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 知识分子成中共最大变量

“8·19”讲话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部分，被后续的媒体解读逐渐道破。尤其是最大限度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的部分，《人民日报》精简版的讲话通稿中只字未提，9月10日发表的《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又查漏补缺，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上升到“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的高度，能否团结好、引导好这个最大变量也随即成了未来5到10年能否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知识分子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思维空前活跃，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交织，中共能否读懂这个群体，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为我所用，成了摆在第五代领导集体面前的课题。而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的讲话，只是在未来五年的工作做了开篇布局。

五代领导人的知识分子观

事实上，不管是积贫积弱的毛、邓时代，到经济繁荣综合国力显着提高的江、胡时代，都不同程度将知识分子摆到了重要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有1951年秋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的“批判唯心主义思想”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十年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大清洗，但毛泽东也多次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成功的。邓小平复出之后，在全面推动经济建设之前，一项首要工作就是大幅度恢复知识分子的名声。只不过，鉴于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以至于留在民众心中的刻板印象，只剩下引蛇出洞的“阳谋”，以及对知识分子、学者们风声鹤唳的大清洗。即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给知识分子送来了“春天”，却也因为八九学运再次让知识分子身陷“严冬”。

到了江、胡时代，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提出的口号有过之无不及。比如前者提出，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的兴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后者则强调，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必须紧紧依靠广大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也有分析人士忧虑，比之于毛邓，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任内对知识分子没有太多切实的政策，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是理工科背景，在人文意义的事情上没有多大建树。

延续至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表明“重要的是团结”，并“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和工作大政方针”。俨然将知识分子当成了治国理政的中流砥柱。如他在“8·19”讲话中强调，“宣传思想部门要加强同知识分子的联系，多同他们交朋友，最大限度把他们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要把握“团结”、“引导”这个关键，具体而言即是，“团结”是前提，“引导”是路径。其间，讲话中也有对知识分子“负面效应”的呈现 ，比如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拿党史国史做文章搞历史虚无主义，有的否定改革开放，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等等，《人民日报》、《求是》、《天津日报》中也有提及，但这并不能成为习近平用毛时代手段整肃知识分子的直接证据，而应该看做是对知识分子新特点的一种罗列。

习近平如何把握“最大变量”？

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三步走战略，短期目标是整顿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媒体，类似工作已然波诡云谲。

中期目标是在经济学界、法学界真正培养一批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学者队伍，以对冲西方的不良影响。这一点，在宪政大讨论也露出端倪。而按照习近平更细致的说法是，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好学术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同时要搞好政治吸纳；另一方面要关注具有特殊性的知识分子，下功夫做好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等群体的工作。人民网舆情检测室计划举行首期舆情分析师培训，大批“网络评论员”有望转正，而这一群体恰好是引领网络民意的主要构成，也包含在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等序列中。

既然是团结、引导和政治吸纳，那么掌握知识分子的新特点就必不可少。比如规模不断扩大、构成复杂多元、自我意识个体意识强化、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交织，被当局划归到需要改造队列中的群体，即是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交织的“产物”。按照各个击破的原则，知识分子是中共必须团结的社会群体，是首要的群体，甚至比资本家更重要。简单说，资本家是经济利益群体，而中共是最大的“资本家”，且控制了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税务和资本体系），所以只要 “大资本家”继续当家，资本家就会很好管。但知识分子是思想聚集体，即便言论不自由，思想的市场是畅通无阻的。知识分子没有东西被政府掌握，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强大，随便一条微博、一个不同观点，都可以引发舆论震荡，因为他们应该是党外最为关键的政治群体。

随着社会矛盾凸显，公共知识分子悄然出现并迅速成为一个群体的代名词。他们活跃于“前线”，充当着为民请命、批评政府的角色。每次的热点事件中，尤其是强拆、滥权、贫富冲突的事件中，总有公知在虚拟的网络舆论场挑起辨论话题。可以说，公知的存在本身就是因为社会存在不公正，是社会不公正的衍生品。因此，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来看，对于这个群体，更多的应该是沟通、包容和互相理解，将其看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以便提醒政府需要做什么、需要注意什么，而不是将其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当做麻烦制造者，意欲除之而后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一亘古不变的箴言虽然可能被不同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所利用，但也要避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悲剧。除非政治假以厉色，不允许公知开口。果然如此，显然与政治的开明背道而驰。反过来，只要允许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地说话，便注定了“七嘴八舌”汇不成 一句话，这也正是公知的社会意义之所在。

对于理论界和学者群体，要想让最大变量成为最大政治力量，必要的工作也应该及时跟进。比如理论界，应该建立庞大的理论界群体，并让这个群体有序地百家争鸣，因为只有当这个群体存在不同的声音，才能成为有益的政治力量。当然，中共的目的应该是鼓励对自己有利的理论声音。但切记不要强求，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如果中共自己无法获取这个群体大多数的支持，要做的不是埋怨理论界不明就里，而应该是反躬自省、自我检讨。对于学者群体，这是在知识分子和理论界两个群体清晰界定之后的一个服务群体，他们的重要性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因为往往比较保守，但考虑到他们担负着培育未来知识分子老师的角色，所以应该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重视这个群体的传播和引导作用。

除去以上三个群体，针对在习近平讲话中提到的“独立演员歌手”，大陆政情分析人士给出了不同看法。习近平将独立演员歌手与网络意见领袖放在了一个层级上，意在引导和政治吸纳，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一群体超高的舆论引导力。比如刚刚收养夏俊峰儿子为义子的艺人伊能静，就是一个在热点社会事件中颇为活跃的演员。但比起知识分子等群体，这些人大部分仅凭借一技之长赚取眼球，能够在社会上某个特定群体中建立很大的影响力。但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知识分子一样，要有区别。毕竟，他们很难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先驱力量。

对习近平而言，能够最大限度地将知识分子、理论界和学者拉拢过来，能否真正读懂他们并为自己所用，将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政治后盾力量，自然是皆大欢喜。更长远来看，不断开放对党外的舆论力量，也有助于在党内宣传力量乏力之时成为“候补”力量跟上。对知识分子而言，既然呼吁的“百家争鸣”已经收入囊中，反右、文革的血腥教训和意识形态专政恐怖依旧，如若延续昔日“右派”批评谏言直指共产党合法性的做法，显然容易陷入另一种激烈对抗的潮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