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预测2033年1800万中国人患肺癌

原标题：在呼吸里呼喊

“我在雾里呼喊，我在雾里呼吸。我在雾里活着，不想雾里死去。我在雾里奔波，我在雾里哭泣。我在雾里挣扎，不想雾里窒息。”一曲大雾版《北京北京》，唱出了人们心底的悲怆。

蓝天白云，心旷神怡——这是2008的北京留给人们的美好记忆。在重重雾霾笼罩之下，我们多么希望能穿越到那个神清气爽的夏天，狠狠地做一次深呼吸！

新民周刊2013年1月28日出版，第725 期，封面报道：《在呼吸中呼喊》

那个夏天，多少工厂搬迁或者停工，多少车辆被限行，为了明澈天空和新鲜空气，人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各种临时措施虽能收一时之效，却是难以承受之重。

人们希望安居、乐业、增收，也希望天蓝、地绿、水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说：“积累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解决问题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中国中东部的大气依然不时朦胧，但2013与2008相比，至少有一块天空更为透明：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PM2.5的具体数据。

这是走向蓝天白云的第一步。

要GDP，还是要命？

要把PM2.5治理到欧美标准可能需要20年，如果只是要比现在有明显改善，两三年之内就可以见效。

记者｜张襦心

1月19日，身在北京的张震与几位朋友兴冲冲地去滑雪，回来之后就感觉头疼、恶心、反胃。

他百思不得其解：“我穿得非常暖和，帽子围巾手套都戴着，不应该会着凉。”直到朋友一句惊醒梦中人：“你可能中了‘霾毒’！”

这位朋友在当天中午偶然接到一条QQ弹窗新闻，得知前一天晚上，北京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大部分地区PM2.5已达到每立方米300到400微克，六级严重污染，19日白天还将出现能见度小于3000米的霾。记者查询“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看到19日那天主要监测点都处于五级重度污染。

张震还是应该庆幸：如果没有2011年10月底那场席卷全国的“PM2.5之争”，倒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了PM2.5监测指标，他可能至今都不知道什么是“霾毒”。

有道是霾毒致肺癌率猛于尼古丁。面对“慢性自杀”的威胁，张震现在最焦虑的是家里老小该怎么办：是把孩子送回空气污染相对较好的老家去读书，还是去海口买栋房子，送父母去养老？无论哪一个，对这个家庭而言，都是一次艰难抉择；这也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在共同面对的困境：你的肺，够坚强吗？

十面霾伏

何为霾？

《尔雅》上说：“风而雨土曰霾”，裹挟着尘土、雨雾的气息。但现代意义上的霾，并非天灾，纯属现代工业之祸，其本质为“细粒子污染”，并在1月12日那天达到历史巅峰：993微克/立方米，比2011年引发“PM2.5之争”的“爆表数据”522微克/立方米高出近一倍。五彩斑斓的活力之都突然褪成了黑白默片，空气中弥漫着硫黄的味道。新浪一位频道女主编出门一趟，被呛得头疼欲裂，几近昏厥。

“我在雾里呼喊，我在雾里呼吸。我在雾里活着，不想雾里死去。我在雾里奔波，我在雾里哭泣。我在雾里挣扎，不想雾里窒息。”一曲大雾版《北京北京》，唱出了人们心底的悲怆。

不仅北京，有人一路南下，原以为京城已经足够严重，抵达石家庄才知河北并不逊色，直到武汉才有好转迹象。

一种名为N95型专业防护口罩开始脱销，这种口罩曾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声名大噪。

“根本买不到，连医院里都卖光了。我前几天也因为雾霾导致了肺部感染。吃青霉素，买咳嗽糖浆，加起来花了将近400元钱。看，这就是‘霾毒经济’，我们给创造了GDP。”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自嘲道。

根据截止到1月13日的统计，淘宝网最近7天的口罩成交指数逆市上升8.5%，同比激增了244.7个百分点。“N95口罩”最近一周的搜索指数飙升1162.6%，成交指数上升1012.5%。而13日当天，这两组数据更是急速飙高800%。其中，北京地区的搜索和成交占比最高，甚至连一次性口罩都面临断货。一位母亲在微博上吐槽：“宅男宅女一天到晚宅在家里也不是办法。Hold不住了，上药店买口罩。结果前前后后进来的都是奔着一个目标对象去的。‘就这种一次性的啊？！有没有咱北京产的口罩啊？’‘没了，阿姨，就这款了，连这款都刚进货的，昨天一天卖了200多个呢！’儿子感叹：‘敢情去年盐荒，今年赶上口罩荒？’”

1月13日14时，人们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极重污染日应急措施”：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体育课、课间操及户外活动，施工工地停止土方施工，公务车带头停驶？有些小学将放学时间提前到下午3点，以避免污染高峰。

顶级杀手

就在那场“顶级污染”中，呼吸道病人骤增，很多医院的呼吸道科和儿科的患者排起长队。北京儿童医院日均门诊量近1万人次，其中30%是呼吸道疾病。

而在争抢“防毒面具”的背后，还隐含着人们对于肺癌的恐惧。

史玉柱称：“吸烟危害健康，早已被科学证实。但各类统计数据显示，抽烟者和非抽烟者的寿命无明显差异。为啥呢？因为在空气污染面前，吸烟、地沟油等造成的危害是忽略不计的。”他还透露做空气生意的远大老总张跃随身携带两个空气检测仪器，里面有他去过城市的空气污染记录，换算成吸一天该城市空气相当于一天吸多少支高焦油香烟，记录如下：丽江1，北京21，广州25，上海9，南京9，长沙13，成都12，武汉13。换而言之，在北京待一天，相当于抽21支香烟，这还不是在频频爆表那天。

他们在危言耸听，还是确有其事？

PM2.5是粒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言：“5微米以上颗粒物就能吸入到气管支气管，但是5微米以下，特别是1到3微米的颗粒物，可以进入肺泡。肺泡是用来做气体交换的地方，那些颗粒被巨噬细胞吞噬，就永远停留在肺泡里，对心血管、对神经系统、对其他都会有影响。”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对PM2.5的健康影响近几年做了研究，发现PM2.5浓度增高对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急诊有明显的影响。2004年到2006年期间，他曾在北大校园里设置了数个观测点，发现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急诊患者数量也会有所增加。“PM2.5吸入体内后首先对肺部有影响，刺激气管收缩，使人感觉短期的气短，呼吸困难。吸收入血后可以有全身的影响。具体的危害要根据其表面吸附的毒性化学物质来确定。吸附了致癌物，具有致癌性；吸附了重金属，就可能重金属中毒；吸附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就有生殖危害。”

而另一位在“灰霾”研究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广东省气象局前首席专家吴兑，通过统计发现灰霾天气与肺癌的死亡率有显著的相关性：在出现严重灰霾天气之后的7-8年后，肺癌的死亡率明显上升。此前人们普遍认为吸烟是肺癌第一杀手。但30年来广州地区的吸烟率在下降，肺癌的死亡率却是明显上升。相应的，60年代广州每年才有1-2天的灰霾天，后来增加到每年100-200天。2005年的数据显示，广州当时60%的肺癌患者并无吸烟史，而2003-2005年恰是广州灰霾天气最严重的时段。不过吴兑也谨慎指出，目前只是发现PM2.5浓度增加与肺癌死亡率有滞后关联，但是否就能画上等号，还需要流行病学专家、毒理学和生物化学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专家则更笃定地预测：预计到2033年，中国人肺癌的发病会出现“井喷”，预计会有1800万人口患上肺癌，相当于一座特大城市的人口。环境污染是每个人都逃避不了的问题。”

