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大饥荒》获奖 大跃进之灾难重现

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是被推崇的。 只知道推托责任、投机取巧，甚至栽赃陷害，这是人性上的黑暗。 不是过日子的样子。 希望中共早日公布当年的全部历史记录，以廓视听，也免了造谣中伤的机会。 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大白于天下之际便是中国人挺起脊梁之时， 无论是谁，不能骗所有人于永远。 我相信死人不会那么多。因为全国才4万万5千万人口。 但当时的饥饿的确很严重，我的亲属曾在当时靠挖鼠洞与鼠夺粮， 可见严重性。 用兵的见解好像有些道理，但还是要与官方文件相参为好。

50年前的事了，让亲眼见证历史的人出来说话，我们只有听的份！只记得我奶奶活着的时候常说的几个故事：60年某夜有20多岁女子讨食门下，已饿得无法站立，说全家都已饿死，她被施粥，第二日清晨却见倒毙于门前。那女子面庞十分标志，我奶奶说死得可惜。还比如一中年女人上门讨吃，将馒头拿去给老公，他正饿在床上等死，奶奶送给她小袋面粉救活那人，还有几个雷同故事，最后的结论是奶奶之所以活到近90高龄无疾而终，乃乐善好施之阴功也。

记得我奶奶给我说，那个时候，有次有家店有豆饼卖，就是榨油后的那个残渣，马上门口就排了长队，就那东东，算是好东西了。 现在的人造蛋、人造肉，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开发的。开发“代粮”产品是当时食品科学研究部门的重要课题。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话儿看来真不错。 都不相信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共产党这活儿也干得太漂亮了。 你们要是到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去问问现年60以上的老人，你们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要问农村的，大城市里面基本上没有饿死人，这个也是事实。 重灾区就在河南信阳一带，饿殍遍地绝不过分。 城市里面也是在濒死的边缘。一个学校里面，500多女生，居然绝大部分一年多没有例假！腿脚肿得连鞋子都穿不进去！ 记得我小时候，请了个文盲老太太（估计成分是相当的好，但是没有文化）给我们做忆苦思甜，她不会讲。老师就启发她，让她回忆最苦的日子。老人家开口说了：“要说苦啊，那三年最苦，树皮都吃光了……”老师一听不对劲了，赶紧说：“不说这个，往前说，往前说”，老人家又开口了：“往头里说啊，那就是54年了，发洪水，庄稼都淹了，只能吃鱼度日……”老师一看没办法了，赶紧请她下台了。

这种奖给那位达癞喇嘛拿诺贝尔奖一个样，只要反中的都有可能得奖。

*出版人：帮中国人了解自己历史* 这个比较搞笑，是不是随便一个中国人读一些英国或美国历史或一些野史，也可以帮英国人美国人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了？ 虽然没有读过这本书，但知道肯定是先入为主，可能真的象yongbing所说，要想获得诺贝尔奖，就在3500万后面再加一个“0”。 我父亲是普通工人，母亲出身农民家庭，3年自然灾害时虽然挨饿，但也没听说哪一个街坊邻居饿死过人。真的有3500万，那么什么工作也别作了，大家一起埋死人吧。一年埋个1000万，到处都是万人坑。人口负增长难道就是饿死人吗，那么现在的发达国家岂不是天天都要饿死上万人？

现在当共产党都不给人乱扣帽子的年代，大家争相编造数据，反过来给共产党扣帽子。社会在进步，可是野心家总是开历史的倒车，结果只能做粪青或粪老，而不得执政甚至参政。

佣兵， 发了那么多有什么用？ 大跃进没死人吗？

不要美化和掩饰了。毛就是作恶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中国不彻底清算毛泽东是没有希望的。😁

