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雨：六四过去二十三年 中国有何改变？

朋友的一位九0后的儿子去年秋天从中国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来到多伦多读大学，不久前他忽然问我：“什么是八九民运，六四镇压又是怎么一回事？”经他这样一问，我忽然醒觉，一九八九年发生在中国北京的那场被当局称之为“动乱”的事件一晃已经过去二十三个年头了。由于那么多年来的那种并非正常的新闻闭锁，令到一些有机会来到海外的年青人难免会对之产生好奇心。在当今的中国内地，年青人要了解这段历史，年长者要重温这一事件，也唯有象陈光诚翻越东师古村的“围墙”那样，去翻越由方滨兴老师研发的“长城防火墙”，才有可能从“外面世界” 的网站上得到这方面的讯息。

中国的执政当局不想让大众百姓接触到有关二十三年前的那一大事件的资讯，原因何在？说穿了，也不过是为了那两个字“控制” 。就象不久之前中国驻加使领馆发布签证新规定，要求持加国护照的中国原居民回国探亲必须具备邀请函一样，都是出于一些不太上得了台面又没有说服力的原因和理由。

作为一场发生在中国曾经轰动了整个世界的大事，当局想方设法要将其从历史记忆中抹去，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其效果也不能说没有。然而与生活在内地的人相比，无数生活在“铁幕”之外的华夏儿女却没有忘记这件大事，他们仍旧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每年为那些枪下冤魂举办种种纪念活动。在香港，从一九九0年开始，每年六月四日那天，那超大的维园足球场上就会燃起万千烛光，香港市民用每年在这一时刻的共同约定向全世界证明“六四”并没有在人们心中淡忘，八九民运的精神也一直在激励着后人。在大洋彼岸的多伦多，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也在八九年之后不间断地举办了二十多年，虽然与香港维园的数万盏烛光相比，多大校园的纪念烛火的数量没那么多，但是那点点烛光中蕴含的意义却同样不凡。

二十多年来，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是是非非，已经成为了一个意见泾渭分明、观点南辕北辙的话题。不久前，还有一位自以为对中国问题相当熟悉的“洋专家”在自己的新作中批评这场运动。一些御用学者、卫道士也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来证明政府当年决定出动坦克、下令军人扣动板机是如何的正确。以经济发展的数据去印证荷枪实弹的军队开枪杀戮学生的正当性，这一说法是否有道理？相信任何人只要不是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视而不见，都不难得出清楚的答案。以流血而告终的八九民运，如果换了另一种和平的方式落幕，中国究竟会怎么样？由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回头，而历史也不可能假设，所以我们唯有撇开这一话题不谈，仅仅就“六四”镇压之后的二十三年来中国社会之现状，来看当年的开枪是否给中国带来了更加积极和正面的影响。

二十三年前，北京的学生和民众以争民主、反腐败、惩治官倒为诉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结果惨遭镇压。二十三年后，在中国的这艘“现代化的航船” 上，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违法乱纪却跟随着学生运动的被镇压像毒蘑菇似的蔓延到了政府的各级层面。如果说当年学生口中的腐败只是部分官员的“官倒” 的话，那么在现在的政府圈子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连“倒买倒卖”的事都不用做，就有百万、千万乃至上亿的钱流进自己的腰包。而对于这种大面积的腐败，作为政府，不但没有反思自己如何在当年漠视学生的反腐诉求，反而更变本加厉地为腐败护航。近日官方传媒《环球时报》还公然发表文章要求老百姓“允许适当腐败”。

如果说在中国的政府层面，官员的腐败已病入膏肓，那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同样令人难以认同和赞赏。在二十三年前，中国的孩子尚能喝到一些放心的牛奶，茁壮成长，而二十三年之后，中国生产的奶粉却在国人心中成了三聚氢胺的副产品。二十三年前，中国的老百姓下馆子就餐，没有必要为食物的安全而担惊受怕，二十三年之后，没有那位顾客还能保证哪道菜没有使用用致癌酱油、化学添加剂和地沟油，哪些辣酱没有含苏丹红，哪条游水鱼没吃过孔雀蓝或者避孕药。二十三年前，中国的百姓去医院求医还可以将医护人员当作“白衣天使”，二十三年之后，无数的“白衣天使”都变成了制药商的“sales”，而理应治病救人的药粉却又被装进了由废旧皮鞋做成的胶囊里。二十三年前，中国制造的产品是价廉物美的代名词，二十三年之后，物美价廉却与山寨成了同义词。

历史并不是任何可以穿越时光的科幻片，我们无法预测二十三年前如果没有开枪，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境况，但是我们却毫无疑问地见证了在开枪之后的二十三年来中国社会的演变以及目前的现状。

“六四”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无论你对当年的运动是歌颂还是反思，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回避不了开枪之后，在中国社会中呈现的那种越来越不可逆转的恶性变化。至于这一情况究竟是好还是糟糕？是进步还是倒退？虽然八0后、九0后的中国“宝贝”们未必搞得清楚，但曾经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应该不会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