要GDP，还是要命？

1月12日的超级雾霾并不仅仅笼罩在北京。在中国74个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的部分监测点检测数据超过每立方米300微克，空气质量达严重污染级别。截至1月13日零时，北京连续3天空气质量六级污染，天津所有区域空气质量处于“严重污染”状态，河北石家庄和江苏南京等地空气质量连续8天达污染等级，珠三角近日也出现PM2.5大范围超标，超标站点接近八成。

从纵线来看，根据环保部2010 年发布的信息，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每年出现灰霾污染的天数达到100天以上，PM2.5年均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指导值2-4倍。

是什么原因，让霾毒横行如此之广，历时如此之长？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认为，罪魁祸首是煤。

“全中国空气污染都非常严重，而且在全世界，中国的污染最厉害。这个趋势和我们的燃煤总量呈正相关。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PM2.5包含一次颗粒物和二次颗粒物。燃煤时大的颗粒物现在都可以除尘，但是细小颗粒还是会排出去，这是一次颗粒物。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70%为燃煤，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国排放的75%、85%。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空气中，经过系列化学反应，会结成微小的二次颗粒物。燃煤主要用于发电、炼钢等等，各地都要发展经济，导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非常大，全世界一半的煤在中国燃烧。

前年，整个中国的煤炭消费总量净增3亿吨，去年又增加了3亿吨，这样下去，根本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这就是典型的要GDP不要命，上了很多污染很大的工厂，这些工厂当时如果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就不能上，但是为了拉动GDP，环保局就批了。脱硫、除尘装置工厂有时候根本不开，或者白天开，晚上就关了，造成区域污染非常严峻。所谓‘黄金10年’，其实是‘霾毒10年’。”

据了解，北京每年燃煤量为2000多万吨，而天津达7000万吨，河北的燃煤量则达到2亿多吨。根据有关组织2010年发表的报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占全国6.3%的国土面积，却消耗着全国40%的煤炭。区域性的燃煤给中国城市圈带来了以PM2.5污染为代表的区域性灰霾污染。通过对比我国不同省份火电燃煤消耗量与PM2.5垂直浓度累计模拟卫星图，也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在燃煤量越高的地区，PM2.5的污染也越严重，比如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

除了发展经济，冬季的用煤大宗还有取暖。

一位北京人告诉记者：“今年全国多地出现极寒天气，取暖普遍比往年耗费的能量更多。去年我们办公室的空调仅开到低档，今年开到最高档还不觉得很暖和。”

北京为了环保，把火电厂修到了陕西、内蒙、张家口，韩晓平认为：“冬天一刮西北风，在那些地方形成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级颗粒物，又刮回来了。所以整个华北地区空气污染的情况非常严重。”

他给出的解决困境之道，是用天然气替代煤炭，这是减少排放、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技术选择，但现状是天然气根本挑不起大梁，在能源使用上，天然气所占比例只有5%。

由于四季变化特性，全球天然气供应都存在季节峰谷差，应对季节需求变化主要靠建地下储气库。世界30多个国家已建设了600余个地下储气库，库容3332亿立方米，占全球3万亿立方米消费量的11%。而我国至今仅建了6个库，库容20亿立方米，不足全球6‰，占我国年900亿立方米消费量的2.2%。

“中石油在天然气上投入也不足。因为油价高，天然气相对价格比较低，他们不愿意在天然气上投入。北京现在这些燃煤热电厂，早就应该都改成燃天然气的热电厂，结果到现在也没有实现，买进天然气贵，出去电价便宜，因为电价的原因天然气难以发展。政府150亿补贴交通，连出租车都在补贴，就没有钱来支持燃料结构的调整了。这是应该补贴的，老百姓马上就会获得好处。”与燃煤同样重要的还有汽车尾气的排放，韩晓平认为后者占30%。这里面的三个关键词分别为：公车、油品质量、低油品车。

长期以来，一直有老百姓“花最贵的钱，买最差的油”之说。而据韩晓平所言，北京500多万辆汽车，再加上外地进京车，市政、军队、中央机关用车，将近600多万辆，在这么大的量面前，油品再好都无法解决空气污染问题。“普通的汽车拥有者，无论是大排量，还是小排量，要想一年使用2.3吨燃料油，支出14000元汽油费，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对于一辆公车，也许这些油量还不够。”

有力的佐证是，2006年11月召开中非高层论坛。当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车一半禁开，也就是减少了几十万辆，所有的司机都感觉路上太好开了。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从卫星图片上来看，中非论坛那几天北京的氮氧化物明显降低。

韩晓平认为，要把PM2.5治理到欧美标准可能需要20年，如果只是要比现在有明显改善，两三年之内就可以见效。比如燃煤热电厂改燃气热电厂，取缔污染严重的大企业，查看环评，谁批的谁负责；与山西、天津等地联合治理等等。北京五环路离市区很近，有大量燃柴油的重载卡车在那里跑，因为走六环要交100元过路费，从五环路走，抓到虽然会罚100元，但省了油钱，没抓住100元都不用交。有关部门完全可以把罚款提高，这些大卡车不从城里走了，城里的空气就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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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对大气能见度影响很大，城市中已经没有纯雾天气，简单的可以判断为：雾就是pm2.5，pm2.5就是雾。或者选择与你家距离3公里的某一建筑物作为定位点，每天出门看看在不在你的视线内。如果天气正常却看不到那栋建筑，就说明是灰霾天气，然后再决定戴不戴口罩。

北京：呼吸一口2008的空气

2008年的北京就像一个精心梳妆的佳人，而现在卸了妆的样子不免让人心理落差太大。想要北京的蓝天再来，不能光指望再来一次奥运呀。

记者｜任蕙兰

顶着寒风缩着脖子，北京人对大雪的期盼依然强烈：风雪现在是驱逐雾霾的主力部队。但雪后天气冷冽，污染指数却一度居高不下。报纸上“北风终结雾霾”的标题放了好几天，市民的口罩就是摘不下来。

人们不禁怀念2008年北京的蓝天。

穿越一下，让我们呼吸一口2008的空气。

奥运蓝

1月18日夜，步行在长安街上，每盏路灯都像是染上一层光晕。雾霾之中的北京饭店显得灰头土脸，周围能见度只有几百米。

如果你对比一下2008年奥运会明信片上的北京饭店，一定对什么叫“以实物为准”有了深刻认识。

北京人民能天天见到不用PS的蓝天，大概只有2008年奥运会那几周。“那蓝天真给北京人长脸。”老马是一名出租车驾驶员，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奥运期间他和车队的很多同事一起被征召为奥运车驾驶员，每天一早开着官方指定的奥迪A6到北京饭店地下车库等候，那里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各国奥委会官员下榻之处。“那几天车开一礼拜也不见脏，不然天天去洗车不得耽误贵宾出门。”

小陈曾是一名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当时担任加蓬奥委会秘书长的陪同翻译。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北京咳”，小陈也没听秘书长先生和夫人抱怨过这种病，或者出现过其他呼吸道问题。他只记得秘书长先生在北京的蓝天背景下摆pose让他拍了不少照片。