“蛋糕论” 在30年前，我们经济学界说：“我们大家呀，不要老讨论这个蛋糕怎么分，我们先齐心合力把这蛋糕做大不好吗？把蛋糕做大了大家再分，怎么分你分的都比以前大嘛。” 哎，我们一听，这有道理啊，对呀，咱们何必争这个蛋糕怎么分，咱们先一块做蛋糕。原来我这蛋糕只能分一斤，做大了之后呢，不管怎么分我也应该分二斤以上吧？——原来是这么想的。 然后大家就做蛋糕，蛋糕做得特别大，越来越大。但是发现呢，我这蛋糕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小，首先是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小。比如原来这蛋糕十斤，我能得一斤；现在这蛋糕做到一千斤了，我得到了三斤。看上去好像我比原来得到的蛋糕多了，可是我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这个时候再仔细一看，这3斤还不如原来的1斤：原来的1斤是货真价实的1斤，这3斤里边有注水的，还有有毒的；另外，这3斤蛋糕已经不够我生活的了，因为我这蛋糕不是光要让我吃一个温饱，这个蛋糕我还要用来换手机、换电脑、换汽车、换房子。也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做蛋糕的过程中，自己吃亏了。而那些富裕起来的人，他是不是做蛋糕富裕起来的呢？不是，他是忽悠我们做蛋糕。我们来做蛋糕，我们一边做他一边切，他把我们做出来的蛋糕都切走了。30年来，其实就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过程中，他也不让你懂蛋糕具体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只在埋头做蛋糕，不知道谁切走了。 其实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哪呢，就在于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我们调整好了生产关系，然后反过来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我们当然要做蛋糕，不能大家都停下来不做，这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先要解决好蛋糕做好之后、做蛋糕的过程中，怎么分。怎么分蛋糕，这就叫生产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分配——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讲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之所以严重地不公平，就在于不是按劳分配。辛辛苦苦干活的人，你所得到的报酬配不上你的劳动。你越辛苦的人挣得越少；不辛苦的人、抢劫的人挣得特别多，杀人的人可以不判死刑。所以这个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要想挽救我们的这个社会，就必须调整生产关系。就是先确定好了“谁做蛋糕做得最卖力、做得最好看，你就拿最多的那份”，这才是对的。我们不是说要搞大锅饭、平均主义，那是不对的；按劳所得、按劳分配，才是对的。就是谁干得好，谁得的多；谁不干、谁巧取豪夺，这要受到惩罚。这个方向说白了，就是社会主义方向。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应该让这样好好干活的人、一线工作的人，先富起来才是对的。领导干部应该后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出了偏差，到了80年代就号召“党员干部先富起来”。这就坏了，怎么能让党员干部先富起来呢？这是违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党员干部永远要后富才行。就是当你的单位职工都住上好房子的时候，你最后一个搬进好房子，你这单位怎么可能效益不好，你这单位怎么可能不兴旺发达呢？就这个道理，很多领导干部都不懂，自己去掠夺人家、占有人家的劳动成果。所以才造成今天中国遍地是毒、遍地是隐患、遍地是炸药的这样一个局面。 比如现在盖房子那些工人，他为什么不愿意给你好好盖——“谁给你好好盖呀？盖好了我也买不起”，是吧？所以他就不给你好好盖了。谁给你用好的材料啊？尽量地弄虚作假，因为他恨呐。 解决不好这个关系，一切生产目的都无法实现。因为生产者他会带着满腔仇恨，跟你往里边撒毒啊、注水啊、放豆腐渣啊……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那个人开小饭馆，日本鬼子来吃饭，他做完一碗汤，偷偷往里边撒点尿，给鬼子端上去了。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跟他是仇人啊，“我凭什么给你好吃好喝的？”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蛋糕啊，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做得也很大，但是呢，90%都切下来送到美国去了。首先这蛋糕就没解决好最大的一块给谁！我们最大一块是送给美国了，所以美国人天天不干活，天天拿着刀看着你们。美国就是全世界的总监工。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内真正的共产党人已几乎绝迹，大多数是权贵资本家和利益集团代言人。还有极少数有良心的人，但他们在体制内处境艰难，现在这个体制容不下他们。 那些在国内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以及在职的大大小小官员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到世界各地如: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荷兰的红灯区，法国香榭利大街的商店，德国的奔驰和宝马，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都需里他们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如果说三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中国共产党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就是给中国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好事。你也可以说是把他们和党绑架到一块去了。中国这几百年来闹事的都是读书人。把这些人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一半。靠“三个代表”就把他们彻底搞定了。今天中国那么多的教授、博士，一打听都有车有房，却不见中国的科技赶超欧美哪国。包起二奶，玩弄起女学生他们比公务员还厉害。这里的秘密谁都知道。他们要是再敢造反，都不用拿他们的政见和玩弄女生是问，随便找几篇他们的论文一查就可以让他们栽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30年前的中国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30年前的知识分子了。你去中国随便一所大学里打听一下五月四日是什么日子，恐怕不少人会回答是情人分手的哀悼日。 不要怪这是学术腐败。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哪里是靠这些搞学术的。你看那全国十大首富里有几个是科技创新者？我国的经济发展靠了两大利器：腐败和廉价劳动力。没有腐败这个第一动力，哪个领导干部会去发傻搞什么GDP? 都说中国成功的秘诀是摸着石子过河。中国的干部是摸着自己的钱包过河。他们的钱包越鼓，过河的干劲就越大。所以我们的经济会这么繁荣。所以这一部分人就能富起来，所以大多数人就富不起来。腐败吗？确实很腐败。可又能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这就是让全国可以腐败、敢于腐败的各阶层一起来腐败。大家都腐败了，谁也就别说谁了。你可以假公济私，我就可以勾兑地沟油；你可以贪污公款，我就可以掺三氯氰胺；你可以买卖官职，我就可以打磨假晶片。这就叫“闷声发大财”。到了最后，所有人捞钱都捞疯了，人格都不要了，脸皮都丢尽了，良心都喂狗了，也就没有亡党亡国的忧虑了。

