣言，需要调人到某地去，中央派个书记到省裡去，就连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会立即向我们提出拨给追加经费的要求。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结果，“所有从地方上来的同志都要举行报告会，以款待俄国同志。例如，如果俄国同志对暴动特别感兴趣，那么在每次报告会中都会十分详细地叙述暴动的準备情况，几乎所有报告都千篇一律地这样做。如果对必须立即举行暴动的情绪已经消失，而方针是进行组织工作，那么所有同志就立即开始叙述他们省裡这方面工作的前景。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瞭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瞭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同上海省委书记邓中夏)的事务性会见。然后採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佈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还开始滥用感情，每天跑来要求经费以救援被捕同志出狱，歇斯底裡地责备我们，说我们为救援这些同志没有做任何事”。

新史记：这种方式的漏洞可不小!

陈：王明为了多要钱，向斯大林谎报红军人数。长征结束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只有叁万。王稼祥到莫斯科匯报情况，斯大林问他，他如实说了“叁万”，但王明马上插话，大概想抢在翻译之前“纠正”这个说法，说“30万”。对于这些“穷哥们儿”，斯大林心裡明镜儿似地，不过，他也很给面子，说兵贵精不贵多啊!

我很久以来都不理解，中共老一代都是出生入死、见过大世面、有大见识的人，为什么一度会听命于王明这样的人把党玩弄于股掌，而且玩得那样拙劣——就像一个突然暴得了一大堆筹码的赌徒，敢于那样“豪赌”!但一旦我们获得观察党的活动的经济视野，就会清楚，王明是被“国际”看重的人。所谓“国际”，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主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或他派往中国的代表。这个主管或代表喜欢的人，就是众人都必须依赖的“财神爷”的代表!

您前面问“被输血者”的心态，王明的心态就很典型。这个钱不是他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所以他有赌徒的“豪迈”。毛泽东得到“第一桶金”时，也有过类似的豪迈。有文字记载，他从上海乘船到武汉的时候，在码头上与小流氓大打了一架。这种事情，在这位“教师”的一生中，恐怕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