“陪同翻译前一天会发邮件提醒贵宾第二天的气候情况，为贵宾提前准备雨具或防晒用品，但没听说过谁提醒贵宾要准备口罩。”小陈说。在奥运场馆的休息室等候贵宾时，志愿者们会聊聊去了哪些地方，大部分官员会去奥运村、各个奥运场馆、媒体中心、燕莎奥特莱斯和秀水等，很少人去医院或奥运村的医疗站看呼吸道。

小陈只记得陪秘书长的夫人去奥运村的医疗中心看过一次眼睛，因为她的眼睛容易迎风流泪。“医生说她可能不太适应北京干燥的气候，眼睛发涩，容易流泪。也有可能是空气污染引起，但症状很轻微。其他非洲代表团的成员也没有出现类似状况。”秘书长先生由于是柔道运动员出身，体形过于肥胖，陪妻子看病时提得最多的问题是有没有中医减肥方式。

国际社会对北京奥运会空气治理的成绩也非常惊讶。奥运开幕前，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大幅改善。环保部门在奥运前夕宣布，北京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三项污染物已经达标，可吸入颗粒物也大幅度下降，北京蓝天的天数由1998年的100天，达到2007年的246天。奥运会结束以后，北京环保局宣布空气质量天天达标，一级天占到50%以上。

可惜的是，这样的蓝天似乎一去不返。

“全民运动”

雾霾让北京有车一族也很怀念奥运。“还不如回到奥运会单双号限行呢，限行至少能开一天车，这么大的雾一天都开不了。”北京人小林开玩笑说，雾霾几天都不敢开车送女朋友回家了。为了确保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人们能呼吸到靠谱的空气，北京在2008年7月20日到9月20日实行了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唯一不受限制的只有奥运专用车。老马记得，那时北京交通通畅得少见，奥运手册上会标注各个常用目的地之间的车行时间，比如从北京饭店到奥运村，或是奥运村到鸟巢，老马基本能提前到达，很少堵车。

汽车限行，这是奥运期间“全民治空气”的一大特色。在奥运会限号令正式发布前，在2007年8月17日至20日“好运北京”测试赛期间，北京就试水了单双号、错峰上下班等方式削减行驶车辆，所以市民对新规“提前预热”。小林买车是在奥运前大半年，他当时选了单号，因为他的一个哥们开双号车，奥运时可以互相照应。也有一些人提前找好和自己上班方向大致相同的邻居拼车。不过即使很多人提前做了准备，限号还是给有车族带来不少麻烦。最初限号的规定和灰姑娘的水晶鞋一样，以每天零时为准，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开着单号车在单日出行，在零时之后下班或者晚归的话，就到了双号时间，白天开出来的单号车不能再开回去。

“如果你要开车赶凌晨1点的飞机，那你有几种选择，开到半路跨零点时，弃车打的；硬着头皮开到机场，认罚交钱。”后来这项规定人性化地调整到凌晨3点。

奥运后北京保监局公布，因单双号限行而停驶的车辆，保险公司将根据车辆实际停驶天数，减免部分交强险保费。但象征性的补偿和有车族的付出并不成比例，这也注定带有临时行政调控色彩的单双号限行难以生根，成为北京应对空气质量问题的长久之策。

另一项带有镇痛剂作用的环保政策是工地停工。北京规定在2008年7月20日前不能完成土石方工程、基坑安全防护和防汛准备的项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批准开工建设。为了控制工地的扬尘污染，施工到一半的工地也在奥运期间做了些“化妆”。北京饭店二期工程没能赶在奥运开幕前完工，于是独具匠心地在毛坯楼外面贴着墙纸，纸上画着一排排窗户，远观就如一座正常的商务楼。这座钢筋水泥楼内搭出了简易房，作为志愿者的休息室和调度室。

当时小林和哥们合伙开的咖啡馆正在装修中，大家决定赶在奥运前开张，这样客人可以在咖啡馆看比赛直播。但7月下旬开始全市禁止露天喷漆，暂停含有挥发性有机溶剂的建筑喷涂和粉刷作业。小林记得那时几个合伙人不得不亲自动手和装修工人一起刷墙，抢在限期前完工。

除了北京之外，周边省份也参与到了这场“全民运动”。为保障奥运期间的空气质量达标，由北京市和环保部牵头，包括天津、河北在内的北京周边5省市政府共同制定了《第29届奥运会北京空气质量保障措施》，联动“治污”。在离北京遥远的那些小村镇，许多中小炼钢、焦化企业停工限产，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奥运做贡献。

不过奥运也逼出了一些一劳永逸的治理措施。2007年底，北京、天津两市淘汰老旧公交、出租车1.5万辆。冒着黑烟呼啸而过的黄标货车也渐渐不见踪影，城市当时有305万辆机动车，当中有43.3万辆黄标车，其中老旧黄标车33.4万，黄标车的比重占总的机动车的12%到15%，但是它所排放的污染度是305万辆车的50%以上，市府提前清理了一批工程车。

在一系列改变很多人生活的环保突击努力后，蓝天终于光临。根据环保部门的数字，2008年7月，北京市一氧化碳、二氧化氮浓度比2007年同期下降了15%和27%，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下降了24%。

然而随着奥运结束，“全民运动”时憋着的一股劲儿松了，这些临时性的强制措施完成了使命，灰蒙蒙的天空又重回北京。

卸了妆的北京

1月20日，北京盼来了一场大雪。如果抓一把雪团放在手心揉几下，指缝间流下的是黑色雪水。北京的孩子如何理解古人竟能以雪水泡茶？

2008年北京环保局宣布奥运会一级天占到50%以上，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数据，2011年北京空气质量在91个国家近1100座城市中排名是1036位。尤其是最近北京的雾霾天气，PM2.5浓度曾一度攀至700微克/立方米以上。

5年间，天空和空气又被打回原形。

北京市气象局1月18日22时又一次发布大雾黄色、霾黄色预警，空气质量再现六级严重污染。这个令人失望的周五晚上小林又被堵在路上，从西单到王府井竟开了一个小时。“路上这么多车，车排了那么多尾气，能不雾霾吗？” 19日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能见度小于3000米的霾，空气污浊。

在后奥运时期，北京“首堵”的名声一年响似一年。2008年，北京机动车拥有量为313万辆。2013年，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520万辆。汽车尾气加速了雾霾的到来。

为了遏制疯涨的汽车保有量，从而减低机动车辆污染物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北京采取了限购、限行等强制行政措施。在实行小客车限购政策前，北京市机动车增速迅猛，仅2010年就新增机动车51.5万辆。实行限购后增速明显放缓，2011年增加17.5万辆，北京市机动车2012年再增21.6万辆。购车摇号政策的实施，让500万辆的出现放缓了11个月。

但摇号购车也让很多人更坚定了买车信念。现在“中奖”比例已经稀释到了1：71，逼着购车者先下手为强。“摇中的概率越来越低，摇了半年能摇到都是运气，现在如果不赶紧去摇，说不定哪天就到1：700了。”政策规定摇到号半年内要买车，幸运者是不会浪费这个越来越稀罕的名额，所以很多人的买车计划被推着提前。