毛泽东时代的建国初期，战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蒋要反攻，西方列强要封锁，苏联要当老大，美国联军又入侵朝鲜，新的无产阶级政权面临内忧外患，当务之急是什么？难道是大搞所谓民主吗？况且，中共新政不是自封的，不是象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老子打了天下就直接坐天下的，而是通过民主协商选举诞生的，连国民党人士都有不少人参加的，难道这不具有民主法制的性质吗？主席稍微腾出手来，就继而组建人大，而且代表大量从基层劳动者里产生，难道这还不够重视民主吗？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从奴仆一下当了主人，对民主法治还非常陌生，突然搞大选，搞普选，搞竞选，条件具备了吗？有那个必要吗？尽管如此，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当选，实际上也都是民心所向，即便搞普选也一个都跑不了。主席会落选？老总会落选？还是总理会落选？这本身就已经是民主的高度体现真实体现。在那个时候，中共不当领导核心能行吗？不亲自组建人大能行吗？把人大彻底推出去由人民绝对自由选举，爱咋咋的，现实吗？这是当时社会现状决定的必然方式。 再往后呢，打下天下的部分干部滋生了享受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要当走资派，红色政权要受威胁，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把主动退居二线的主席"被软禁"，自行其事，另搞一套，有人居然十年不向主席汇报工作，逼使主席成为聋子。这些人，以为打天下没主席那麽大的本事，坐天下治理天下却不一定比主席差，所以打天下时极力鼓吹毛泽东思想以讨取信任，一旦自己官当大了，也当主席了总书记了，就再也不提毛泽东思想了，要搞“修养”了，要搞“三自一包”了，要甩开主席另搞一套了。主席看出了方向路线有问题，可在北京已经说话不灵，才不得不走出京都，准备再次星火燎原，发动文革，夺回被走资派窃取的部分政权。在这里，主席发动文革，本身就是调动大民主，激发大民主，历练大民主，提升人民的主人意识，主席倡导的“四大”，是人民有史以来最为洒脱的民主权力及斗争武器。难道主席是不重视民主的吗？这也算是搞专制吗？然而，文革并没有达到主席所期望的美妙境界.人民难以合理规范的驾驭大民主权力。有人总是习惯于把主席当成专制的代名词，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五十年后期至文革伊始，由于主席主动退居二线，促使前L的威信猛增，那时高层又不像现在，缺乏透明度，人民根本不知内幕，所以那时搞大民主普选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只能先搞文革，先保住无产阶级政权，并在这一过程中，使人民得到大民主的训练，这实际上是主席的大手笔，是对马列主义的超越性独特贡献。不从无产阶级的战略高度看待这一点，简单斥之为专制，是荒谬的。 主席不是恋权的人，要恋权，他就不会主动退居二线，就不会主动把国家主席让给L，以那时主席的崇高威望，自己不退，谁敢逼退？主席是想让L,D尽快走向前台，得到历练，以便尽快取代自己，可L,D是怎么干的？成了独立王国了，完全自作主张了，把主席甩到九霄云外去了，给了锅台就上炕，主席还是党的主席嘛，怎么就不该向主席汇报工作？你走正道也可以，又偏偏走邪道，要往资本主义那条道路上引，那主席能干吗？革命革的是什么呀？革命烈士的鲜血能白流吗？主席还敢把权力交给L,D吗？只能夺回来。不是主席要诚心搞 "专制"，是他实在不敢把权力交给不放心的人，他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人民不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呀。不理解主席，动不动就骂他专制，是极其不公道的。

