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下台前做好人：经济政策调整背后

回顾共产党建国后的歷史，不难发现，几乎就是一部不停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发展史。收益的大头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小头和发展代价在农民、城镇市民、工人、知识分子、民企等等体制外不同阶层间按照对稳定的威胁性以“流转”分配，“朝叁暮四”的把戏下，以确保既有体制万年无虞

惠民利好政策不断的背后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结束后，随着更多会议精神的披露，意识形态向左“大逆转”态势明朗。

据悉，全会以《危机和挑战》为题，集中研究如何应对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倡狂进攻。全会提出面对国内国外敌对势力的联合，一定要加强两杆子——枪桿子和笔桿子的建设，决不能手软。特别提出全体党员面对危机和挑战要整顿思想。五中全会上，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议今后不再讲普世价值，不再讲政治改革。九名常委，包括温家宝都签了字。

2010年11月5日，政治局常委，新补选的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秋季学期第一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毕业典礼，他传达了五中全会的精神，喜欢直白讲话的他，做了核心总结：“思想整顿比‘十二五计划’重要”。

有评论称，此番“大逆转”，颇有为最近几年裡因温家宝屡次提出普世价值和政改，“倒温”派和“挺温”派的互相批判、有渐渐发展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前做一个快刀斩乱麻式“了断”的意味。

五中全会后，在意识形态“向左转”的同时，政府频频出手，向农村、农民工、企业煺休员工、城市下岗工人在内的弱势群体利好的民生政策接连出臺：

12月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确认，2011年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建设规模或将高达1000万套，相比2010年的580万套，增长72.4%。而计划新增的420万套住房中，公共租赁房将佔主要部分。算下来，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或将达到1.4万亿元，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力度显着加大。

12月1日，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近叁年学前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会上强调，各地要抓紧製定学前教育叁年行动计划，对于叁年内基本缓解入园难问题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

12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2011年1月1日起，继续提高企业煺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幅度调昇10%左右，全国月人均增加140元左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央行再次上调存贷款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0年12月26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準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準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準利率相应调整。说来加息也符合中央的“民生”。CPI处于高位，负利率持久，居民财富被严重掠夺，还导致通货膨胀。因此政府通过加息给予百姓补偿。

12月20日，发改委手中有一份关于药品价格下调的文件“曝光”，主要针对307种国家基本药物中的658个品规，下调幅度最高的达到87.59%，最小幅度低于10%，平均幅度为40%左右。如果该文件付诸实施，将是国家实施医改、制定基本药物目录製度以来，第四次大规模降低药价。发改委价格司的相关人士证实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但具体会不会下发，以及确切时间尚不清楚。”

国务院医改办也表示，到2011年底，全国基本药物都将集中采购、统一配送，进一步控製药价在居民可承受的範围内。

如果说“向左转”是无私的惠及民生，向民生倾斜也无可厚非。但政府此时连连出手向弱势群体“示好”的大背景是：权贵敛财模式和既有财富安然无恙，国进民煺，房价高涨，物价飙昇，通胀严重，房产税唿之欲出令中产阶级和工商知识分子等精英层的财富被压榨到几乎破产之际。

这种“民生大跃进”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模式?是不是能根治当前中国社会权贵当道、贫富分化严重对立的“灵堂妙药”?

答案很可惜不是。这一番的示好是“好施小惠、不行大义”的继续，也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维稳以保护这部分人能继续富下去的昇级版论述。

经济调整以维护稳定为要务

中国近几年，以利益集团或群体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俨具雏形。

在权贵勾结的体制下，利益和权力高度捆绑在一起。权力被过多地集中，掌握权力的人成了最大的受惠者。出身好的功勛贵族们和出身未必好的官僚们，由于掌握权力，也就掌握了各种利益。权贵阶层们利用国家机器不断为自己聚敛财富。对权贵阶层来说，他们的主要利益来自于他们的权力，而不是来自于他们的俸禄和朝廷的赏赐，这样他们就丧失了勤政和廉政的动力。

这种体制下的惠及民生，并不是为了从根上解决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经济问题，更不是为了解决权力阻塞的政权体制等政治问题，而是权宜、是回避、是拖延、是得过且过。究其根本，是为了一时的稳定、为了既得利益群体能继续维持下去的一种“妥协”。

可以说，这是“稳定才能发展”的治国大思路下的另一个昇级版本：通过向部分严重有潜在破坏稳定大局的一部分准无产或者赤贫的弱势阶层“返利”，以保持权贵阶层能继续当道为前提的稳定。

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现在政府维持稳定的手法和清朝满人部族政权治理汉人类似——对不同阶层分而治之。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阶层世代香火旺盛，对读书人、对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同样是精神上高度压制，扼杀独立思想的生机，而对佔大多数的农民采用“摊丁入地”、“永不加赋”、取消农业税、改进基层医疗保健等等示好手腕，断绝开知识分子精英层和农工商等阶层精神上和经济诉求上的共鸣。

一言以蔽之，经济上的系列调整政策以维护稳定为要务。

先看清朝对读书人大兴文字狱。远的不说，当时府学县学的明伦堂都有“卧碑”，碑言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

这叁条禁令，几乎就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这叁大自由。说白了，清朝的“卧碑”禁令，就是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大名鼎鼎的才子金圣嘆，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被杀头。

而现在舆论更是收紧，完全掌控主流媒体之余，在民众舆情的主要发泄口互联网上，装绿坝、设置敏感词、无所不用其极的“和谐”掉不和谐的文章。异见人士、维权人士在现实生活中“被消失”、“被犯罪判刑”更是屡见不鲜。

在长期严酷的思想统治下，清政府通过非常有限的开放政权，用科举给读书人一个不大不小的希望，恩威并使，从而管住读书人。而如今，除了把不听话的高压管制住外，同样是把听话的知识分子纳入体制内“喫香的喝辣的”，使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犭儒化”，沦为御用文人和“吹鼓手”，分得一些政治和经济权益上的好处。

实际上，无论是如何分而治之，统而管之，仅凭一个部族、一个党的私心，临时造作是注定不能长久的。清朝的“惠民政策”看似不错，运行下去却向着政策相反的方向走。清朝“地丁合一”的减税政策出臺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媒体上高调宣扬的免除农业税，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早就没有了农业税，甚至对农业都有补贴的对比下，显得苍白无力。更不要说，化肥、种子等农基材料的涨价和通货膨胀把这一微薄的获益转身就用另一种看不见的方式拿走的现实。

黄宗羲有个经典的论述，说中国歷史上所有减税政策，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农民负担一直在增加。因为虽然统治阶层中很多头脑清醒的人士清楚地意识到，统治者也就是权贵阶层应当控制自己的贪欲，对被统治者的榨取应当适度，才能够保持长期的生态平衡。但是问题在于，对于很多更加贪婪的权贵们和很多新兴的权贵们来说，他们显然还没有捞够，因此是不会罢手的。即使这些人个人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现实中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捞取不当利益的机会。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作为个体来说无论是捞还是不捞，整体情况不会变化的，这是个制度问题。既然如此，他们还是照捞不误算了。

而且，专制体制下，对有思想独立基因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必然是存心压迫。专制下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就造成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言，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沈，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于是民变四起，屡僕屡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