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稳费用超过军费，钱花哪儿了？

《大事件》特约记者曹育敏／包括驻京、外包和“销号”，地方政府对于信访的恐惧，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维稳“市场”，各色寻租者、掮客、打手于其间觅食。无论驻京办、保安公司、信访局官员，在这个寻租场利益均沾，维护并扩大了“维稳”之饼。随著这个“市场”的扩大，即便与“维稳”无直接关联，亦可以“维稳”之名，行“寻租”之实

中国维稳的真实开销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解不开的绝密数据。仅据中国财政部在2011年“两会”上公开的数字就让人瞠目结舌：2010年中国的公共安全经费上涨了15.6％，为5490亿人民币。而去年中国的国防开支为5334亿人民币。

财政部的报告还说，2010年的国内公共安全经费超过预算6.7％，也就是多花了346亿人民币。

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预算中，公共安全预算开支为6244.21亿人民币，也超过了预算为6011.56亿人民币的国防开支，维稳经费比医疗保健、外交和财务监督三方的预算加在一起的总合还要高。

每年的维稳经费竟然超过军费一两百亿！这个惊人消息一经披露，立即被口诛笔伐。

这是上面的全局性的数字。下面基层的维稳经费情况如何？还是以广东省云安县为例。这个粤西农业县是“吃饭财政”，总人口31.7万人（非农业人口为8万左右），2009年GDP为40.32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99亿元，每年上级财政会拨款约8000万元。即便如此每年仍有专门的维稳经费，如2010年县中心获60万元，镇中心约28.8万元，村工作站3万元以上。此外还有固定资产投入：2009年一次性投入100万元，用于8个镇的镇中心购买面包车、摩托车、电脑及办公桌椅等。

云安还实行地方政府普遍认可的“以奖代补”政策：村工作站处理好一件事，奖励50-100元；镇中心处理一件事，奖励200-300元。如果全年没有发生不稳定的事情，更要重奖。

“如果发生一例到北京上访的，起码就要花2万元，甚至远远不止。”王树雄说。

一旦有人入京上访，地方政府起码有三种“花钱买平安”的方法。一是自己派人在北京截访。长期以来，这项工作以驻京办为枢纽，地方政府以及法院等都花费人力物力在京驻守。刘华四次来京上访，三次都是驻京办派人将其送回家的。

一位基层法院院长告诉《财经》记者，当地法院的年轻男性法官，都得轮流驻京，主要任务即去最高法院信访室截访。

但驻京办引起首都管理和行政秩序的混乱，导致中央裁撤。驻京办被裁撤，显然提高了地方政府派人截访接访的成本，使得第二种方法更可取：将截访外包给保安公司。以安元鼎公司为例，即曾和19个省级政府有关部门签订了相关截访合作协议。保安公司为地方政府截拦、关押、遣返访民，每个项目都有明确收费细目，包括：稳控费每人200至400元、强制费每人200至 400元。护送费的细目则按交通工具、护送人员和距离不同，收费不同。

如果截访失败，访民影响已成，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那么地方政府需求助第三条路：“销号”。

上访者在上级部门申诉后，信访部门会备案留底，此谓之“号”。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到京上访人数河北省位居全国第一（15700人次），河南省第二（5700人次），辽宁省位居第三。但2009年后，相关部门变更规则，对正常上访不再通报，只通报“非正常上访”人数，每个月进行一次全国大排名，并下发到省级党委与政府。

这些排名与地方政府的考核挂钩，但只要花钱“销号”，则无碍政绩。

包括驻京、外包和“销号”，地方政府对于信访的恐惧，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维稳“市场”，各色寻租者、掮客、打手于其间觅食。无论驻京办、保安公司、信访局官员，在这个寻租场利益均沾，维护并扩大了“维稳”之饼。随著这个“市场”的扩大，即便与“维稳”无直接关联，亦可以“维稳”之名，行“寻租”之实。

观察家指出，截访、外包和销号的灰色市场之所以存在，一大原因在于维稳体制本身。以信访为例，在信访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或“截访”，或“销号”，信访本应承担的“下情上达”功能近乎失效。

从信访制度设计之源求证，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微妙，其定位本身即蕴含悖论。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的梳理，1982年《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通过，一方面突出安定团结的秩序诉求，要求把矛盾留在基层，另一方面，作为中央制约基层政府的手段之一，它又在某些情形下鼓励访民“依法抗争”。这两种目标之间的冲突，使得信访处于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中央政府一方面希望能有一条群众线路监督地方，因此坚持信访制度；另一方面，却不想因此影响中央工作，因此要求地方政府严控信访，将“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并消化在基层。在这种以“堵”为主、不拓展梳理通道的思路下，一旦发生不稳定事件如集体上访，地方政府只能求助于非常手段。（《大事件》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