《刘..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只有7篇：　　 23、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24、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中四月二十七日) 　　 　　25、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26、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27、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28、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29、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0、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　　 刘身为主持党国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处在非常的历史时期的五年，竟然在文选中出现了整整三年的空白，尤其是在1959年4月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后，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没有一份文献能收入《刘少奇选集》。　　 这说明了什么呢？　　 此后，虽然仅有两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那也都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了。　　 　 　

（三）　　 再看三号领袖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九篇：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给程砚秋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加强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同刘大同小异：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随即，从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八个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二个月！　　 其中，仅有一篇是涉及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的《加强调查研究》。　　 可同刘一样，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只是比刘少奇早了两个月。　　 　 　

（四）　　 　 　 再看七号领袖邓。　　 《邓..文选》（第一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比刘、周恩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十一个月多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有出现了一年另七个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六个多月！　　 甚至直到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前，五年多的时间，没有一篇涉及到经济工作的文章！　　

（五）　　 　 　 陈云作为党的五号领袖、改革开放后是以经济行家著称的。　　 《陈云文选》（第三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十八篇：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必须提倡节制生育（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　　 重视粮食工作（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　　 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四月）　　 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加速发展氮肥工业（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做好外贸工作（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青浦农村调查（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其中，虽然绝大多数是论述经济问题的，但是主要却只是具体的工作问题。　　 虽然是强调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但是却没有一篇是像毛泽东那样旗帜鲜明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更没有涉及到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　　 　 　

（六）　　 　 　 刘、周、陈、邓的选集中没有或极少收入有关他们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无外乎是三种可能：　　 第一、他们本来有着大量的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反对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出于某种考虑，不宜收入；　　 第二、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　　 第三、他们本来就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　　 第一种（他们本来有着大量的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反对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出于某种考虑，不宜收入）可能，基本可以排除。　　 因为在《朱德选集》中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有六篇：　　 　 　 光荣伟大的三十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勤俭持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　　 辛亥革命回忆（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其中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就明确指出： “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　同中共广东江门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谈话）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　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的谈话） “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　　 “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　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另外，《陈云选集》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也指出：“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强调：“我认为以九百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那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我们第二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注【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由此可见，在领袖的选集中收录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只要是有，即照收无误。　　 第二种情况（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是有可能的。主要依据是：　　 其一、这个时期选编了陈云的文章共十八篇，同其它时期所占的比例没有异常，为数不少；　　 其二、陈云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　　 这就说明，只因其他领袖期间根本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自然也就无从收录。　　 第三种情况（他们本来就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尤其是对刘、周、邓三人而言。理由是：　　 其一、刘、周、邓当时是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可他们选集中选编的这四年期间文章却少得出奇，同其它时期根本不成比例；　　 其二、期间许多都早已是家喻户晓、公开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领袖文章，如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等等，并未选入。　　 处在历史非常时期，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文选中，五年间竟然出现了两年、乃至三年以上的文献空白，这是对他们所担负的职责是多么大的嘲讽！这只能说明：　　 正因为这三位领袖五年间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不能收入他们的文选中，所以才造成他们的文选中，这五年期间文章，不仅少得出奇，而且没有一篇是以经济问题为主的。　　 　 　