2008年起，北京延续奥运时的单双号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机动车已经“看号上路”5年了。除了周末和节假日不限号，每辆车周一到周五有一天限号。而在北京采取限号措施后，又添置汽车的家庭不是少数。小林用“墨菲定律”来分析限号这件事，“往往是要办事的那天车被限号，着不起那个急，家里起码有两辆车才不必为限号出行发愁。”

雾霾盘桓不去，北京火速出台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送审稿）》，19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在大气受到严重污染时，市政府可采取包括部分机动车停驶在内的强制性应急措施。但限行只是临时手段，无法阻止汽车持续增长的趋势，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奥运期间为了让北京空气达到理想的状态，北京周边的区域，包括河北、山区、内蒙、山东、辽宁等都配合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节能减排措施，保证了奥运会成功举办。但奥运结束后，重工业企业恢复了往常的生产，能左右其产量的只有市场而不可能是持续的行政干预。这些措施难以形成长效机制，以煤为主的能耗消耗结构也难以短期内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2008年的北京就像一个精心梳妆的佳人，而现在卸了妆的样子不免让人心理落差太大。想要北京的蓝天再来，不能光指望再来一次奥运呀。

雾霾中的钢厂

只要无法用透明罩子将城市上空封闭，空气污染对不同城市、城市的不同阶层都一视同仁。

记者｜任蕙兰

从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很多北京的重污染企业陆续迁到河北等周边省份。如果北京上空能有一个透明罩，阻挡从河北飘来的烟尘，迁厂或许是让首都蓝天持续的最好办法。可哪里能定制一个这样的罩子呢？

雾霾笼罩北京的一周里，河北很多中小钢厂接到了限产停工的指令。烟囱停了，北京的蓝天白云暂时被召了回来，但这能持续多久？

雾锁钢城

“不就是下点雾么，真没见过世面。”在全国媒体聚焦北京雾霾的时候，河北唐山的一些市民多少有些瞧不起。

这座离北京一小时高铁车程的重工业城市，雾霾程度更甚于北京。1月16日，记者从北京到达位于唐山丰润区的唐山北站，明显感觉这里的空气质量比北京更糟糕，空气中似乎有股焦味，能见度不足200米。“开车能看清么？”“能啊，前几天下雾更严重，都习惯了。”司机小杨是唐山本地人，他告诉记者，唐山雾霾最重的几天，开车时打远光灯也只能看清100米左右。

“1月14日那天，我开车从厂前面那条路上过，连厂门都认不出。”老陈是唐丰钢球厂的老板，他的厂在唐山市丰润区白官屯镇，一条街两旁遍布带钢、钢管、钢球等钢铁加工厂。他说这几年下雾天气越来越多。“前几年雾下个一天半天，人躲在家里不出去就行了，中午雾就散了，看得见日头。这次一连下好几天，很少见。”

河北省空气质量自动发布系统显示，唐山在1月中旬连续几日都是重度污染或严重污染。1月12日，环保部公布的污染最严重城市中，唐山污染位居全国第四位，当日唐山空气质量为六级严重污染，指数为475，首要污染物PM2.5。唐山市被列为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重点控制区城市之一。

“小时候那种蓝天现在已经不多见了。”老陈感叹。唐山是一座传统重工业城市，冶金、电力、煤炭、建材、化工、焦化等高能耗、高污染、严重依赖资源型行业比重很大，因此唐山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

这座城市钢产量曾占全国11%，钢铁产业是唐山的支柱产业。唐山所辖的迁西县和迁安市因为丰富的铁矿石资源吸引了很多炼钢厂聚集。西南边的丰润区和丰南区则是中小钢铁加工企业最集中的区县。

在丰润区韩城镇、新军屯镇、白官屯镇、欢喜乡一带，几十米距离就有钢铁厂的烟囱矗立，空气比市区更糟糕。大部分工厂以燃煤为主，道路上常能看见散装运煤的卡车经过，所经之处煤屑散落。这些工厂规模大一些的有三五百人，年产量10多万吨，小的只有二三十名工人。

老陈承认，这里越来越糟糕的天气和这几年“快速成长”的钢铁厂有关。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北京迁出了一批“三高”重工业企业，其中年产800多万吨的首钢被迁到铁矿石资源丰富的唐山迁安市，并和唐钢合资在曹妃甸成立了一家分厂。在首钢聚合效应的引领下，很多钢企聚集到迁安切分炼钢上下游产业的蛋糕，迁安也升格为一座县级市。

有人测算过，首钢在北京的第一座高炉停产，每年减少排放二氧化硫48吨，减少有组织粉尘排放100吨，无组织粉尘排放84吨；其所在的石景山区冶炼、热轧生产全部停产，粉尘、烟尘、二氧化硫将基本实现零排放——这些烟尘被排放到唐山上空。

这几年，外地大型钢企在唐山安“炉”扎寨，本地钢企扎堆“疯狂成长”，雾霾也越来越频繁。

停产令，止痛药

“如果不是因为去年钢铁行业行情不好，大部分钢厂在生产淡季，这次雾霾可能会持续更久。”一位钢铁厂老板说。

华北地区雾霾持续的一周中，河北各市都对污染企业亮出了红牌。石家庄工信局表示，全市12家钢铁、焦化行业重污染企业全部限产或停产，所有环保设备保持与生产同步运行率在98%以上。邢台、唐山等市也相继对重污染企业下达限产或停产的指令。

重工业企业停产或限产，这似乎是控制空气质量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奥运期间北京的蓝天就离不开众多小工厂的努力。为了确保奥运期间北京的蓝天多流连几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六省区市及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第29届奥运会北京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在这份六省联动计划中，北京、天津、河北淘汰了一批高能耗、重污染、工艺落后的水泥、土焦、小钢铁企业。当时河北很多城市中小钢厂停工减产。

不过事实上，在这次的雾霾引起全国关注之前，唐山很多钢企已经停产。“上个月开始很多厂就停了。”老肖在白官屯镇经营一家面食店，因为大多数钢铁厂都处于停工状态，工人解散了，他的面食店不再供应干点，“做了没人买就浪费了”，只为零散客人下点面条。

白官屯镇的一条大道上，两边分布着几十家钢厂，有些空无一人，也有的留了一两个工人看门。上个月25日起，一些小钢厂因为环保不达标停产，更多厂是因为钢铁产业市场不景气而停工多时。

小白是镇上一家钢管厂的销售，生产车间的大部分工人已经解散，只有几名销售留在办公室，在电脑上看大智慧或聊QQ。小白告诉记者，去年钢铁市场内需和外贸都不景气，订单很少，所以提前开始季节性停工。老陈的厂里也只留了十几名工人，白天休息晚上开工，为了享受夜间低谷电的优惠。“每天生产几个小时，让工人有点钱赚，留住他们，不然后面有单子了临时再雇人没那么容易。”他相信，如果市场形势好钢铁企业都在正常生产，这次的雾不会这么快散。

雾霾笼罩的几日里，维持生产的钢铁厂迎来了唐山环保部门的严格检查。“环保部门三四个人管这里一片，每天开着车到处转，看到哪里冒黑烟，马上进来查，如果厂房烟尘大，没有开除尘设备，也会来查。”老陈说。企业的排放动态也在唐山市环保局应急监控指挥中心的视频监测中。

但是这样的突击检查很难堵住所有污染源，雾霾天气反而为排污企业提供了最好的掩护。司机小杨说，他下雾那几天开车路过化工企业聚集的京唐港，“平时几座烟囱冒烟，这几天好嘛，几十座烟囱都在冒烟。”

