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流浪汉回家 喜获700万意外之财

2004年7月，家境贫寒的温州男子朱景从家里出发，远离家门闯荡自己的事业。因为连连亏本，朱景9年来风餐露宿乞讨流浪，甚至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今年3月27日，朱景回到家乡，哥哥朱忠告诉失踪9年的弟弟，因前几年城中村开发，他已获得700余万元的土地补偿金。

事情的转折点在今年2月5日。信息日报报道说，当时蓬头垢面的朱景走进萍乡市救助站的大厅，想在这里休息一下。工作人员发现他满脸病容，声音很微弱，胸前起伏不停地喘着气，连自己的姓名和住址都说不清楚，便将他紧急送往该市二医院接受救治。

萍乡救助站还与温州市平阳县救助站取得联系，最终找到了朱景的哥哥朱忠。经50天的治疗后，朱景的病情得到控制。今年3月27日，萍乡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接朱景出院并护送其回家。

朱忠告诉告诉失踪9年的弟弟，几年前，因为家乡搞城中村开发，朱景名下的土地获得了700多万元的补偿。他知道弟弟性格好强，生意失败碍于面子不愿回家，所以，尽管9年来一直没有音讯，但他还是特意为弟弟买了一套商品房，还给弟弟缴纳了养老保险。

由于朱景一直没有音讯，早在几年前，妻子已与他公告离婚，目前朱景的儿子在当地一所高中读书。

虽然相隔9年，很多事都记不清，但弟弟刚离家不久后两次打电话回家要钱的事，朱忠还记得非常清楚。朱忠向萍乡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介绍，弟弟是2004年7月离家的，当时家里很穷，弟弟为了赚钱，坚持要出远门做生意。弟弟出门半年后，也就是2004年底，他打电话给哥哥说，生意亏本了，向哥哥借5000元钱。朱忠二话没说，立即将5000元打到了弟弟的银行卡上。过了不久，当时还未离婚的妻子也接到朱景要钱的电话，妻子也给丈夫汇去了10000元。此后，朱景便没了音讯，如同在人间蒸发了似的

记者查看全国救助网发现，2013年元月21日，朱景获得河南洛阳救助站救助，元月23日，朱景获得湖北武汉救助站救助，元月25日，朱景获得湖南长沙救助站救助，2月5日，病情严重的朱景来到江西萍乡救助站求助。

同样因为拆迁，北京大望京村村民也是一夜暴富。新京报说，位于北京东北五环处的大望京村，是北京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急先锋。

北京采取了“2+50”模式，即大望京村和北坞村两个改革试点后跟进50个重点村改革。大望京拆迁模式即：村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放到朝阳区土地储备中心筹措资金，负担拆迁腾退等征地全部资金；再利用一级开发到二级开发的差价，解决村民社保、就业安置等问题。

这一创造，短时间内使大望京村筹得43亿资金，村民得到较高补偿。王嘉生记得清楚，拆迁公告是2009年2月25日贴出来的，他和1692户乡亲们的生活，从这一天起改变。

公告发布前，大望京村拆迁模式已基本成熟。崔各庄乡政府工作人员说，村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放到朝阳区土地储备中心筹措资金，负担拆迁腾退等征地全部资金；再利用一级开发到二级开发的差价，解决村民社保、就业安置等问题。

事实证明，这一思路短期内为大望京村筹到了43亿元资金。

到2009年5月，腾退补偿安置方案出台，村民开始盘算，是要房，还是要钱？大望京的村民，多数跟王嘉生一样，因拆迁成为百万富翁。

王嘉生的院子在村里只是中等规模。如果要钱补偿款400多万；如果要房，按“每人限购50平方米，4500元/平方米”计算，他一家八口能得到5套房，另加近百万补偿。提前搬迁还有配合费。

王嘉生说，虽然没了土地，可有工作、社保、股权；定向安置房像社区一样。“钱放手里会贬值，所以要房！”

大望京村里，选择“要房”的居民占比51%。

2009年，大望京村民28天内搬得干干净净，没人当钉子户，没人上访。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说，这是整村农民动迁史上的“奇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北京以大望京为试点推行的“2+50”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相同过程，其中不乏失败者，贫民窟现象就是实证。

在其他地区频发暴力拆迁事件时，大望京以及50个重点村实现了和谐拆迁，且让失地农民有住房、有工作、有社保，无异于开了个好头。

在北京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涉及到的乡村均采用了“资产变股权”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让村民当上了股东。让农民后续生活有保障。

“天上掉下的馅饼”砸出不小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城市扩张与变迁的舞台上，正在上演一幕幕悲喜剧。随着国家征地补偿政策的逐步完善，出现一些因征地而巨富的村民。急剧增加的财富在提升他们生活品质的同时，也给他们的家庭与人生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危机。