（七）　　 与其他领袖的选集相反，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不包括有关批示，仅仅是《毛泽东文集》中收录的有关论述经济、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就多达27篇。　　 那么，这是有意抬高毛泽东吗？显然不是。　　 因为关于1956至196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　　 “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而这些领袖的选集都是在这个决议之后编辑出版的，自然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刻意贬低他人、抬高毛泽东。所以，这只能证明：　　 唯有毛泽东才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决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尤其是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急先锋！在当时，他发表了最多的反对言论。 　　 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注意预防以农村农业为主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了！　　 从《毛泽东文集》中不难感到：自中共“八大”后至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已经很少就具体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发表意见和指示，但是对农村工作他却不曾放松。　　 　1957年1月27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中，毛泽东强调：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在同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毛泽东又谈了《关于农业问题》，指出：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　　 “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　　 同时，他还特别强调：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　　 “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　腊月二十九　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早就提前打了预防针的。　　 　 　

（八）　　 　1958年10月25日金门炮战刚告一段，毛泽东即从1958年11月2日开始至10日，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他强调：　　 “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 　　 “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紧接着，1958年11月21至27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主持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于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会上作了讲话。在这篇名为《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　　 “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　　 “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　　 他强调：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　　 “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　　 期间，11月25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教训中》强调：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尤其是农村中的左倾错误察觉之快、认识之深刻、纠正决心之大！并且指出了其根源在“县、乡干部”以上。　　 　　

（九）　　 　 　 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还是在一如既往地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行着艰苦不懈地斗争呢！　　 1959年12月27日，在《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批道：　　 “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一九六○年春：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强调：　　 “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　　 仅仅一周后，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就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一九六○年秋：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一九六○年冬：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又强调：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　　 “看来“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再次要求《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始终如一、一如既往地与“左”倾错误在做最艰苦的长期斗争的！　　 尤其是对农村工作，至少是从1958年11月初开始至1961年，在这三年中，毛泽东紧紧抓住了“春种”和“秋收”这两个关键时期一刻也不曾放松地在处心积虑纠正“左”倾错误。　　 关于这个过程的艰难，毛泽东在1961年6月12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进行了这样的表述：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　　 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可直到1961年上半年“浮夸风”和“共产风”也还在继续着。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页）　　 这样，毛泽东他也决无回天之术、点沙成粮了！　　 于是，196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饥荒也就在劫难逃了。这也就为居心叵测的人在事后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无知，攻击“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诽谤毛泽东留了个借口。　　 　 　

（十）　　 　 　 事实上，只是在毛泽东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之后，“左”倾错误才不得不收敛的！　　 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会议上发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　　 “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从毛泽东嘴里一连说出了“打”、“杀”和“撤职、查办”，可见他对“左”倾错误及有关人员已经几近于失去了耐心。　　 毛泽东终于动怒了！这是雷霆万钧之怒，这是四海翻腾的云水之怒。　　 于是，中国19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也就随之结束了。正因如此，邓小平强调：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页）　　

（十一）　　 从现今公开出版的领袖文集的内容，一眼就能断定：　　 “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明确的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同志！　　 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不过是玩了个放屁指别人的无赖把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篡改历史、嫁祸于人，企图损人利己、欺世盗名罢了。　　 其它史实，也证实了这个判断。在毛主席重返一线后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我国农村出现的不是浮夸虚报，而是瞒产少报！尽管当时我国已经是公认的世界第六工业国、第十三科技国，我国却还是坚称是发展中国家。　　 可到了改革开放，邓主席主持国家后至今，“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不仅卷土重来，而且愈演愈烈：　　 尽管粮食进口愈来愈多，九八年春却郑重其事地向全世界吹出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中国就是三年颗粒不收，粮食也照样够吃” 的国际牛皮！　　 虽然领空领海不断被强国大国侵略、小国弱国蚕食，竟然还打肿脸充胖子，自称“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国”。　　 于是，为了经济增长世界瞩目，为了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种账目和统计的浮夸造假，可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以至于逼得朱老相国万般无奈，只好在2001年4月16日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校训：“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题字：“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　　 至于对城镇居民住房的拆迁、对农村土地的圈占，那更是举世皆知，比起当年的“共产风”，有过之无不及！　　 不仅如此，就连现今依旧被奉为圭臬的理论，那都是建立在“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和“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这么样两个弥天大谎的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仅就人品和爱好而言：　　 第一、毛主席一贯实事求是、宁右毋左；　　 第二、刘主席、邓主席等专好假大浮夸、以左行右。　　 不仅如此，从现有的资料和有关回忆中，在我们看到：在三年困难时期，唯有毛主席才自觉忍饥挨饿成浮肿，其他领袖却都是安然无恙的。　　 正因如此，邓小平才实事求是地强调：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页）　　　　 只有这样评价毛泽东，才能是称之为恰如其分！　　　　

