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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利益集团 习李真敢下手改革吗?

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羁绊,这已经成为一种朝野共识。

11月24日在深圳举行的“第十届中国改革论坛”上,发改委官员公开承认,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不愿改、不敢改、改不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这些利益集团不仅是共产党的核心拥护者,其代表人物更是中共高层的核心成员。而任何实质性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都必须改革共产党本身,这些利益集团及其党内代表人物,谁也不愿意对自己动刀子,对自己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

八十年代的改革风云人物黄江南和华生等在今年八、九月份举办的北京思想聚会中,揭示了这个“不愿改、不敢改、改不动”的原因。他们说,如果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我改不改?我能不能开刀?显然,我开不了刀,我不能开刀,开刀的结果是革命,是导致革命,因为你一上来就先打倒了维系和支持你的一大批人。他们的结论是,现在全面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只能以渐进的方式慢慢过渡,在过渡中寻找适当时机。

但是,胡温十年政治改革蹉跎不前的主要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以渐进改革为藉口,拒绝任何实质性改革。而要进行实质性改革,取决于许多条件。一方面,朝野必须达成共识,形成不能不改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习李领导层必须具备克服利益集团阻力的改革实力和对共产党进行改革的愿望。

未普认为,有改革实力而没有改革意愿,习李就会成为再版邓小平。有改革意愿而没有改革实力,他们的结局就有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而习近平决不想当胡耀邦或赵紫阳。

据传,某国安官员对自由派人士说:“习近平不是你们想像的那种扛自由主义旗帜的人物,他绝对不会犯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错误。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是内部传达的精神。”

无论如何,习李二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章立凡先生有一句名言,“五年看改,十年看埋”。习李若不改,即使能挺过第一个五年,未必能挺过第二个五年。

习李新政能否有所作为,备受关注。

政改是无可回避的选择

《炎黄春秋》杂志编辑、揭露1960年代大饥荒真相一书《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下过乡,吃过苦,了解农村基层,也受过良好教育,比前一代领导人对民生,对外部世界有更多的瞭解。

与此同时,杨继绳并不期待习李政权能够在近期推动政治改革。他说,至少需要等待一年的磨合期过后,再看那时的社会形势走向:“从政治报告看,对政治改革的期望不是很客观,习近平的讲话比较平实,但是对政治改革也没有提。将来还看形势,看中国各种社会情况的变化。”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东成表示,对习李新班子要“听其言,观其行”,看看他们是否真在兑现承诺,如他们所称要将人民的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王东成补充说,他从不把期望寄託在某位领导人的开明之上,而是寄希望于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成的民主启蒙,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勛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者。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对习李新班子寄予厚望。他希望新领导人顺应民意,尊重民权,中国需要他们推动社会的进步,改革现有制度:“不改革现在的制度,中国的社会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此尖锐激烈又危险的社会矛盾摆在面前,是现实的。”

鲍彤说,有人批评十八大报告缺乏现实感和危机感,但他认为,十八大报告在欢庆十年辉煌成绩之际谈到危机和腐败,谈到亡党亡国,鲍彤说,亡党亡国的腐败是现在的道路,现行的制度和现有的理论的产物,只有改变中共的道路、制度和理论才能不亡党亡国,这是不能回避的选择。

香港《苹果日报》评论员李平指出,把中国政改期望寄託在习李身上,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李平说:“胡温十年,道德崩溃、社会分化、军队震荡,中国已坐在火山口上,维稳费超过军费,仍然压制不住街面上的硬对抗、网络上的软对抗。”

李平强调说,外界对朱镕基有过期望,对胡锦涛、温家宝也有过期望,是期望中国共产党能够主动改革,降低政治制度崩溃、社会秩序崩溃的代价。

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罗小朋撰文说,很多人寄希望于习近平带领中国走出困局,也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习近平作为高干子弟,在文革中有过屈辱和受苦的经历,但习近平与其它高干子弟不一样,因为他有一位“正直和不作恶”的父亲习仲勛,正是由于习仲勛的正直,他的失势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到邓小平时代,而习近平本人“虽然不是那种特别能干的人,却可能是一个有所不为的正派人”。因此罗小朋出于“最大的善意和最客观的理性”,对习近平仍“抱有一丝希望”。

期望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对习李政权推动政改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有中国问题专家、明镜集团总编辑何频。他对美国之音阐述其原因时说,时至今日,邓小平30多年前建立的政治官僚体制不但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便于中共以腐败的方式,运用其经济能量,使其体制内的进步力量越来越弱,而不是越来越强。

何频指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过去几年来中共以维稳名义,建立起一个警察王国,以异常强硬的手法打压任何批评、挑战和不同的声音,中国异见人士、维权人士的活动空间日益狭小。

另外,中国缺乏八十年代的一批像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一样,在中国体制内的有理想、有追求、有全国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自由民主的理想之翼已被折断。

何频还强调指出,中共几十年来培养了成千上万从村县到省部级的狡猾官员,他们贪污腐化,盘根错节,如果中南海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其利益,他们就会阳奉阴违、灵活地、不落痕迹地让中南海政策消失于无形,让习李政策出不了中南海。

何频认为,习李新班子对中国所处的局势有着清醒掌握,能够看到中国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紧张和敌意是中共建政6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他们也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国际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因为其制度原因在国际间遭遇普遍的不信任和警觉。

那么,习李政权是否有足够的政治魄力、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有担当地进行能够解决中国种种现实问题的宪政改革,向自己开刀,割自己的肉呢?这是包括何频在内很多观察人士所怀疑的。

何频说:“中国的社会变革不是玩花腔就能吸引人的。你表示一下亲民,表示一下受人欢迎的个人作风,这个并不难,难的是你真正要改变、调整你的利益,你的家族利益和团队利益,调整你的党的利益。”

中共召开十八大前,许多中国异议人士被喝茶、被旅游、被软禁;包括中国着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的微博账户被关闭,包括鲍彤在内的知名人士被告知不得接受媒体采访。十八大期间为维稳采取的种种保安措施更是成为另类亮点:超市菜刀下架,公共汽车车窗被封死,乘坐出租车需要先填写表格,北京公园里的游人禁止划船,而这些显然不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党应有的做法。中国政治评论人士温克坚说,这些做法都是中共60多年来最熟悉的革命党式的暴力管控。

温克坚撰文说,政治想象不能替代政治现实。他说,习李体制继承的是一个泥腿巨人,面对衰败的意识形态,腐败的官场文化和臃肿的官僚机器,他们首要关注的是他们的政治生存能力,而不是对体制的革新,胡温十年的悖论同样可能在他们身上重演。温克坚预测,中共体制将在持续僵化中衰败,民间的各种政改幻觉将很快破灭。

香港苹果日报的李平说,对习李新政难有厚望,又不能不有所期望,起点是中国有一个较为开明、廉洁的政治。明镜集团总编辑何频也表示,如果中国人民不寄予习近平希望,你又能找谁来寄予希望呢?而这就是中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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