2012年5月，杭州江干区九堡法庭审理的一起债务纠纷的案子吸引了来自九堡、下沙的各社区（村）的人民调解员（治保主任）。

今日早报报道说，案子的主人公周虹几年前还只是个普通的村妇，2003年，村里拆迁，她家分得近百万的拆迁补偿款和几套大房子，让她一夜成了富婆。

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去澳门40多次，输光百万家产，更是欠下100多万的外债，不得不离家躲债。这次，连她老公也吃上官司，被债主告上法庭。

庭审结束后，法院专门组织一场座谈会，谈的就是关于拆迁户一夜暴富后返贫的问题。俞德坤是九堡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亲自到九堡法庭旁听。他透露九堡辖区拆迁户一夜暴富后返贫者（意为穷光蛋或流离失所者）高达10%，这一数据也得到下沙很多社区调解员（治保主任）的认可。

曾担任过10年的司法所长、调解主任并入选2010年杭州市“十大金牌和事佬”的俞德坤在日常调解中经常碰到此类案子，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九堡蚕桑社区的治保主任举例说，社区内有一拆迁户，也是妻子在外赌博输了四五百万，欠债后被人告到法院，到最后，家里甚至连安置房都被法院查封。

赌博、吸毒乱挥霍和盲目借钱给他人，是拆迁户一夜暴富后返贫的主要原因，俞德坤表示，辖区出现过部分拆迁户拿到拆迁款之后胡乱挥霍，到最后连安置房款都付不出，流离失所造成社会问题。

九堡法庭沈澄庭长表示，周虹案件在下沙及九堡比较突出，一是随着杭州市东部大发展的战略，九堡、下沙成为拆迁的重要地区，当地人分得拆迁款及安置房，生活条件明显提高；二是杭州到港澳旅游很便捷，而这些暴富的家庭妇女去得异常频繁，加上无固定职业，且大多都是相识的，圈子相对固定并逐步扩大；三是民间借贷缺乏规范和管理，在浙江民间资本较为充分、活跃，缺乏有效的投资引导和规范。

城郊接合部农民拆迁一夜暴富后返贫现象，也引起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研究员杨建华的关注。杨建华分析，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城市化快速推进，象九堡和下沙这些城郊原属农村地区撤村建居，村民是被动地城市化，他们一时无法适应身份的瞬间转变。

杨建华认为，拆迁户中很多人文化水平比较低，面对突然暴富后并没有规划，除了巨额的拆迁补偿之外，拆迁户通过出租多余的房产加上村里的分红，就可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也间接影响到他们的金钱观念。这还影响到“拆迁户二代”，有调查曾显示很多“拆迁户二代”接受问卷调查时，在职业选择上都是“无业”，而父母职业“打麻将”，虽然调查结果看起来有些荒唐，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拆迁户们暴富后的生活状态——精神极度空虚。这些尚未做好准备的村民一夜暴富，如果没有相关部门及时对他们加以引导，他们面对“天上掉下的馅饼”就很难做到合理消费、理性理财，这也就给了赌博团伙、放高利贷者可趁之机。

“拆迁暴富所引发的众生相，是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着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如是说。

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在因拆迁补偿致富的人们当中，有不少人的心态发生巨大变化，斗富、挥霍的现象比比皆是，短短几年内挥霍掉巨额财富后，重新回到甚至比以前更差的“赤贫”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失地农民一旦因为挥霍拆迁款返贫，所诱发的种种问题最终都会转嫁到政府和社会身上，并催生新的纠纷和矛盾，此为“拆迁暴富魔咒”。

家住上海浦东新区上南路杨新路的聂梓明，同样由于拆迁一夜之间迈进富人的行列。让聂梓明得以快速致富的原因是2010年的世博会。

“我们原来住的地方离世博会后来的A片区，也就是中国国家馆所在的地方很近。按照规划必须拆迁，按照政策，我们一家分到了几套安置房。”聂梓明说。随后，聂将其中几套变卖出去，一下子就获得了几百万元的收益。

“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接合部地区大量村庄迅速成为高楼林立的都市，而位于远郊区县的产业园也不断发展壮大，村庄成为了工业园区，不断刷新着经济前进的速度。大量农民，从世代居住的农家院搬进楼房，而且手里多出一大笔可观的拆迁补偿款。”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指出。

事实上，不仅仅是杭州、上海，在北京和广州、深圳、郑州、武汉、哈尔滨等城市，同样出现大量因拆迁补偿而暴富的案例。

2010年8月，广州市天河区新塘城中村整体改造，涉及面积78万多平方米。此次改造成本46.55亿元，由政府保底。拆迁过后，户户村民都将成为“百万富翁”，最多一户所得补偿估价逾5000万元。

同年9月，位于深圳核心CBD的岗厦河园片区改造项目拆迁工作亦步入完工倒计时。据媒体披露，当时签订拆迁协议的原住民，有很多摇身一变成为千万富翁。

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北京大望京村。作为北京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地，大望京村拆迁补偿总额达50亿元。现在，大望京村几乎家家都买房买车，甚至有人用宝马当黑车去拉客。

