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自焚事件频发 背后的格尔登寺阴影

近日藏人自焚事件发生频率突然增加。2月3日，四川藏区甘孜色达县的3名藏人自焚抗议，造成1死2伤;2月8日，四川阿坝又有一名藏人试图自焚，但很快被警方带走，目前下落不明;2月11日，阿坝一名18岁藏族尼姑自焚。自2011年以来，中国自焚死亡的藏人数目已升至23人。从藏人自焚的地域来看，包括四川阿坝14人(其中，格尔登寺僧人12人)，西藏昌都1人，青海1人，四川甘孜7人，印度和尼泊尔各1人。不难发现，格尔登寺和甘孜地区最为集中。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违背佛教教义的自焚事件频发，说明海外藏独势力的手段已经走向极端化，而从自焚事件的发生地多集中在四川阿坝格尔登寺和甘孜地区可以看出，如果西藏问题是普遍藏人的问题，那么激进行为就不应该只发生在某个地方，因此将这一系列自焚事件看做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极端行为，也并不为过。

违背教义 有组织的自焚

就在2月3日自焚发生前，拉萨市委书记齐扎拉以及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刚刚强调过藏区维稳问题，并告知自3月1日起，凡进藏人员，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方可进藏。由于藏历新年(2月22日)将至，西藏“3•14事件”周年临近，显然藏区稳定已经成了当前藏区政府的首要政治工作。中共党媒《环球时报》2月2 日还发表社评称，中国藏区最近几年出事的频率的确在增加。

在藏传佛教中，禁止杀生是根本戒律，从来没有主张自杀、杀生的教义，更没有教唆他人自杀、杀生的信条。但是自2011年以来，大陆连续发生了19起藏人自焚事件，且年龄大都年轻，甚至有18、19岁的青年。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的僧侣甘冒杀生之罪，付出自己的性命呢?为何自焚的僧人和还俗僧人大都是格尔登寺弟子呢?

据了解，阿坝县共有42座寺庙，5,226名登记在册的僧人。据阿坝县宗教局工作人员青泉介绍，自焚僧人有一些共同特点：年轻，文化水平和佛学造诣低，思想观念不成熟，是非辨别能力弱，几乎都是格尔登寺办学校“教育”出来的。

阿坝县宗教局副局长哈俊称，“狂人之群”(一个制造系列自焚事件的格尔登寺僧人组织)4名成员，2011年3月2日就提前进行了“3•16”自焚拍照、买油等工作分工。事件发生2小时后，“挪威西藏之声”、“美国之音”等就播出消息、播放视频了。显然这是一种有预谋的自焚行为。

自焚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为自焚者举行了一天的法会，为自焚者祈福。事实上，达赖喇嘛作为流亡藏人领袖，为那些付出生命去追求他所希望“回归”和“自由”举办法会，为死者超度也在情理之中，对死者表达哀悼亦并不为过。但是主张“非暴力”的达赖喇嘛更应该以宗教长者的身份，向生者明确传达出坚决制止用这种极端方式进行抗争的意思，防止更多的藏人采取自我牺牲的方式抗议。

然而，在超度和哀悼的背后，西藏流亡政府却并没有对这种罪过深重的自焚行为给予坚决的制止和强烈的反对，反而在阻止悲剧发生上表现出无所作为，这显然不是一个自称不赞成这种方式的行政首脑所应该有的反应。他们对僧侣生命表现出的“不珍惜”，使人不得不质疑，这一系列自焚事件背后有一只来自外界的透过登格尔寺的“无影手”。

格尔登寺与中共积怨颇深

就在中共官方对藏人自焚事件表示“西藏僧侣自焚现象应该受到谴责”之时，17岁就流亡海外、现年69岁的第十一世格尔登仁波切则认为，2008年拉萨“3•14事件”是个分水岭，之前中共在西藏自治区内严控，之后扩大到安多地区，这种高压政策是导致格尔登寺自焚频发的直接原因。

在格尔登仁波切看来，格尔登寺与中共积怨颇深。他说，共产党1935、1936年路过阿坝、嘉绒、还有康的一些地区，当时就住在阿坝格尔登寺的大殿里，大殿里供奉的佛像、佛经、佛塔，都受到严重的破坏。该寺的僧人也有被红军打死的，那些壁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遭到破坏。1958年共产党在藏区推行针对寺院的“四反运动”，藏民与汉人发生过冲突，那时出家僧人被僧团规矩所限，没有暴动，但格尔登寺的僧人受到了很大冲击。之后，格尔登寺遭遇了拆毁、重建，但规模大幅缩小，而且成为共产党重点监控的对象，这对寺院和僧团打击很大。因此，格尔登仁波切将藏人自焚归咎于中共当局。

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总理洛桑森格8日就自焚事件也作出反应。他说，生存是人之本能，但中国的藏人却选择放弃生命，其原因是由于北京对西藏的占领令人无法忍受。

但是，格尔登仁波切和洛桑森格的这种怪罪似乎很难站住脚。

一方面，要区分藏人自焚事件中关于“西藏独立”的诉求是部分藏独分子提出的，还是由于中共在当地实行的“灭绝性”政策而引起的藏区普遍民众的反弹。可以看到，尽管这些年藏区出事的频率在增加，但大都集中于一两个地方，而藏区其他地区则实现了历史性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各项保障与改善。

从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建设投资逐年大幅增加可以看出，中共在地区经济上给予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当然，这也是中共用经济投资换取地区稳定的一贯手段。实际上，这种手段对于在历史上长期贫困的大多数藏区民众来说并无不妥，生活水平提高，尊重原有的传统习俗，是他们最希望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藏人的生活并没有到因为有巨大的仇恨、需要革命的程度，也并不是普遍藏区都愿意在没有受到极端压迫、甚至生活条件更好的情况下，进行这种“自焚式”的极端反抗。

另一方面，格尔登仁波切尽管对中共充满怨气，但是他鼓吹自焚者是“民族英雄”、“自由斗士”，以此教唆佛门弟子自焚自杀、轻贱肉身，从而制造声势，这种行为不仅违背宗教教义，也是违背人类良知的。除了部分盲目的追随者之外，当地僧俗民众都十分反感这种极端化手段。而对于藏独组织而言，越是极端化，就越是偏离于原有的支持基础，最终也不会影响或改变中央对西藏的政策的态度，更不会达成自己的诉求。如果海外流亡政府还是用这种方法去宣示自己的立场，只会让自己的“合法性”有所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