重污染企业临时停产或限产，都只是一针止痛剂。“停产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生产设备在开工时一直在维护，用几年都没问题，但一停下来没人养护，设备很快会老化，再生产时要花很多成本。”老陈说。

2008奥运前夕，唐山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一条《关于对全市267家企业实施停产整治86家企业限期治理的通知》，唐山有66家中小钢厂被停产整治，大部分集中在丰润区、迁安市等，原因多是“煤场无防扬尘措施，扬尘污染严重”。但是记者看到，现在唐山很多钢铁厂里，大量的煤仍然露天堆放在煤场里，烟尘四散。企业复产以后，灰色生产方式如果是常态，那雾霾也会是常态。

唐山只是北京周边省份重工业城市中的一个，这些地方的污染织成了一张气网，环绕在帝都周围，北京的雾霾自然难以幸免。

无法取代的煤

除了“停产”以外，雾霾下的另一个热词是“绿色生产”。清洁能源的呼声持续多年，但绿色的远景取代不了灰色的现实。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唐山大力发展炼钢、钢坯加工、冶金设备制造等行业。90年代，集体企业转制为民营，形成众多民营小钢铁企业。老陈还记得，那时候环保这个词还不常听到，两旁院子里的钢铁厂烟囱都冒黑烟，很多年后才从直接烧煤转为烧煤气。2005年以后环保越来越受重视，企业每年在工商部门验证时需要提供环保部门开出的环保合规文件，周边燃煤的小工厂都装了几十万元的脱硫设备。

2008年到2011年，钢铁产业形势一片红火，唐山的钢铁厂遍地开花。唐山宏伟集团角钢厂的厂长老焦当时在一家冶金设备厂跑业务，“当时有很多钢铁老厂要改造设备，增加产量，所以冶金设备的生意很好做。”

和钢铁产能同样急剧上升的是污染数字。2010年唐山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占全省总排放量的1/4至1/5左右，排放总量位居全省第一；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位居全省第二。

随着“节能减排”从口号落到现实，一些唐山钢企也开始尝试以天然气取代传统燃煤方式，但改变生产方式却是件知易行难的事。

老焦管理的宏伟集团老厂区主要能耗方式是燃煤，整个厂区灰蒙蒙的，煤山露天堆在厂区里，出入的工人浑身沾满黑色的煤尘，在厂区里走一圈白色围巾就变灰了。离老厂区10分钟车程是2009年投产的新厂区，主要以天然气供能。新厂区清洁整齐，车间的烟囱里冒出白色水蒸气，厂房颇为现代化，出入工人也干净得多，门口停着天然气运输车。

但老焦算了一笔账，老厂每天要烧40多吨煤，这些煤是从内蒙古运到唐山，每吨煤价格在820-830元，每天角钢产量在600-800吨，核算下来工厂将一吨钢坯压成角钢，需要耗费50元左右的煤，而新厂轧一顿钢要耗费70-80多元天然气，轧一吨钢在燃料上的成本相差20-30元，对于一个年产量十几万吨的钢厂来说，这一项成本就要相差几百万。

2012年，成品钢的价格不断下跌，老焦告诉记者，钢坯和成品差价缩小到每吨300多元，而每吨成品生产成本要200多元，因此中间利润只有几十元。唐山有40%-50%的小钢厂停产，很多中小企业更用不起天然气。老焦告诉记者，很多以天然气供能的钢企正在打算改回燃煤。

对于规模较大的工厂来说，天然气供应不稳定是个头疼问题。唐山供应的天然气首先要确保民用，再满足工业生产，冬季居民供暖对天然气需求量很大，供应给工厂的天然气很难满足生产需要。“现在新厂每天只能开工两三个小时，而老厂的工人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

“要燃煤，一点污染没有也不可能。”一位钢厂老板承认。清洁能源的尴尬不止是唐山钢企的问题，也是河北很多重工业城市的现状。企业能耗方式难以改变，雾霾也难说再见。

钢铸的GDP

唐山人对钢铁厂有种既爱又恨的感情。

“过去来丰润，一路上也看不到三四辆车，现在镇子里也经常堵车。”老陈说。钢铁厂集中的村子， 村民自己盖的小洋房明显多些，门口停着的小汽车也多些。

钢厂对区域经济的拉动显而易见，也为所在的村镇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小王今年才20出头，已经在宏伟角铁厂干了一年半。他是厂里的电工，自从劳动技术学校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后，就在钢厂负责电机维修。他每个月能赚四千多，以他的收入不吃不花四年可以盖一幢小楼，比城市年轻人的买房压力小很多。

和很多青工一样，小王的家就在工厂附近，父母也在这一片的钢厂工作，农忙时下地干活，闲时在钢厂做工，钢厂需要的技术难度并不高。

老李也对自己的收入比较满意，他是钢厂生产车间的工人。有一次一条角钢没轧直，进机器时翘起的尾部一下子甩在老李手臂上，又烫又疼，幸亏冬天穿得厚实没伤筋动骨。老李感叹，钢厂工作虽然辛苦，危险性大，但收入比其他厂要好很多。他拿的是计件工资，生产一吨角钢赚0.51元，每天轧200-300吨，一个月挣四五千。

“唐山现在物价高，外面来的人留不住。”小王说。这里年轻人的理想都和钢厂有关。“争取多学点技术，厂里给多开点钱，以后去更大的厂工作。”

迁安的钢铁GDP效应更明显。迁安市是唐山市辖的县级市，自2003年以来连续8年保持着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名，迁安住宅单价也从1000多元涨到4000多元。首钢转移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增长，但在它“引领”下“快速成长”的当地炼钢业，仍然是粗放和“灰色”的，尘降也远比首钢迁移前明显。

2004年，迁安市被评为环境保护模范城，也是河北省县级城市第一个省级环保模范城。在《迁安市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上，迁安市委、市政府提出：以建设“魅力钢城、绿色迁安”为目标，把迁安建设成为河北省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京津冀都市圈宜居宜业的现代化生态滨河城市。

然而，本地媒体上不时有对污染严重的钢铁冶炼、煤炭焦化等行业的报道，这些行业是支撑迁安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雾霾的根源。多次被本地人举报破坏生态的重污染企业，做出的整改效果并不显著。

各地在勾兑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地方之间有时间差。在重工业依附型城市，居民对污染的容忍度不得不高一些；率先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的城市，逐步将污染厂迁离家门口，但只要无法用透明罩子将城市上空封闭，空气污染对不同城市、城市的不同阶层都一视同仁。雾霾越来越近，绿色的经济发展方式也迫在眉睫。

脏空气来袭，孩子躲哪儿？

刮台风时孩子停课在家无疑更安全，但脏空气是无处不在的，能让孩子躲到哪里去呢？

记者｜应琛

空气中的细颗粒物究竟有多危险？

即使是专门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也不能做出最准确的描述。但起码，在雾霾的天气里，脏空气引起的呼吸不适，是很多人都能体会的直观感受。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呼吸科副主任医师、特诊部主任张皓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细颗粒物PM2.5的危害首先表现在呼吸系统，而很多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或者恶化，也可能是细颗粒物作怪。

