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谈到文革 实批薄熙来个人专权

【多维新闻】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在记者会上回答王立军事件提问时，出人意料地提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总结文革教训的重要文件。这一提示对看清薄熙来问题的关键深具含义。但之前温家宝也在重庆唱红最热期间提出警惕文革，所以一般认为温家宝是借文革批薄熙来的“唱红”。但了解中国政情的人士指出，温家宝此番批判绝不是简单地针对重庆唱红，而是对薄熙来个人在重庆专断专权，破坏中共集体领导原则的批评。这也说明了薄熙来在十八大前被去职，症结既不单单因为王立军，也不是唱红打黑太张扬，而是薄熙来个人的党风问题所致。

屡提文革有深意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先后两次提到中共中央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且他更两次提到要汲取文革的历史教训，或者说文革的悲剧。第一次是在回答有关政治改革的提问时，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

第二次就是在回答有关重庆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他突然强调：建国以来的现代化建设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地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看似有些突兀的表态其实在温家宝身上早有体现。

去年4月23日，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特意会见来自香港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温与吴单独会谈一个半小时并同意吴公开他的讲话。在那次会见中温家宝说，当前中国有两股势力令人不敢讲真话：封建思想遗风和文化大革命荼毒。这段话传出后一时引起海内外极大反响，不少媒体将其解读为是对薄熙来在重庆唱红的不满。有媒体认为，温家宝间接地批评了薄熙来鼓励当地居民吟唱毛泽东时代革命歌曲、让当地官员和学生下乡，从而恢复毛泽东精神的运动。此前重庆唱红打黑亦被有些评论大骂“文革”复苏。但这些解读大都流于表面化。

熟悉中国政情的分析人士指出，联系温家宝屡谈文革，不难看出是隐指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为，绝不是批唱红如此简单。首先，在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因唱歌垮台的官员。唱红也好，打黑也好，这些都是形式，并不重要，即使薄熙来高调引发“蛋糕争论”也非什么大的原则问题，中共从来都是要看其背后的性质和动机是否会对党的纪律、肌体造成损害。薄熙来从大连到商务部，再到重庆，可谓仕途跌宕。特别是在商务部时，曾有人预测他会是下届总理的候选人，但之后却被“打落” 到重庆，前途一下子黯淡起来。因此他在重庆“背水一战”不顾一切的高调推出唱红打黑以及重庆模式，希望为自己的仕途再做一搏。其实这也算不上大错，其分水岭在于你是出于公心，还是掺有相当的私欲。薄熙来从唱红打黑，到分蛋糕的共同富裕，重庆所紧扣的关键词“和谐”与“共富”，无不踩着中共发展的节奏点，每一步都可以看出是经过精心策划和深思熟虑的，其本质就是想带着成绩去中央“敲门”。这就容易被演绎成“野心家”，解读为“投机”，而触犯中共党内规则的大忌。

其次，唱红从提出到现在，历时已三年有余，倘若中共对唱红不满，必不会容忍这种高调的行为延续至今，而且2010年习近平到重庆市调研时，对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了肯定。其他曾去重庆调研的政治局常委，也无不观看了“唱读讲传”，并对其给予肯定，如此看来，中央对唱红本身并无意见，否则以其一贯政治高度集中的做法，早就对此活动进行了或明或暗的制止，不会让唱红在全国遍地开花。

独断专行 破坏党规才是要害

回顾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看到，决议在总结文革产生的原因时说：“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直指个人专断是导致文革产生的重要因素。

而在吸取文革教训，防止文革再起的段落中强调：“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从上述两段内容，可以看出，决议的核心是要防止“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避免“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而薄熙来的行为，恰恰是触动了这一点。分析人士指出，薄熙来的确是个有相当能力的人，从大连离开时，市民恋恋不舍，到商业部亦成绩可圈可点，再加上会用人，身边聚集了不少心腹。特别是到达重庆后，整个领导班子几乎完全以他马首是瞻。据重庆本地的媒体记者和民众向多维新闻指出，薄熙来在重庆领导班子中非常强势，基本是说一不二、呼风唤雨，包括市长黄奇帆在内的其他官员只是薄熙来的一个执行者，当有不同意见时，领导班子其他人也很难说服薄熙来改变主意，重庆已经变成了薄熙来的“一言堂”，他的个人权力和个人崇拜在重庆时期达到了顶峰。在重庆的现任领导团体中已经看不见中共的“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已经十分明显。

而这也同时导致了他私欲的膨胀。从他过去的做法来看，包括组织学者高调讨论重庆模式，包括组织唱红团到北京唱红等行为，都可以看出薄熙来在有意将重庆打造成一个独特又独立的小王国，然后携此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要官”。此前外界也曾有言论把薄熙来比照拥兵自重的“平西王”吴三桂。这样的割裂性政治组织的存在，显然是与中共讲究“高度集中”“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和纪律相悖。

分析人士指出，温家宝以文革，以中共决议来敲打薄熙来及现任重庆领导班子，也反映了中共一些高层的担忧。温家宝并非就指薄熙来在搞文革，而是从薄一有“野心”，二有无人监督控制的“专权”，当年文革兴起的土壤已经具备。加上目前民众还很难清晰分辨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封建回潮，很容易被有私欲的领导者利用。一旦有人“挟民意以抗中央”，后果难以设想，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又将重演，特别是在经济面临“软着陆”时期这种危害也更大。由此看来，薄熙来的去职，既不是完全因为王立军事件，也不是因为重庆模式中的缺陷，而是薄熙来个人的党风问题。王立军事件只是让中央有了一个借口而已，而且目前只薄熙来被免职，这也至少说明他个人问题多于重庆“集体领导”的责任。

由上述分析也可以进一步得出，如果薄熙来的下台确实是由党风问题所致，那么关于对薄熙来的处理就不会是太简单的问题，可能现在还只是个开始。

(陈斐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