（十二）　　 　 　 “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是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内容。　　 于是，有人就以此为题材进行引用和炒作。他们信口雌黄地造谣说，就是因为刘少奇把“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才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以此，把毛泽东魔化成既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始作俑者，又是文过饰非的无耻之徒。　　 其中，典型的手法就是：　　 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 　　刘少奇的态度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周恩来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 　　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陈云指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　　 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林小波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这样卑劣的手法更加暴露了反毛“八国串”的无知无耻和无耻无畏！　　 因为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原因，最早突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强调“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不是刘少奇，也不是别人，恰恰正是毛泽东！　　 早在　1960年12月30日　，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毛泽东就强调：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　　 “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这个说法，请注意：比刘主　席少奇　先生整整早了两年！　　 对此，还有那明知如此的无耻之徒，竟然信口雌黄：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述，最早突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框框的是毛泽东自己。早在　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就曾说过，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　　 　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则，毛泽东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提到上述看法的，刘少奇却是在中共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面向全党公开提出这个尖锐的看法。这势必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二则，毛泽东讲错误可能是“三个指头”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而刘少奇讲这番话时毛泽东已经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时再讲“三个指头”在毛泽东看来有泄气的嫌疑。　　 ……　　 毛泽东虽然在1960年底也曾明确提到了“人祸”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考虑到上面提及的两个因素，毛泽东对刘少奇借农民之口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肯定是不满的。薄一波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曾对刘少奇的上述讲话作如此评论：“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何云峰《七千人大会上党内高层的分歧》）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毛泽东文集第8卷》有关《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的　注释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节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至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在北京召开。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上听取汇报时插话，这难道还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吗？！！　　 　 　 把毛泽东竭尽全力力图避免和挽救的“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移花栽木影射成为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把始终如一地同“左”倾错误进行着艰苦不懈斗争的毛泽东，李代桃僵模糊成为“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始作俑者；　　 “八国串”反毛的如此所作所为，绝不是因为他们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这几位领袖有什么特殊好感，这才故意偏袒和抬高他们，而只是这些“八国串”深知：　　 其一、当今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从总体上达成社会共识，只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牢不可破，人民迟早也会清算贪官污吏、奸商文痞和卖国贼的祸国殃民罪行。　　 其二、当今中国，唯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从从总体上实现中国人民的统一意志，只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就能形成整体优势，就不可能分裂崩溃，就必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所以，只有通过抬高他人、贬低毛泽东，实现魔化毛泽东，才能动摇中共和人民的毛泽东思想信念，由此，　　 一是、实现否定或演变中共，彻底摧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变成剥削阶级无拘无束的天堂之目的。　　 二是、实现演变、搞乱和肢解中国成为国际资本主义附庸，永不能发达强盛、任凭国际资本剥削掠夺之目的。　　 只有这样，贪官污吏、奸商文痞、卖国贼和各资本主义列强才能从中获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也为了自己子孙的前途，善良的人们啊，必须提高警惕呀！　　 　 　 我们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也绝不是要借故贬低刘少奇等这几位领袖，因为他们的失误，那也是为国为民奋斗中的失误！