大人已是如此，更何况是身体器官仍处于发育阶段的孩子。

强台风来袭时学校会停课，脏空气来袭，停课能不能成为一个选项？

越小越危险

1月17日下午，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呼吸科门口热闹非凡。候诊区的长椅上坐满了家长，婴儿的啼哭声和孩子们的吵闹声不绝于耳。同样的人满为患，也出现在了雾化治疗室里。

尽管这样的场面每每到了冬季一贯如此，但记者从院方了解到，今年前来就诊的患儿数较之去年同期有了明显提高。

“随着污染的加重，内科呼吸科的病人和我们呼吸专科的病人越来越多。从去年年底到今年1月，仅我们医院内科的病人，每天的门诊量都在1000名以上，其中80%到90%都是患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张皓告诉记者，“儿童发病主要表现为感冒、咳嗽、支气管炎等，还有很多孩子会伴随着喘的症状。”

张皓进一步解释道，喘是指儿童在咳嗽的同时，伴随着呼吸急促、呼吸困难，“特别是年龄较小的孩子，家长更能清晰地听到喘气的声音。针对这些喘的孩子或者咳嗽比较重的孩子，我们临床上常用的手段就是雾化治疗，加一些支气管舒张的药物，对缓解气道的痉挛等症状都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因为是局部用药，所以相对副作用比较小”。

据了解，雾中有包括螨虫、尘埃、细菌、病毒、硫酸盐、铅、锰等在内的20多种对人体有害的细颗粒有毒物质。这些物质均会对人体的呼吸道产生影响，引发相关疾病。

“如果孩子本身就有疾病的基础，比方说本来就是过敏体质或患有感冒，再加上空气不好，发病率自然就提高了。”张皓说。

WHO曾估计，全球每年有200多万人因吸入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中的细小微粒而死亡。PM2.5微粒属于等于或小于5微米的微粒，从呼吸科的专业角度看直径小于5微米的颗粒就能够随呼吸进入肺部，可能引起哮喘发作和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甚至引发心脏病、肺癌。

“我们的肺每天会产生很多分泌物，这些颗粒会黏附在分泌物上，最终通过痰的形式，被咳出人体。”张皓说：“但颗粒极小的微粒会进入支气管深处，所以大量排出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另一方面，孩子的很多器官都没有发育好，咳嗽反射也没有发育好，所以空气污染对孩子的损害更大。”

据了解，3岁以下的患儿，比较容易出现感染性的疾病，如果未能及时控制住，可能继而引发肺炎；而在3岁以上的患儿中，哮喘和鼻炎是最常见的疾病。

也有专家表示，一般成年人基本通过鼻子来呼吸，这样还能有效地抵挡住一些颗粒较大的物质。但小孩通常习惯于用嘴呼吸，无形中就增加了患病的风险。

随着城市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和细粒子的危害已越来越引起大众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门戴口罩。但纱布口罩对于颗粒物的过滤率还不到30%。

在张皓看来，“不管口罩到底能不能挡住空气中的所有微粒，到室外的话，戴总比不戴好。”

空气质量预警联动机制

采访中张皓表示，针对重污染天气，应当尽量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出门最好戴上口罩，以防吸入更多空气中的颗粒物。“学校的体育课最好也能改为在室内活动。”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1月1日起，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环保局已联合下发通知表示，上海将建立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户外活动空气质量预警联动机制，指导各所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根据空气质量状况，科学开展学生户外活动。

通知提出，市环境监测中心负责开展空气质量信息发布的相关工作，当空气质量状况达到或超过预警阈值后，及时通过微博、网站和媒体等渠道发布预警信息，同时发送至上海市教育督导事务中心的“上海教育督查短信平台”，由短信平台将预警信息转发至全市各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各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获得预警信息后，应及时响应，根据相关建议采取措施，调整学生和幼儿户外活动的时间，如需调整体育课的，应做好补课方案，同时报区县教育局知悉。

当空气质量逐步改善、实时状况低于预警阈值时，市环境监测中心通过微博、网站和媒体等渠道发布预警解除信息，同时发送至短信平台；由短信平台将预警解除信息发送至全市各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各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恢复正常教学活动。

上海教育督导事务中心主任朱坚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小幼学生在校期间，只要市环境监测中心将预警信息发送给平台负责人，短信平台就会“零时差”转发。

另一方面，市教委官方微博“上海教育”也开通“污染提醒”专栏，与短信平台同步发布空气质量预警信息。

“污染提醒：受弱冷空气南下污染输送影响。当前7时，本市PM2.5小时浓度为143微克/立方米，AQI指数为189。预计今天白天将持续污染，请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和体力消耗。”1月8日一早，一条由市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预警信息发送至市教育督导中心有关负责人手机，15分钟内，就由其通过“上海教育督查短信平台”发送至全市3053名中小学校校长和托幼机构负责人手中。

据介绍，除了突发情况预警，每周一上午8时，市环境监测中心会也会发送一条短信，提醒各校关注未来一周空气质量。

与此同时，为避免减少学生的户外锻炼时间，预警联动机制明确仅可调整，不得取消，并重点强调体育课的调整应做好补课方案，并报区县教育局。

上海市特级体育教师徐阿根告诉《新民周刊》，如果空气质量较差，学校会将升旗仪式移至室内举行，并用室内操取代广播操。

冬季教室门窗紧闭，加之是感冒高发季节。这在徐阿根看来，长时间处于密闭环境中，对学生健康也不利。因此，在空气污染较轻的情况下，学校也会组织学生在操场上参加踢毽子等技巧型为主的体育锻炼。在球类运动时，用边走边控球取代跑步带球，在保持呼吸平缓的状态下，让孩子适度动起来。

另据了解，《广州市2012—2016年空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方案》提出从2013年起，遇到重污染天气将实施不同级别的限产、限行措施。其中，当预报可能出现极端不利气象条件，空气质量超标时，根据超标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实施不同级别的应急响应。

应急响应包括：及时提醒市民特别是敏感人群做好防护、减少户外活动；建议有关区域的中小学生停止体育课、课间操等户外活动。具体来说，实施一级应急响应的时段和区域，建议有关区域中小学校一律停课。

刮台风时孩子停课在家无疑更安全，但脏空气是无处不在的，能让孩子躲到哪里去呢？

需要过滤嘴的城市

《大西洋月刊》编辑阿历克斯感叹：下次再要感叹北京空气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吧。

撰稿｜乐蕴

小朋友幻想未来世界，作文里有一段描写：因为空气污染太严重，人们每天不得不戴着笨重的防毒面具上班、上学，直到有一天，大家再也受不了这污糟的环境，冲上街头抗议。他们愤怒地摘下头上的面具，扔进已经发黑发臭的小河？

尽管街头还没出现戴着防毒面具上下班的人群，但“人肉吸尘器”们的智能手机上十有八九安装了“空气污染指数”软件，随时查看有没有“爆表”，有想象力的商人则开始推售罐装的新鲜空气？

国际媒体也高度关注北京那几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卫星照片上，北京上空覆着棕褐色的云团。“我听到有些美国人说‘他们为何不做些什么、怎么能受得了’之类的话。对于一个生活在21世纪初的美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北加州或污染相对较少的华盛顿区的人来说，这样的空气确实挺糟糕的。”《大西洋月刊》编辑阿历克斯·马德里加尔撰文道，“但我们也并非一贯优越。现在的北京，不就是昔日的匹兹堡吗？”

