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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可真是敢说:现在的中国很民主

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杨振宁日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并称自己是个保守的革命者。

今年9月,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杨振宁传》。台湾作家江才健于2002年写就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最近也在大陆公开出版。在杨振宁的两本传记相继出版之际,《中国新闻周刊》对杨振宁进行了专访,于10月28日刊发了杨振宁专访内容。

杨振宁说,而这两本,比较像西方的写法。“《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是物理学教授,他的物理知识很多,又读了大量的文献,对我的工作有很多详细的、半通俗的描写。江才健的好处是,他在美国访问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时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如果把这两本书加起来的话,我人生经历过的,有80%都在里头了。”

杨振宁说:“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杨振宁把自己的健康长寿归结于“幸运”,他说他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所以“这一辈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更幸运了”。被他称为幸运的,还有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比他年轻54岁的妻子翁帆。杨振宁用自己的晚年生活来诠释的这段“不对称”之美,似乎比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更让世人惊奇。

说起和李政道的关系,杨振宁说:“我跟李政道的关系是很长、很复杂的一个关系,这里头有学术的关系,也有感情的关系。不过大体上是怎么回事,这两本书里面都已经有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不过我不觉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错误的事。”

中国现在很民主

6月,在邵逸夫奖颁奖仪式上杨振宁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对科学的推动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对此,杨振宁谈到,当时有人问,一个民主的政治和一个不民主的政治,对于科技的发展,哪个来得快?“我想,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研制出原子弹来,虽然中国(实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

杨振宁说,“一般人的印象,以为竞选就是民主,但这只是民主的‘一个’解释。我认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这里面发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总账,今天13亿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对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民主。”

1999年5月,在杨振明的荣休学术研讨会上,杨振宁的好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曾称杨振宁是“保守的革命者”。

杨振宁说,“他说得非常对!当年发现了‘宇称不守恒’,这不是物理学的局部问题,而是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时,我又是比较保守的。比如,清末民初,钱玄同和傅斯年发表文章说,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汉字导致的,因此他们主张废除中文,要用拼音文字,对于这样的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总的来说,我的确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

另外,目前中国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风气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观态度,认为即使再过很多年,中国依然没有人能够拿到诺贝尔奖。对此,杨振宁说:“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我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点是,社会上风气不好,作假很多。这个风气已经从商业领域蔓延到学校、科研机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很复杂的问题,但这是不是就会阻止中国科技的发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处,我认为肯定是有。”

“第二点是关于资金的分配。国家现在有些钱了,在资金分配的问题上,吵得很凶。这方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现在忽然有了很多钱,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个难题。可是因为有这个问题,就要将中国科技发展置之死地,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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