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共高层真正恐惧的是革命

在前苏联鼎盛时期，南斯拉夫党内异见人士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曾把共产党的领导层称为”新阶级”，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对财富的拥有，而是基于对财富的控制：所有的国家财富尽由他们掌控。

有这么一则未必真实，但还合体的关于勃列日涅夫的传说，说他带着出身贫寒的母亲参观他的住所，向她展示他收藏的大量外国豪华车、富丽堂皇的别墅以及精品美食，然后问他的母亲有什么感想，他母亲回答：”一切都非常好，但万一布尔什维克回来了怎么办？”

尽管这个故事中关于财富和生活方式的部分对中国的”太子党”来说已经不再是传说，中国的”新阶级”现在想要的不仅仅是控制了，还要加上所有权。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党委书记薄熙来三月的倒台起因是腐败，没有什么中国人认为这是一起例外。

为什么财富的所有权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那么重要？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领导人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确定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

这看来似乎有些奇观，既然中国已经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持续放缓，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的预测也不绝于耳，但中国领导层对财富的拥有并不只是经济原因或贪婪，而是”政治上的风险对冲”。

中共领导人们一直谨遵邓小平的信条：他们能持续掌权靠的是经济发展。但是即使是在中国，在经济放缓的困难时刻这种基于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也可能被动摇。因而，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海外，让自己的子女到国外受教育——也就是让自己的资产全球化——是中国统治阶层”新阶级”希望对冲政治危险的一种方法。（根据一项官方估算，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已有至少1200亿美元非法转移海外。）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当年很有自信，因为他们不仅打赢了内战，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岛上，还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严密的共产党统治体制；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通往社会主义未来的蓝图；牢牢掌控着军队。

但在60年之后的今天，除了党还指挥着枪这一点看来未变，那种自信心却日益减弱。

在文革中，红卫兵告发党领导和干部的做法削弱了党的威权和合法性。党的不安全感又因为邓小平（在实际操作中）拒绝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进一步加剧。在追逐增长的比赛中，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外衣被扔掉了。

尽管目前党员人数已达8千万，但大多数人入党都是为了仕途，却不是理想。现在中国各地每天都有大约500起反贪官或地方当局的独裁而举行的抗议、示威，甚至是暴动，常常是以武力被镇压了下去。盲人人权倡导者陈光诚受到虐待，并寻求美国的保护只是许多这样臭名昭着的案例之一。让毛泽东在五十年前搅动起来的社会正在象开了锅的水一样咕嘟冒泡。象党的领导人之一薄熙来家族利用关系，控制重要经济部分，以此积累起大量财富，这样的故事让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相信腐败已经渗入到最顶层。

薄熙来今年3月被免职不仅是因为巨额腐败，还因为权力交接的问题。薄熙来高调树立起”重庆模式”，这个模式的特色是”打黑唱红”、提供廉租房和其他社会福利。对一位有着人格魅力的”太子党”来说，这种民粹路线也是受欢迎的尝试，为的是能确保他在今年下半年举行的18大上能进入政治局常委。薄熙来可能还想争当习近平的角色——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

1976年去世的毛泽东亲自挑选了他的接班人。1997年去世的邓小平选的是江泽民，然后隔代指定了胡锦涛。胡锦涛不是革命前辈的后代，也不是邓小平那样的改革的总设计师，他没有指定接班人的特权。低调的习近平是类似薄那样的太子党，他在闭门进行的竞争中成为赢家。他没有体制化的合法性，也没有政治老人帮他”扶上马、送一程”，对薄熙来而言，他可能被看做是一个容易被取代的目标。

在未来几个月，党会利用所有的宣传工具来修复已经受损的领导层的团结形象、强调党的纪律、弥补薄的倒台带来的全国性的消极影响。他们可能会用薄的妻子，中国的”麦克白夫人”谷开来被控谋杀来分流一些批评之声，但中国的”新阶级”成员仍然会担心，中共精英阶层贪腐现象的曝光之后，”布尔什维克回来怎么办”的恐惧也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