他们也有过那几天，有的仍在经历那几天？

匹兹堡：从烟城到宜居之城

历经19世纪工业革命的洗礼，美国逐渐从一个农业国跃升为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匹兹堡市当时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钢铁基地，这座靠煤炭为生产动力的城市创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奇迹，却也熏黑了当地人头上的一片天。

1866年，便有旅游者称匹兹堡为“烟熏城”或“掀开了盖子的地狱”。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状况越发严重，就算是晴天，而且是大白天中午，能见度也很低，因为烟雾遮天蔽日，路灯因而早早就亮起，总让人误以为已经是晚上。

曾有人这样描述在匹兹堡的一天：早晨穿着干净的白衣服出去上班，上午9点刚过，衣服上便已脏兮兮的，出现浑浊的油滴；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白衣被染黑，回去就得脱下来洗。

不少人却也在污染的生产环境中赚了钱，有人调侃：越是有钱的人，手上越是乌漆墨黑。

二战结束后，美国核物理学家弗里德曼·肯德尔在论文《经济革命的代价》中写道，“烟城”已经是“土不能植、水不能饮、空气也不能呼吸”了。至此，当地政府终于意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开始对匹兹堡地区进行历时30多年的复兴改造。

第一次复兴始于上世纪50年代，时任市长戴维劳伦斯要求提高城市污染治理标准，大量钢铁厂外迁；第二次复兴从70年代算起，匹兹堡兴建摩天大楼，并更加重视文化及社区建设，与此同时，大量钢铁厂关闭裁员。美国拥有严格的《国家环境政策法》，1970年又颁布了《洁净空气法》，在此基础上，匹兹堡市根据自己的城市特征和工业状况，制定了《匹兹堡市环境特别法》。在匹兹堡市，没有任何法律和权力能够超越它，其严格执行的程度用一句话可以说明一切：数十年中从来没有无效执行或者网开一面的情形出现。

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复兴改造使匹兹堡的经济基础转向教育、旅游和服务业，尤其是医疗和以机器人制造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时任市长汤姆·默菲开始强调绿色建筑，兴建了包括PNC公园、匹兹堡金融峰会会址的戴维·劳伦斯会议中心等。

几十年来，匹兹堡市一直拥有着一支强大的环境保护监督队伍，那就是匹兹堡市的全体市民。依据法律规定，任何市民都有义务和权利监督和举报任何企业、工厂的排污状况，而任何工厂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强大的法律后盾坚决不会让任何监督举报者有后顾之忧。

因此，匹兹堡的企业和工厂承受着巨大的环保压力，任何企业，无论能创造多少税收，只要对环境构成一丝威胁，就要付出巨额赔偿，而且还会被美国银行联合列入“贷款黑名单”。

同时，如果市民向市政府作了举报而市政府不立即采取有效行动，那么任何一位民众都可以用“渎职罪”将市政府告上法庭。在匹兹堡担任市长，要想获取持续的支持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搞好环境，而不是只盯着GDP——1967年，匹兹堡时任市长库拉克虽然创造出了不菲的GDP，但是就环保工作不给力，最终被弹劾落马。

匹兹堡人怀着坚定决心治理环境，终于拨开雾霾见蓝天。自从1990年联邦环保局开评“美国十大绿色城市”以来，从古老工业城市成功转型的匹兹堡几乎年年榜上有名。从地狱到宜居之城，匹兹堡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大西洋月刊》编辑阿历克斯感叹：下次再要感叹北京空气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吧。

巴黎：拒绝吸入汽车尾气

法国首都巴黎是“艺术”和“浪漫”的代名词。但是当这个城市的空气污染超标时，就一点也浪漫不起来了。

据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在2003年《世界十大城市空气污染现状与控制对策鸟瞰》报告，21世纪初以来，巴黎的空气质量每况愈下，其城市空气污染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危害日益严重，患呼吸道疾病和其他疾病的人数明显增多。据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SO2的年平均浓度为24μg/立方米，但短期内日均值可高达250μg/立方米。由于大气污染，街头上也竖立有出售“郊外空气”的自动售货器。

虽然巴黎的空气质量还没有超过四级的程度，但人们已经开始难以忍受，每年有六七万巴黎人到远郊或外省另择新居。同时，大气中的污染物侵蚀了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一批珍贵建筑物的彩色窗户、壁画和雕刻。SO2等污染物在这些遗迹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

法国卫生监测所发布的公报显示，2004年至2006年，巴黎、马赛和里昂等9个法国城市空气中PM2.5年平均浓度均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标准的上限。

研究者分析称，法国是世界上能源结构相对合理的国家之一，巴黎市的主要能源依靠核能，故煤烟型污染几乎已被完全根治了。但是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大气环境问题并非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巴黎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是过多的机动车辆。

为改善空气质量，法国采取应急和长期措施双管齐下的办法防治空气污染。应急措施包括：限制机动车的数量，尤其是控制出租车的数量；规定当空气质量为二级时，汽车根据牌照的单双号交替行驶，而当空气质量达到三级时，凡可能造成污染的车辆都严禁上街；鼓励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空气质量凡在二级以上时，所有公共汽车和地铁的票价都要降低。

此外，巴黎实施了一系列公交工程，希望从根本上解决汽车污染。比如开辟自行车车道，提倡人们骑自行车；开展“无车日”活动；将巴黎的车辆逐步改换为电动车或浓缩天然气汽车；拓展地铁和增开公共汽车线路，进一步完善巴黎的公交覆盖网，并拟恢复有轨电车？

根据2010年每日空气污染指数（API）调查，巴黎和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几乎相等，巴黎为500万辆，北京约480万左右。自2001年实施鼓励环保的政策以来，巴黎市个人用车流量减少了15%，巴黎修建的一些辅路大大减缓了某些干线的交通流量，公交车的流量增加了10%。法国巴黎大区空气质量检测所发布结果表明，即使汽车保有量大，通过合理的治理，空气质量仍能维持在相对较好的水平

去年3月到4月，由于气候条件等因素，法国巴黎大区的细微粒污染连续超过警戒线，引起了各方的严重关注。为了进一步治理空气，巴黎的“老爷车”成为管制对象——巴黎市市长伯特朗德·德拉诺去年11月12日向巴黎市政委员会提交了一揽子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计划，即2014年9月之后，使用年限超过17年的小汽车、多用车以及使用超过18年的货车和公交车都将被禁止在巴黎上路。因为，在德拉诺看来，这些“老爷摩托车污染最严重，噪音最大”。

如果这项禁令付诸实施，像标致205S、雷诺4Ls这样的经典法国车将在巴黎街头消失；噪音不小但很受欢迎的黄蜂牌摩托车和其他两轮摩托车也将无缘巴黎街头。据统计，在巴黎大约450万辆机动车中，老爷车占到大约3%。

伦敦：法律与污染的长期斗争

“看哪，那黄雾沿街滚滚而下，擦着那些暗褐色的房屋飘浮而过，还有再比这个更平凡无聊的吗？”作家柯南道尔借着大侦探福尔摩斯之口，描述了19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伦敦，在浓雾的笼罩下显得朦胧而神秘。

伦敦大气污染最早被记载于13世纪，当时主要是由于石灰生产业造成的。17世纪工业革命后，随着煤、石油等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大气污染日趋严重。