毛主席在　1959年4月29日　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回望远去的“大跃进”年代，每想到河南省千百万勤劳朴实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满足城市用粮、工业用粮，向国家多卖商品粮，他们不辞劳苦、勒紧裤带，忍饥受饿的情景，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干部，在热情与自信的燃烧中，没把毛泽东同志向他们敲响的警钟（《党内通讯》）当一回事（有的人就不知道），以致一年以后，由他们酿制的苦果，把全省人民带进了大饥荒的困境。他们有错、有罪，应该受到惩罚。而且当时就受到了惩罚。就因此该把“大跃进”当作共产党的恶行、当作毛泽东的罪行，没完没了地声讨下去吗？　　 我至今认为：“大跃进”用哲学的观点审视，是科学的（孙定国、艾思奇两位哲学家亲自到郑州市、登封县论证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它是革命的、激进的；再用实践检验，也是成功的。不“跃进”，就没有新中国；不“跃进”，新中国就立不住；不“跃进”，新中国会永久失去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机会；不“跃进”， 就没有大庆油田；不“跃进”，就没有红旗渠和千计万计的大、中、小型水利设施；也不会有昆成铁路、南京长江大桥和攀枝花炼钢厂；不“跃进”，就没有当今的刘庄、南街村、大寨、华西等闻名世界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大都是人民公社的产儿。不“跃进”，就会被帝国主义摆布蹂躏。现在执政的领导人，不也说 “要跨越式发展”吗？　　 总而言之：由河南人和河南人民发起，被毛泽东认可、推广的“大跃进”，不是愚人的盲动，而是历史所迫，是毛泽东的英明选择，是一个硕果累累的英雄时代！否则，我们中国人没资格站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底气高歌《我是中国人》！　　 我愿以原河南省普通干部的身份向历史作证：河南人、信阳人、潢川人，在他们父兄的坟头上，在“5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中，没有人控诉共产党，没有人控诉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人控诉过毛泽东。恰恰相反，他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及时把饥饿的人群，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坏人，以及死官僚分子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他们面对面地质问吴芝圃、路宪文、梁德柱，为什么不传达、不执行毛主席在　1959年4月29日　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　　 我，一个在“大跃进”中挨过批斗、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的老兵坚信：“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画卷上很悲壮、也很亮丽的一页。我有幸经历“大跃进”的洗礼，感到十分自豪！　　 身为解放军大校军官（师级）的辛子陵（宋科），既要享受“大跃进”的成果，又要嘲弄、漫骂、诅咒“大跃进” ，我对他们这种不道德行为，只能以鄙夷的口吻说：“你们是狗咬吕洞宾！”　　 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省力气的办法，是在3755万后再加一个“　0”　 。 （正文完）　　 　　

1961年小麦上场的时候，潢川县召开了“党代会”。想起张时遇同志向全县新选出的党代表作报告的盛况，至今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在讲话过程中，每宣读完一个数字后，都会引发出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总共清查出XX个土改时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坏分子！（热烈鼓掌）　　 我们撤职查办了以梁XX为首的一伙死官僚分子！（热烈鼓掌）　　 全县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热烈鼓掌）　　 我们有XX个妇女有了月经，有XX个妇女怀了孕！（眼泪、呜咽，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还有一个数字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几个数字自相矛盾，不好确定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这很让我作难……　　 去年一秋一冬，由于死官僚主义者好大喜功，谎报丰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没给群众留足口粮，我们潢川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完全断粮饿死，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力不强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医院请教过几位医生。医生们说：要弄清这个数字，需要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做死前健康调查，和死后尸体解剖。而这是我们无力办到的。因此这个数字只好暂时悬着……　　 同志们！我多次说过：不要因为自己曾对饿死人负有责任，而有意缩小这个数字；也不要因为自己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斗，受过委屈，为了出气，为了给梁德柱同志（前县委书记）、路宪文同志（前信阳地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前省委书记）加重责任，而有意扩大这个数字。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梁德柱同志就是因为没讲真话，向党和人民讲了假话，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省直机关在反右倾中被下放的干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饭店。我们主要以撰写文章的形式，向大会、向中共南方局、向党中央，倾诉自己受到的迫害，检举揭发以吴芝圃（老同志）为代表的“当权派”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我们的文章不限长短，不限篇数，只要本人愿意登《会议简报》，就能以大号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总书记邓小平和陶铸、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头。　　 这次平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轻松，甚至很舒服。两人住一间客房，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张，还有象棋扑克牌，伙食有特供补助，省军区开仓库送来了蚊帐，每晚都有电影或豫剧招待。为时一个月的马拉松会议期间，只开过3次大会，审听吴芝圃同志的检讨。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500多名“右”字号干部全部获得平反。　　

