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太快：在中国养老实在太难

78岁的北京退休工人李玉贵入住东城区托老所已有十年。每月1300元（人民币, 下同, 约260新元）的托老费在北京城区是最低标准，这里条件简陋，一个30平方米的房间住着四名老人，没有私用卫生间，更无法提供老人需要的医疗护理。

李老每月退休金约2300元，除去托老费以及每月500元的医药费支出外，所剩无几。由于早年没有多少存款，健康状况又每况愈下，老人对日后“万一走不动”的境况十分担忧：“人工越来越贵，如果不能自理就麻烦了。”

作为世界人口大国 ，中国已成为老得最快的国家。据联合国人口测算数据，1990至2020年， 中国银发人群（60岁以上老人）年均增速达3.3%，超过世界均值的2%。202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24%，也就是说，全世界四个老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老人。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缪青博士受访时认为，在老龄化问题上，养老床位总量不足，尤其对1000万严重失能老人护理床位的短缺，是中国“421家庭”最大的负担，也是应对老龄化应受关注的核心环节。

所谓 “421家庭”是指家庭中包括夫妻双方父母四名老人、夫妻二人、未成家的孩子一人。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养老床位共315万张，远不能满足占到总人口数19%、约3300万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的要求。即使在养老条件好些的北京，目前入住养老院人数也不足3%，缺口至少达3.5万张床位。

自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问题已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在国家老龄事业三个五年发展规划中，老龄问题都被视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战略任务。

对失能失智老人照护的缺位也正是李老这样高龄老人的普遍担忧。据本报所见，李老所在的托老所共有30多张床位，但仅有一名护工，除负责三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外，还要兼顾整个院落及各个房间的保洁。

缪青指出，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照顾服务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核心环节，但目前政府和公众还没有形成共识，相关研究也滞后，阻碍了相关政策的到位。 他说：“养老业本身就盈利不多，如果政策支持不到位，很难吸引公司去做。这也导致目前从事这个行业的小公司举步维艰。”

人口老龄化是个全球性难题，但对于依靠人口红利获得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致富速度远赶不上人口老龄化速度。

由于持续多年的低生育率，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及劳动力短缺都造成老年赡养负担的加大。同时，“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也让传统的家庭养老难以为继。

事实上，在应对老龄化的具体操作上，地方上已开始尝试起步。例如，北京市2010年开始推行九条惠及老人和残疾人的九养政策以及“9064”养老服务目标。

“9064”是指90%的老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养老、6%的老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区养老、4%的老人机构养老。九养政策包括为老龄家庭实施无障碍设施改造，配备老人手机，80岁以上老年人每月发放100元养老券等九条政策，涉及70多个服务项目。

上海则推行“9073”养老模式；广州引进三类新型养老模式：度假型养老院、贵族式养老院以及居家和机构养老相结合的养老院。

缪青认为，在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均GDP已接近或超过一万美元（约1万2600新元）、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一线城市，目前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方面已堪比发达国家，有些硬件设施甚至好过一些发达国家，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与实际需求相差较远。

他说 ，中国国内养老护理从业人员工资低，工时长，工作累，社会地位低下等也制约了服务的提升，只有将规划目标变成可实施的细则，真正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的待遇，加快对养老服务业人员的培训，完善社区照顾体系才能从容应对快速老龄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