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后 习李可以出三招改革

中共十八大后，如果最高层能沿着十六大初期的路线，主动与人民形成合力，大胆启用一些敢作敢为的中间力量，集中精力从中间环节的改革入手，将各个领域出现的问题，通过制度化的探索去解决，那么中国的转型和改革，或许就会变得更加顺畅一些。

中共的困境和出路——改革还有戏吗?

包观

最近吴敬琏再次譔文警示：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煺出。

吴敬链的这一番话，其实也正是此前部分政经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已死”论断的另一种说法。自进入十七大后，随着 “胡温新政”光环的褪去，物价飞涨、房价翻番、言论禁铟，以及既然利益集团越来越明目张胆地上下勾结，对权和利进行内部分肥，“改革已死”几成学界的基本共识。

这种观点认为，在1980年代，中国上上下下确实有一种改革的共识，改革的结果基本上是属于“帕累托改善”，即“在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有人受益的一种社会变革”。“六四”以后，邓小平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之门。进入1990年代后期，“权贵”阶层初步形成，他们逐步垄断了经济成功的机会之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改革措施出台。至十六大胡温当政后，释放了最后一轮民众热望的“胡温新政”，以虎头蛇尾的方式收场，至此，热望被失望代替，亲民被维稳代替，“改革已死”，已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现实。

这种状态下，“不再有改革家，不再有改革;不再有开明派，不再有开放。空气肃杀，万马齐喑。改革已死，开放亦亡。中国出路何在?忧国忧民之士，还须上下求索。”

时下，随着社会言论禁锢的进一步加深，更多人以满清末期来看待中国现政。除了失望，就是民怨，似乎中国已经难逃歷史週期率。

但冷静观察，或许还有某种转型可能。以中国30年改革积纍下的巨大财富，以七千万党员精英纠纠的队伍，以民众渴望和平转型之基本社会心理，衹要把握得当，中共还是有机会带领中国走出转型困境的。

一、稳定最高层

很多人一提到反专制、倡民主，就对中共一党专制体制深恶痛绝，首先直指中共高层的集体领导模式，认为这是封建主义的变态延续，既不符合民主潮流，也不符合中共本身的建党和建国理念，“上不动则全身亡”，应当首先革除，代之以民主选举。但痛绝归痛绝，现实归现实，在没有强大的反对党的今天，谁也不能否定中共作为执政党仍然牢牢掌握着中国党政军这叁把国之重器的事实。这是不可忽视的基本现实。要想让中国实现和平转型，就必须面对这叁把重器，就必须面对中共仍然牢牢掌握中国命运的现实。

衹有最高层稳定，中国社会才可能具备和平转型的条件。那种直接掀翻最高层面的改革，除了图一时之快外，恐怕再无任何益处。首先会遭到中共高层无论是出于自身利益，还是党国利益的反感和反对。任何这类改革要求，会首先引动执政党最强力的怀疑和反对。

也衹有最高层稳定，才能对中下层的腐败形成压力，使处于中间环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始终处于一种有可能被打压的状态，也就有机会通过社会改革，去首先革除中间阶层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盘剥和伤害。

二、与人民形成合力

先说明一点，这有可能是与虎谋皮，端看中共最高层是否有此意愿和努力。作为一个大党，虽然中共肌体已经被腐败侵蚀，但我仍然认为，中共高层还是有改革意愿的，因为谁也不想做歷史和人民的罪人。即或是他们中间有人有这样那样的腐败问题，但到了那个位置，所考所虑，已不许他们只以个人家庭和集团利益为唯一考量了。

中共高层现在的问题是，中共高层也想消肿、去脓，但背的包袱太沈，其中有很多是他们替中下层官员背的。所以外面看中共，是个佈满脓包的肌体。

如果最高层想要化脓消肿，唯一的途径，就是甩掉中下层的腐败包袱，能够像十六大开初处理孙志刚事件那样，真正地站在人民的一边，与人民形成合力，先挤小脓包，再针对中间环节消肿、去污，那么，还有改革的可能和条件。

举国关注的重大反腐活动中，处于中间环节的腐败高级官员动不动被绳之以法(如陈良宇、刘志军、郑少东等案件。这些人背后都有不可低估的高层背景)，亦说明在社会的舆论压力下，最高层的统治集团，也会在必要时通过抛弃马仔等内部整顿手段来挤脓包和消肿。说明在确保对最高层持基本信任的情况下，最高层还是能够接受通过与人民形成合力，来达到制度改善的目的的。

对于民众而言，除了苦大仇深者外，绝大多数人都不想一夜翻天，那么，上下合力中间突破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如果能与人民形成合力，党的执政，就保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如果能坚定、切实地维护人民的具体利益，那么执政党的最高层，就会暂时延续和加固威权政治的影响力，赢得改革的时间和空间。

叁、中间开花

现在最疯狂的莫过于中间权利阶层对国民经济的剥夺——访民上访，没有一个是对着中央高层，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人会说，也许是他们的马仔惹的祸。但前文说过，即为马仔，就也有被丢弃的可能，要想继续执政，就必须与人民合力，要想取得民众信任，就必须先去脓消肿)。

无论是类似铁道部这样的部门怪兽，还是地方政府为了土地财政的疯狂强拆，都说明主要问题绝大多数出在执政的中间部门和地方政府。那么，改革的突破口也就在这裡。

这是因为，其一、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都集中在执政的中间环节，改革的机会、需求，也以中间环节为最。其二、由于政治改革的滞后，使所有领域的改革，哪怕是比如一个信访问题的解决，都会通向政治改革。中国改革30年最大的“成就”，其实正是兵临政改城下，已经到了所有领域的社会改革，都会马上延伸到政治改革层次的局面。这是一种痛苦，但也是一种机会。

现实也是如此，无论是十六大初期胡温新政时涌现的李金华的“审计风暴”，李毅中的“安监变革”，还是潘岳的“环保风暴”，仇和的“铁腕治吏”……，还是十七大后薄熙来的“重庆新政”，都在普通民众中赢得欢唿和热望。这正是中间环节进行改革、创造机会的体现。

但十六大期间个性官员的群体出现，与十七大后薄熙来完全凭个人奋斗唱独角戏又形成了鲜明对比：十六大时个性官员纷纷涌现，包括像由孙志刚事件而废除收容条例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是中共高层的采取开明路线，创造了十六大期间较为宽鬆的执政和社会氛围的结果。但十七大后，面对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中共高层突然收紧社会管理，个性官员就迅速消失，民众热情被冷却。薄熙来作为政坛唯一另类的出现，恰恰说明这是一种完全凭藉家庭背景的个人化努力，而并非中共开明氛围的延续。

但十六大前期个性官员和现今薄熙来得到的吶喊和欢唿，说明从中间环节进行改革突破，不管这个改革和突破是多么粗糙，都会马上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如果十七大时胡温持续十六大时期的开明宽鬆，让更多的个性官员在各个领域涌现，并且将由之带动的改革热潮向社会各领域推进，那么人民的欢唿就不会衹是冲着个人，而是会由衷冲着党的领导集体，中国社会也许就会是另一番面貌。

所以，十八大后，如果中共最高层能沿着十六大初期的路线，主动与人民形成合力，大胆启用一些敢作敢为的中间力量，集中精力从中间环节的改革入手，将各个领域出现的问题，通过制度化的探索去解决，那么中国的转型和改革，或许就会变得更加顺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