1952年12月4日—9日，“雾都”爆发了20世纪最为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伦敦烟雾事件”。大量的煤和石油制品燃烧使伦敦的空气中弥漫着颗粒物、SO2以及硫酸雾。对于这一异常情况首先发生反应的是一群准备在交易会上展出的得奖的牛。它们呼吸困难，其中一头当即死去，12头奄奄一息，还有160头等待治疗。与此同时，数千市民出现胸闷、咳嗽、咽痛、呕吐等症状。12月7—13日这一周，死亡人数突然猛增，死亡人数为4703人，与1947—1951年同期相比多死亡2851人。

之后两周内，死亡人数为3138人，较平时成倍增加。此后的两个月内，还陆续有8000人死亡。对当时的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后表明，这次事件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高于以前的估计，达12000人。英国人由此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酿成的苦果，这次污染事件直接促成了1956年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诞生，法律要求改造居民区传统炉灶，设立市内无烟区，迁移煤烟污染企业等。许多措施相继出台，有效减少了烧煤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污染，伦敦每年的雾日由19世纪末的90多天减少到1980年的5天。

摘掉“雾都”的帽子，伦敦同样花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污染并未真正远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煤烟刚散，汽车尾气成为英国大气的主要污染源。2003年2月，伦敦市政府在一片质疑和反对声中，开始对周一至周五早7点至晚6点半进入市中心约2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机动车，每天征收5英镑的“交通拥堵费”，由此获得的收入完全用于改善伦敦公交系统。此后收费区域不断扩大，收费标准也提高到目前的8英镑。迄今为止，交通拥堵费政策取得了成功。每天进入塞车收费区域的车辆数目减少6万辆，废气排放降低12%。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开车上班，而是纷纷选择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

现在的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对交通治理同样信念坚定：“伦敦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面临环境污染难题，关键在于行动，而不是讨论哪个方案更可行。”他专门在2010年签发了有关减少可吸入颗粒物与氮氧化物等空气污染源的行动纲领；2011年，他宣布对运营中的1200辆出租车进行新能源改造，鼓励电动车的使用；他还计划到2023年把伦敦私车流量减少9%。鲍里斯自己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希腊：要污染还是要我们

在工业革命中崛起的发达国家已经树立了前车之鉴，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成为次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值得思考的问题。

希腊首都雅典被誉为爱琴海上的明珠，是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古城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城市空气污染、确切地说是光化学烟雾的困扰。

1989年11月2日上午9时，雅典市中心的大气质量监测站发出红色危险信号，每立方米空气中的CO2含量达到318毫克，国家标准警戒线时200毫克/立方米。到了11时，CO2浓度升到604毫克/立方米。中央政府当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禁止所有私人汽车、出租车和摩托车等在市中心行驶，所有燃料锅炉必须熄灭，主要工厂削减燃料消耗量50%，学校一律停课。

但大气污染有增无减，中午时候，CO2浓度飙升到破纪录的631毫克/立方米。救护车开始在市区内穿梭，仅国家急救中心当天强求住院的重患者就有63人，自行上医院就诊的人也多是心脏病或呼吸系统病发作。

下午4时30分，戴着防毒面具的自行车队在大街上示威游行，高喊“要污染，还是要我们！”“请为排气管安上过滤嘴！”

像其他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一样，雅典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汽车尾气的排放。为避免严重的污染对旅游业的冲击，保护雅典古城的著名遗迹和人民健康，雅典市政府采取了汽车限购、鼓励环保车型、推广无铅燃料等措施。

令人担忧的是上述措施执行不力。由于对私人客运的高昂税收占雅典市每年财政收入的很大比例，从而使对占相当污染份额的私人客运汽车的污染治理举步维艰。

圣保罗：空气污染影响男女比例？

圣保罗市是巴西乃至南美洲最大的城市，也一直被认为是巴西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大气污染物经常超过空气质量标准，其古巴陶区甚至一度被称作“死亡区”。2009年巴西圣保罗大学医学院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04年圣保罗每天有20人因为空气污染而死亡，每年因为空气污染而住院的患者人数也在增多。据测算，最近几年圣保罗平均每年有1.3万人因空气污染诱发的各种呼吸道疾病而住院，其中近一半是4岁以下幼童和60岁以上老人，造成经济损失达3.34亿雷亚尔（约合1.4亿美元）。

研究发现，汽车尾气是造成圣保罗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圣保罗汽车保有量从2004年的560万辆增加到2008年的630万辆，汽车尾气成为圣保罗空气中50%有毒物质的来源，造成当地空气每立方米含有毒物质的数量高出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规定的近两倍。

此外，巴西圣保罗大学的乔治·哈拉克和其研究小组在对圣保罗市婴儿出生情况的研究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受到高度污染的地区出生的女婴更多。这种因空气污染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偏差对人类是福是祸还不得而知。

研究小组根据空气质量监测站的监测结果，把有着1700万人口的圣保罗市分成空气低度、中度和高度污染的几个区域，然后调查了从2001年到2003年全市的婴儿出生记录。结果显示，在空气污染最少的地区，女孩的出生比率为48.3%，但是在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女孩的出生比率为49.3%。在比较了所有区域的男女婴儿比率之后，研究人员计算出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少出生1180名男婴。

德黑兰：污染假出台

“飞机在高空飞的时候，窗外是蓝天白云；临近德黑兰上空的时候，我往机舱窗外看，就见到一团黑的。”这是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生活的中国朋友对我的描述。

去年12月4日，德黑兰市大雾弥漫，无风，全城人多了两天“污染假”——由于空气污染严重，伊朗首都德黑兰全城从4日开始放假两天。当天的《德黑兰日报》在报眼位置刊载了这样一句话，“由于空气污染严重，本报停刊3天，下期将于8日出版。”该报还刊载了一张雾幕下的德黑兰城区的照片。

为防止有人突然发病，德黑兰当局在人口稠密地区部署了数辆救护车。政府提醒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私家车的尾气排放，老人和孩子应尽量待在家中。

世卫组织对伊朗城市颗粒物浓度严重程度解释认为，可能是地理环境导致的沙尘暴而非排放污染，这与中国多数城市的污染原因截然不同。也有专家指出，过旧的汽车和质量低下的燃油是污染增加的主要原因。德黑兰面积虽小，但是汽车占有量高，有不少还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前遗留下来的美国车，早就应该报废。

德黑兰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除了放假外，还准备进行汽车单双号限行政策，以此限制车辆数量，降低污染。另外德黑兰周边的一些污染型企业和工厂都暂时停工，但总体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比如德黑兰中心城区实现进出许可证制，单双号限行、加大强制报废力度等。一般情况下这些措施执行得并不严，交警对有些违规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污染严重时，才会加强查处。由于空气污染，德黑兰每年有4000到5000人因病死亡。德黑兰还处在地震活跃带上，伊朗政府三年前就宣布制订了德黑兰人口迁出计划，号称要迁出500万人口，既为预防地震，又可解决拥堵和污染。但这一计划至今还停留在口头上。

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球1081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垫底10名分别是

1.伊朗阿瓦士

2. 蒙古乌兰巴托

3. 伊朗萨南达季

4. 印度卢迪亚纳

5. 巴基斯坦奎塔

6. 伊朗科曼莎

7. 巴基斯坦白沙瓦

8. 哈博罗内博茨瓦纳

9. 伊朗亚苏季

10. 印度坎普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