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在带头造反，还是在带头变革？

广东省和广东人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个现象有多重的历史缘由。秦灭六国之后，南方三郡是秦帝国武力扩张最重要的成果。这一成功不仅依仗秦帝国强大的军事优势，而且也源自当时支持秦一统天下的士子们的贡献。当时士子们已经有了建立郡县、实行外人统治的系统经验，正是士子们从这种经验获得的信心和扩展帝国秩序的雄心，帮助秦帝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成功地瓦解了岭南百越的抵抗。对岭南百越而言，汉字文明作为一种外来文明，真正做到了“去人 之史”，成为当地的统治文明，岭南也从此成为汉字文明共同体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不过，赵佗利用秦亡之际建立的南粤国不到百年而被中原“正统”王朝再度统一的命运，也揭示了这个被征服的边陲地区加入汉字文明共同体后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广东远离汉字文明的中心，不仅天高皇帝远，而且其自然和人文生态与中原大不相同，这就很难不产生“独立自主”的冲动。但另一方面，自秦征服岭南之后，岭南统治阶层本身来自汉字文明，深受汉字文明主流的信仰系统与政治理念的影响，因而很难从土着文化中寻求地方政权的正当性资源。这样一种格局，决定了岭南既难以脱离汉字文明独树一帜，又不可能成为汉字文明的中心，而只能长期扮演帝国南大门的边缘化角色。

这让我看到帝制中国文明与罗马帝国文明相对比，在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陲之间的关系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反差。在部族文明演进为国家文明之后，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兼并，成为进一步推动人类政治秩序实现更大范围整合的主要动力。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帝国文明。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中提出了帝国文明面临的基本问题，即如何统治那些被征服之前生活在自己法律之下的国家？这个问题显然是所有征服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马基雅维里给出了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是摧毁它们，第二种是征服者亲自去住在那里，第三种是让他们继续在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有意思的是，马基雅维里仅对第一和第三种选择展开了分析。马基雅维里认为，像斯巴达人那样，让臣服的雅典人继续“生活在自己的法律之下”，结果只能是得而复失，没有意义。而像罗马人那样，在征服希腊城邦之后将其彻底摧毁，亦非上策。因为“无论时间的消逝，也无论人们在新统治下面所获得的利益，都不能教人忘记自由及其古老习惯——只要这些居民照旧聚居一天，他们便一天不会忘记这些东西，而且一到紧急关头，人们就以自由及其古老制度的名义起义了，有如比萨市被佛罗伦萨人臣服了百余年之后所为”。（《君王论》，27页）

既然如此，第二种选择，也就是某种殖民化的选择似乎是马基雅维里比较中意的“中道”，但为什麽他对这个选择又不加解读呢？我的推断是，在拼音文字主宰的地中海古文明共同体内，马基雅维里给出的第二种选择很难行通。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地中海地区已经形成了由多种拼音文字的书写系统支持的多元政治格局。拼音化的书写系统与口语难以分离，同时又很容易对字母略加改造就把本土的口传文明文字化。因此，拼音化的书写系统有利于保存和发展多种历史久远的口传文化遗产，有利于保存和发展不同部族文明的历史记忆，从而保存多样的宗教、法律和政治制度或其基本元素，因而有利于维持多国并存或多种文化并存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使西方文明难以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从而令其演进得益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和互动。而在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的汉字文明共同体内，图形化的汉字书写系统很早就获得了压倒性的竞争优势。从历史的事实看，这种便于和民间口传语言分离的书写系统的流传，容易在识字阶层中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和优越感。这固然有利于不同文化的融合，但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书写系统对保存多样的口传文明遗产不利。在这个意义上，汉字书写系统有利于帮助征服者同化弱势文明，达到“去人之史”，灭人之国的目的，有利于维持文化与政治一体的单一中心。

正因有汉字书写系统的支持，周人选择马基雅维里的第二种方案，也就是通过殖民化进而通过文化同化来巩固帝国统治就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事实上，也正是通过这一选择，周人依托汉字书写系统全面确立了一系列由中央官僚系统主导的帝国统治机制，汉字文明的政治秩序从此走上了迥异于其他文明的演化路径。

西周衰败，汉字文明经历了长达数百年诸侯争霸的格局。这个长期的多元政治格局，激发了汉字文明空前绝后的思想成就，使中国文明成为在人类的所谓“轴心时代”最灿烂的文明之一。这个事实证明，在一个大的文明共同体内，多元竞争的政治格局能有力地促进这个文明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汉字文明形成了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非效忠于一国一姓的游士阶层。这个游士阶层对理想的政治秩序有不同的想象，他们一面彼此争鸣，一面各择其主，积极推行自己的主张。但长期的战乱也催生出越来越强烈的共同愿望：建立一个稳定和统一的天下秩序。经过长期的、极其激烈和血腥的竞争，一种不依赖本土精英而借助外来游士实行文官治理的帝国统治机制，也就是郡县制度被创造出来。正是这种制度创新使得武力优胜的一方获得了消解被征服者自治能力的手段，从而把周人开创的分封的帝国统治机制，推向一个比西周更高级、也更加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

值得强调的是，历史告诉我们，把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作为新的帝国的统治机制，不仅仅是秦始皇的选择，而且是当时支持秦国一统天下的众多游士的选择。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因为郡县制发生的条件之一，就是游士阶层的存在。郡县需要游士，游士也需要郡县。正因如此，秦速亡而秦制却不亡。在天下平民士子的支持下，由秦确立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机制在汉代得到了完善和巩固。通过秦汉两朝，中国的文士阶层不仅更牢固地树立了一元化的法统或正统理念，而且把儒学改造成为一套支持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机制的信仰系统——儒教。根据这种理念和信仰，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阶层，只能支持唯一天命降身的政权，或摒弃失去天命的中央政权，绝不应接受天下分治的正当性。换句话说，汉字知识精英可以支持推翻一个不义的王朝，支持改朝换代，但不能支持地方自治。

正是这种由士大夫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理念，成为中国历史上建立稳定的多元政治秩序的主要障碍，也成为中国发展现代地方自治的主要障碍。自清末民初以来，广东省和广东人在追求民族和个人解放的过程中的命运，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