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当推动舆论放松 避免社会分裂升级

本网曾表示，在习近平上任后，所面临的挑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开放透明言论的挑战”，因为“不管中共是否愿意，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辩论必然成为时代的主题，从过去几年不同政治思潮的蠢蠢欲动就可以预期这场辩论的必然性”。毕竟在当下中国，利益多元、信息多元、价值多元，已催醒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出现对立的价值观乃至意识形态也是情理之中的。中国社会应全力促进价值观对话，推动意识形态交流，开放舆论管制，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如任凭思想冲突升级，社会分裂就难以避免。在信息时代，传播早已是社会管治的主要手段。相对于传统社会士大夫的清议、公论等，现代知识精英乃至普通人的表达空间在急剧地扩张，这种扩张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国民表达权利的自觉，而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前进中的社会都最终会进入的阶段，不是执政党利用国家机器简单的管制、屏蔽所能控制得了的。

管制下中国媒体的对表意识

在中共的传统媒体观中，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一直是最主要的方针，办报人要有党性，讲政治，是党的喉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种“教导”或“驯化”民众的“治理术”。虽然也倡导“二为、双百”，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并不等同于西方观念中的“第四权力”概念以及媒体市场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隶属“华盛顿协议”的内容。中共从战争年代开始就懂得如何很好的利用舆论宣传机器，这种现象也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媒体观愈来愈多的被中国媒体从业者所接受，天然的向心力使得中共对于“喉舌”的操控不再得心应手。

与大众普遍观念不同，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是提倡所有无产者个人可以自由办报的，是一种“私器”，但是为了防止舆论工具被少数人利用，为个人谋利，列宁进一步推演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媒体需要是无产者组成集体进行运作，以实现“私器公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集体或者国有办报。而在西方媒体中，无论是从普利策时代开始，还是到近期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丑闻，都显示出随着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西方媒体正在逐渐沦为“公器私用”。

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基础的差异，导致西方所倡导的媒体私有制被当局一直认为是“威胁”着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它意味着接受一种独立于党国之外的、将创造私人利润放在首位的媒体，而社会主义的理论遗产将“新闻 自由”界定为首先是免于私人牟利的自由。这两种理念显然背道而驰。因此，接受独立的私人媒体所有权意味着进一步走向“资本主义复辟”。

对于仍然宣称是中国革命传人的当代中共领导人来说，这绝不是可以轻易迈出的一步。因此，媒体自由主义策略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之间有着天然、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种矛盾具体反应在所谓公益性媒体集体失声，改制后的商业性媒体占据市场，话语权增大，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为了迎合市场开始触碰政府底线时，而政府本能的产生抵触反应，却没有更好的调整措施，只能进行整肃、打压，目前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南方周末》多次遭到整肃就是最好的实例。因此，今天的中国的媒体界已经形成一种强烈的“对表意识”：对体制具有心领神会、闻风而动的本能，可以保证将每一点指示彻底贯彻到连当局都会惊讶的地步，今天的中国媒体已经学会如何在打“擦边球”后自觉回到传统轨道上了。

不透明带来谣言四起

简单的言论控制和不透明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民众与政府之间彼此不信任，谣言四起，这在3月份开始的“薄熙来事件”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自3月15日“薄熙来事件”发生之后，直到9月份，整整半年时间内，中共都未给出任何官方消息，而对于可以轻易“翻墙”，接受外来资讯的大陆民众而言，在没有官方回应的情况下，各种谣言也就有了催生的温床。那半年之中，有关薄熙来事件的“权斗说”“枪响说”、“政变说”喧嚣尘上，种种传闻再被冠以春秋笔法，将中南海政局描写的步步惊心。而中共方面，不仅频频进行言论管制，而且自己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一个噤声的状态，这种在互联网时代显得落伍愚笨的文宣方式让中共正在成为意识形态宣传上的被动方，处处受到肘掣。

虽然可以理解为中共在处理此事时力求稳妥，不到整个事件脉络彻底理清，官方有个明确定论之时，不便对公众公开。但是这种近似于迟钝的稳妥与今天公众快速消费信息的需求形成了天然的冲突，使得中共必须为自己这种老旧陈腐的文宣方式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公众在得不到及时的官方消息之时，需要大量的由所谓“民间通讯社”传播的小道消息，而这其中大部分是谣言。

正如此次“薄熙来事件”中所谓“京城枪响”、“中南海政变”等谣言出现倒逼中共之势。从“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到“平西王黯然离山城”，虽然当局频频对敏感议题进行屏蔽，但网络依旧在客观上撑大了中国的政治言论讨论空间，“薄熙来”被屏蔽就以“薄督”称唿，“薄督”被屏蔽就以“西南王”称唿，更导致了流言走向扩大化。物议纷纷的结果就是中共官方形象隐匿幕后，话语权被打的七零八碎。

自信的大国不应惧怕谣言

另一方面，从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来说，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已不是当年立志“超英赶美”的二线国家。发生此类可能会动摇国本的政治事件时，也已经不可能继续关上自己房门解决。整个地球村都在关注，好奇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心态的现实反映从2月6日王立军事发之后包括路透社、《金融时报》等外媒对薄熙来事件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从两会之上对温家宝、薄熙来纷纷提问，到这些媒体陆续发布所谓“北京观察”，对“京城枪响”、“中南海政变”等流言大肆报道，在中国民众茫然无措的情况下进一步以看似权威的舆论进行误导。

事实上，凭借着在国家崛起和民众生活提升方面做出的成绩，目前的中共可以说是正处在其维权和统治力全盛的阶段。借助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权威的媒体喉舌，辅以现代的政府形象公关策略，完全可以在遇到此类重大突发政治事件时做出有效措施，上抚党员、下慰民心。而不仅仅是依靠拖沓、隐瞒、封锁，在党媒上发布只字片语供民众解读等陈旧老套措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思虑周全、把事说透，这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成为衡量一个执政党是否符合现代政治游戏规则合格标准的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