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模式”休矣：习近平机会来了

6月29日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发布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文章指出，按计划应在今年年底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它预示着：自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三十多年以来有关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的“邓小平模式”，已经走到了难以持续的关节口。

文章解释说，这里所说的“邓小平模式”，不是指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总政策，而是专指中国最高党政权力的交替与人事安排的方式。这个意义上的“邓小平模式”，用一句很浅显的话来概括，其最核心和基本的思路，就是“开明专制”。

这种“开明专制”模式有一个基本的“战略高地”——其最核心、最要害的操作杠杆是，必须存在着一位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必须要有这样一位具体的个人高高在上，否则，“邓小平模式”就很难操作，维持不下去。

邓小平本人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直是按照这个模式来选择、安排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的架构和人事布局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邓小平威信最高，尤其够格充当这个“开明专制者”来确保“邓小平模式”顺利运行。

文章说邓小平是有超常政治智慧、政治远见和政治判断力的首席操盘者。这一点连中共领导层里资格比邓小平更老的陈云也不否认。1970年代末在讨论毛泽东之后由谁掌舵中国这艘又巨大又破损的船的时候，党内有些人提名陈云，因为陈云早在1937年就是正式政治局委员，而邓小平是在1955年“七届五中全会”上才补选入政治局的。但陈云公正地说，虽然我资历更老，但我对打仗没什么经验，邓小平同志这方面经验丰富。考虑到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头号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军事战略方面的领导水平，还是请邓小平同志掌舵吧。

可惜的是，“邓小平模式”连续两次遭到严重挫折。这反映“开明专制”有内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就是“专制”和“开明”之间的矛盾。第一次是胡耀邦1986年年底下台，薄一波带头落井下石；第二次是赵紫阳1989年5月下台，李先念带头开炮。可以说，这两次都是“专制”越来越占上风、“开明”越来越占下风导致的结果。

而在1989年那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及其后的三、四年间，对邓小平来说，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也就是阻止完全倒退到毛泽东治国路线，成为他余生的最后一战，战得异常艰难。

文章认为，以1989危机为分界线，之前和之后的两个阶段，邓小平在党政体系内的决策分量明显不同。打个比方说，1989年危机之前，“邓小平模式”更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他是大家长，别人虽然也能讲讲话，但基本上是邓小平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一拍板，大事就定下来了。1989年危机之后，“邓小平模式”却更像一个股份公司。邓小平变成了大股东。在最高层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上，邓的“股权”可能是50-60%，其他几位元老特别是陈云、李先念等，每个人手里也都有“股权”，都能对大股东的意图和决策提出质疑甚至抗衡。其中陈云手里至少有20－25%的股份，他和邓加起来有80%；如果他俩不发生分歧，大事就能很快摆平，否则事情就不易搞定。剩下的几位次级元老加起来大约有20%的股份，他们若是和陈云一致，邓就得让步。

（习近平到贵州视察灾情慰问灾民）

在这样的“股份公司”架构下，邓小平在党政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上，已经透露出力不从心的迹象。比如江泽民并不是邓的首选，李鹏也不是邓希望长期做下去的总理人选。

今天的问题在于，要想以“邓小平模式”继续作出中国党政最高层的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主客观条件越来越不具备。中国再也出不了像邓小平那样的“开明专制者”。江泽民没有邓小平的威望，胡锦涛更不用说。

文章认为，缺乏邓小平式高威望开明专制者的“邓小平模式”难以为继，这正是从今年2月初到现在中国一系列事态背后的深层原因。可以设想，假如今天的中国最高领导层还存有类似1989年危机前邓小平式铁腕人物，那么即便“十八大”人事安排有多种意见和多种名单，众议纷纷，但只要此位铁腕人物一拍板，事情基本上就能定下来。也就根本不会出现像薄熙来那样的发飙发狂和很不服气现象。

今年秋季，在中共预定要召开的十八届党大会上，习近平将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 中国将进入习近平时代。“法广”中文网特别介绍了台湾的时报出版社推出杨中美的新书：《习近平：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共领导人》。

作者杨中美认为，习近平时代，正是中国处在内外矛盾和社会危机深刻的关键期，如果中共红朝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就势必会激起民变，习近平不可能做一个太平天子，他必须作出历史的选择。

作者杨中美另外还着有多部中共领导人的传记：《胡耀邦评传》，《李鹏评传》，《朱镕基传》以及《中共跨世纪接班人──胡锦涛》。

图：习近平访问蒙古国。蒙古国外交部长奥云（女）等蒙方官员到机场迎接

书的序言说，时代在改变，惊涛拍岸，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海峡东边，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是民族真英雄一个，敢在己手废专制，开民主政治新时代。而中国目前正处在深刻的内外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凸显期，面临着历史的巨变的局面。中共专制政治体制要按老路子继续维持其统治已不可能了。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正处在历史的抉择关头。

中共党内有识之人，如现任国防大学政委，也是中共鼎级太子党之一的刘亚洲将军就说：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出现伟大的变局。

这个伟大变局一旦发生，习近平极有可能挑起这个历史的重担，去开创中国民主的新纪元。

何以见得习近平能担起这个历史的重任？作者分析认为，习近平年幼在侯门大宅生活，但在人生成长的最重要的青少年阶段，家遭巨变，父亲从开国元勛沦为反党分子的阶下囚，全家尝尽世间炎凉冷热。不仅如此，中学还没毕业的习近平，在文革乱世中连返父亲陕北老家插队务农也被拒收，只能统一分配到陕北延川梁家河大队去插队务农。直至22岁才获保荐入清华大学学习。当年同时到梁家河“插队”的知青有廿至三十人，只有习一插七年。村民说，其间并无家人来探过他。习近平在该村入了党，当上了支部书记，亲自带领社员下地打井，最困难时期，连玉米面也吃不上，他和普通村民一样，只好把秸秆一起吃了。习近平曾回忆说，“七年下乡的艰苦生活，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善于观察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和习近平接触谈话后就说：习近平是一个曼德拉式的人物。曼德拉是一个襟怀坦白、谦逊温和的人，但有极强的忍耐力和定力，终于开创了南非民族和解、人种融合的民主政权新时代。

非常之事在非常之时需非常之人去领导开创，在第五代中共领导人中可能非习近平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