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从武汉空军转业到信阳，到岗位没几天就担任了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 “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然而，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一贯教导，八路军、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没让我的头脑发昏。尤其是毛主席对党的高层领导表现的浮夸之风，及其潜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后在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讨论和印发文件，制止刮“共产风”外，他还打破常规，于　1959年4月29日　，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农村党支部、生产队、生产小队长写信，印发《党内通讯》，号召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直气壮地抵制来自省级、地级、县级、社级的高指标、瞎指挥。（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后面——端阳生注）这里，我先摘录其中的3段：　　 毛主席写道：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　　 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据后来党的高层会议（1962年中央7000人大会）简报披露，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被河南、四川等省委扣压，没有发到基层，有的省只发到县级。《河南青年报》总编辑崔泽东、副总编胡炜同志（已故），认为不能对新闻工作者封锁消息，才得以在全体采编人员中传达。听了毛主席关于“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导和警示，压在我心内的“老实话”一跃而发。我在多种场合冒然发言：　　 “你们河南人尽会吹牛”、“《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搞虚假报道”、“西平县亩产小麦7320斤是颗假‘卫星’”， “鲁山县马楼乡根本没有钢铁书记，让我空跑两趟，丁ⅹ副总编指责我没完成任务，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试办，但不该‘化’”、“在全省我只见过一个公社办得不错（指七里营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劲，有的还不如退回高级社，退回初级社”、“信阳地区上蔡县某乡政府的墙壁上，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洞三位同志画成狐狸和狼，是混淆两类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论，终于引来灾祸。1959年深秋，党内“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的崔总编（某领导说他一贯右）被指令下乡搞调查，副总编胡炜被送党校学习（保他体面过关）。我被共青团省委指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批斗会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党小组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决定“留党察看”，省直党委决定：“思想严重右倾，免于处分，下放劳动。”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机关500多名“右”字牌干部，被发配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大概是由于信阳地区“三面红旗”举得最高，有利于震慑、改造我们这些“右派”的缘故吧！（官僚主义者没有想到，正是由于把我们这么多“右派”发配到这个地区，他们吃了大亏）　　 当我和一部分下放干部到达劳动改造地潢川县不几天，就发现此地不大对劲，好像经历过一场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地干群自我描述）。群众见了我们不搭话，只喊：“妈吆！”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干部接到通知，紧急回县城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令：　　 “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和死官僚掌权，要向他们夺权！”　　 这真是晴天霹雳！在省城和“当权派”们争论了大半年的“形势问题”豁然开朗，我们“右”字号干部该翻身了。但谁也不敢猜测，翻身的那一天何时到来。没几天又接到通知回县城开会，传达中南局的决定：　　 省委书记吴芝圃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人民群众当面请罪（这个场面我亲眼见了）；原中共信阳地委，除副书记、专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树藩同志官复原职，其余9名常委（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统统请进临时看守所接受审查。全区地、县、社（乡）、队（村）四级政权、四级党组织全部一锅端，让所有下放到当地的“右”字号干部，一律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参加夺权斗争。下放干部（右字号）张时遇同志（原省农业厅副厅长）被指定为临时县委书记。我跟随张时遇同志到几个公社（乡），召开群众大会，把原公社（乡）队（村）干部，由武装战士从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众面对面的审查。主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事实，征得群众的同意，当场作出决定：或继续关押，进一步审查，或当场解禁，官复原职。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阳事件”引发的全国“5个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也可以说是，调查“大跃进”中饿死人事件。　　

你知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　 灾情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广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是信阳专区（18个县）。在18个县里，饿死人最多的县是光山、潢川县。我在潢川县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　　 你不是说饿死了3755万人吗？那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了。所幸我没有死，要是死在那个年代，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你都会把我统计到饿死人的数字里去的。因为多统计一个，你就能给毛泽东、共产党多增加一份罪责。今天，我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要和你理论一番“大跃进”，你不感到突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