吸毒、酗酒、赌博、放高利贷，成为部分因拆迁致富的人们最为热衷的消遣与投资方式。

面对拆迁带来的巨额利益，还出现了“闪婚”“闪离”“闪孕”等怪象。村民向时代周报记者反映，有人到外村入赘，离婚后回到村里，分走钱，立即复婚；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拆迁前结婚，拆迁后又立即离婚。

上海的聂梓明，对拆迁暴富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深有体会。2009年，当聂梓明分到几套拆迁房后，之前嫌他没能力的前妻和他打起了官司，要求分享一半财产；而他自己也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

尤其令聂闹心的是，儿子也因为不出去工作和朋友一块吃吃喝喝，最终染上毒瘾犯了事被关进监狱。“不过，现在的老婆又给我生了一个小儿子。”聂梓明说。

除了看不见的诱惑与歧途，这些富裕的人们还面临着一些垂涎欲滴地盯着他们财富的不怀好意者。在杭州采访期间，不少村民告诉记者，有些人盯上了他们这些拆迁富起来的人。“他们拉我们进一些情色场所，或者是下套子引我们进入博彩业。”

几百万元的拆迁款再加上几套回迁房，靠房租、靠村集体经济分红，都能有不菲的收入。如此一来，人们的就业心态发生变化也在所难免。拆迁农民中，许多人宁愿失业也不愿当保安、保洁员。“难道开着好车扫大街去？丢不起这人！”有村民这样说。

“由于这笔财富并非由自身的知识、技能与智慧所创造，因此，他们面对财富，狂喜也许多过理智，挥霍滥用多过合理规划。知识、能力与眼界的局限，也决定了他们面对巨额财富与未来生活时，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性弱点难免展现，自愿或不自愿地迷失在奢华挥霍的生活中，甚至比富斗狠、家庭破裂……这些，是在财富之外，他们内心难以适应的剧变。”知名时事评论员李妍如此评论那些被财富这把“双刃剑”刺伤的人们。

“拆迁农民问题频出的背后，是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甚至被颠覆，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亟待重建过程中出现的阵痛。”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指出。

事实上，在财富面前，因拆迁致富的人们“把持”不住，不仅仅与他们自身的素质有关，也同整个社会现状尤其是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引导有关。

用拆迁人口管理的制度化破解“拆迁暴富魔咒”

2012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指出，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达到51.27%，城镇人口达到6.9亿。

3月，社科院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要实现75%城市化目标应该在2040年左右，也就是说还需要30年。如果要完成2030年67.81%的城市化水平，意味着城市化率每年要提高1个百分点，也即每年将有1400万人口要转移到城市。

这意味着，获得拆迁补偿而暴富的现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演。而近年来各地房价的迅勐上涨，无疑又为拆迁获得高补偿推波助澜。

“支付补偿款征地，是让农民交出世代拥有土地的权利，一旦拆迁农民因挥霍征地补偿款而返贫，许多问题会转嫁到政府和社会身上，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说。

如果没能较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就会形成“拆迁暴富魔咒”。近年来，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因为“拆迁返贫”影响社会发展的案例。破除“拆迁暴富魔咒”的关键在于，要把拆迁农民的短期富裕变成长期收益，让他们不是“富裕一阵子”而是“幸福一辈子”。

正是如此，不少专家大声疾唿：拆迁人口管理的制度化建设迫在眉睫。

“这种制度，既要涵盖他们的精神生活，也要涵盖他们的物质生活。既要帮助他们转变思想、提高综合素质，也要关心他们的就业状况、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同时，这种制度还要帮助拆迁农民完成从农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湖南省社会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方向新指出。

“被拆迁户们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实际上是一种被动城市化的过程，缺乏足够的时间过渡和适应阶段，并且因为他们自身素质局限，由此引发的心理问题更不容小觑。在对被拆迁户们进行各式补偿的同时，应将精神补偿作为重要的配套内容。”方向新说。

在方向新看来，单纯的货币补偿模式同样需要改变。“单纯的货币补偿模式很难让被拆迁户们合理利用。货币利用得好可升值，反之就会贬值。如以实物或者实体代替货币补偿政策，让拆迁户想挥霍也挥霍不了，并有一定的增值空间，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征地拆迁不是与农民做‘一锤子买卖’，而是要保障好农民的长远生存权、发展权。通过制度设计，让土地收益最大限度地用之农民。”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说。

在王教授看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关键是要明确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制定合理的补偿机制，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到农村土地市场的开发中来。“此外，政府应加大对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确保失地农民有一技之长，这样他们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空间。”

事实上，如何帮助农民打理好手中的钱财，不但是农民的强烈愿望，也是政府部门责无旁贷的义务和金融机构开拓经营空间的当务之急。“由于农民缺乏理财意识、知识，有关方面在引导农民理财、开发农村理财产品时，要从实际出发，‘重农’，‘亲农’。”方向新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