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打破“越维却越不稳”的怪圈？

《大事件》特约记者曹育敏／政府维稳的最突出难题就是如何面对民众维权？北京大学教授黄宗良认为，维稳和维权，表面看似乎对立，但如果政府维稳能从根本上解决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群众维权也就能在维护权利的同时维护大局的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在政治和社会上的负面效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而“稳定压倒一切”对经济也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北京政治评论家马立诚在浙江听到当地企业家发牢骚说，现在一些官员稳字当头，什么都不动，改革停滞，影响了生产要素流通。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劳动力都不能正常流动，导致企业空心化，员工流沙化。有位企业家慨叹道：胡耀邦时期有一句话，“可以犯错误，不能不改革”，而在今天有一些干部口中却变成了“可以不改革，不能犯错误”。

更严重的是，动用包括“国保”在内的暴力机器维稳，使所有人都产生了不安全感。中产阶级大量转移财产、不惜转到海外，就是明证，这不但使经济发展基础抽空，使社会和谐变成社会冲突，加剧贫富两极对立，而且使官民矛盾激化，暴力流血事件层出不穷。

“稳定压倒一切”对心理更产生重大摧毁性影响。一位署名“木然”的作者，在网上撰文指出：维稳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可以估算的成本，而维稳的社会心理成本却难以估算，“心理收益只能是负收益。维稳的结果表面上是维护了稳定，却不知每一次的维稳都是对社会成员的巨大的心理伤害，几乎每一次维稳，都在相关社会成员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作者说，这是因为，维稳采取的是机会主义或实用主义路线，出了什么事先压下来再说，只要本届不出事，下届出事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正如法国路易十四那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权力者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心态，其后代会死得更惨。“官一代死了，不能让官二代陪葬。官一代如果真为官二代着想，就得改革。要充分认识到《人民日报》所说的，维权才能维稳，维权就能维稳。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的维稳，会导致社会表达方式极端化、行为极端化，社会就会用暴力来对抗暴力，革命就会代替改革。”

“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如何打破呢？

这个问题，海内外有识之士其实早就有非常明晰的答案。用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话来说，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

择其要者，可以“法治”二字概括。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是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司法体制改革却进一步，退两步，原地徘徊。

分析人士都指出，要想社会真正稳定，首推司法体制改革。公正、高效、具有公信力、能制约公权的司法，是社会的“减压阀”。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使得法院真正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社会冲突亦可纳入法治轨道。

其次，应当逐步扩大民主。大如政府换届，小如水价增降，公民参与听证，选举有权，表达有道，不稳定因素，自然可去之大半。

再次，执政党应当转变执政思维，增强执政能力。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现代社会的社会冲突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必然现象。对此，一方面，政府自我制衡，不越界，不违法，不制造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放开民间组织，培育公民社会，一旦起了冲突，有法院独立审判，有非政府组织独立调解，自然安定团结，社会稳定，长治久安。

政府维稳的最突出难题就是如何面对民众维权？北京大学教授黄宗良认为，维稳和维权，表面看似乎对立，但如果政府维稳能从根本上解决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群众维权也就能在维护权利的同时维护大局的稳定。（《大事件》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