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胡锡进 二胡左右中国媒体江湖

有人预言，这可能是中国职业记者女元老胡舒立近年来所遭遇到的最大业界反弹。祸起于财新网2日在“舒立观察”栏目中发表的一篇《新闻寻租不可恕》。剑拔弩张者要么对胡舒立的文过饰非不满，批评这位元老级人物“立论事实未必存在”、“倒向了那些可疑的势力”；要么不满胡舒立不合时宜地大谈新闻寻租，却忽略了背后更大的“黑手”——国家的意见治理策略。言外之意是，即便媒体圈已经污点重重，同行们也该同仇敌忾奋起反击。作为领军人物，胡舒立也该合着大流将明晃晃的新闻寻租藏着掖着，先向体制挥舞大棒才是应有之意。

胡舒立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让媒体行业的种种劣迹原形毕露。《新闻寻租不可恕》一文中几乎点到了全部的问题：陈永洲的操守疑点、央视的宣传审判、警方办案的污点、新闻寻租的危害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然而”之后的矛盾过渡，最终指向的是新闻界本身。如其所述，中国的新闻寻租并不是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新闻机构和媒体人的顽疾。媒体本为社会公器，新闻界不是“升官发财”的通道。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多数媒体又有官方背景和政府隐性支持。因此，倘缺乏自律与他律，媒体很可能在市场与权力之间“套利”。在一部分媒体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的拉广告不成，便以揭露真相为名，作选择性负面报道；有的自觉充当公关工具，深深卷入利益输送。此类以“新闻寻租”为特征的“商业模式”不仅不是秘密，还常常成为一些人私下炫耀的资本。

供职于《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员宋志标在微信平台送上《为何不忿胡舒立？》，算是南方系孙旭阳之外打响的最有杀伤力的一枪。后者的批驳虽然也有点强词夺理，“胡舒立的立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她用一个随时都不会失效的观点去针对如此难堪的具体事件，要说不会产生遮盖的效果，恐怕万难。”但宋志标还是进行了免费推广，而且认为新闻界要想完成自律，必须在他律和法律完善的前提下进行。如果法从一开始就弯曲了，“法”律已经不能，自律自戕自贱，他律也不忍责备。如果要确立自律的基础，需要包括胡舒立在内的新闻界搞清楚陈永洲事件的前前后后，而不是对央视的偏听偏信。当然，宋志标也认识到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报道存在的难度，因为这里边的难度一定不是技术难度，而是政治难度，这种“难度”本身，就已经构成了“自律”无以立锥的实况。

南方媒体人集体向胡舒立开炮，很快成了一道风景。以至于有人不禁要问：他们忿的究竟是胡舒立，还是这个行业的衰落带来的不安和恐惧？尤其是过去南方报业曾经称雄业内带来的光环让这些记者编辑迄今不能适应日渐失去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躺在光辉岁月的摇篮里自怜自艾能让这个行业重新恢复生机和公信力吗？

作为胡舒立昔日的下属，“打铁记”当家人罗昌平则通过推荐魏海田的批判来间接站队。

“此时此刻检讨新闻寻租，有对陈永洲等人落井下石的嫌疑；此时此刻检讨新闻寻租，是对已经被伤害的陈永洲造成更大的伤害；此时此刻检讨新闻寻租，似乎站在了中联重科、长沙警方、中宣部和央视一边，也就是站在了不公正的威权一边；在此时此刻批评《新快报》和陈永洲的媒体人，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嫌疑；此时检讨新闻寻租，也是媒体被强暴后的可怜的无耻的自虐行为！我真希望这文章不是出自舒立的本意！”

是不是出自胡舒立的本意现在已然不再重要，大多数不忿者真正忿怒的仅仅是媒体那失落的话语权。只是胡舒立的名气与业界威望，助推了这种忿怒的级别和广度 。被北京大学公共传播和众多意见领袖举双手推荐的“污点寻租”一说，正是这种因话语权失落而生发的情绪外溢。

何为“污点寻租”？在作者周海燕看来，即寻找当事人的道德或法律污点，以减少舆论同情与支持，同时对其他发言人形成寒蝉效应……如果再联系年初的“南方周末事件”和近年来对微博的管控，则可以看到，国家的治理策略，在“污点寻租”之外，更通过严格的审查制度，控制把关人，使其虚弱和渐失活力。这种对异见表达的分层治理，显然已经起到了明显的“寒蝉效应”。它不仅严重侵犯了表达自由，也严重伤害了司法公正与媒体生态，更与文革期间的某些政治打击手法遥相呼应。如果只在陈永洲事件中看到“新闻寻租”的不可恕，而对整个国家意见治理策略中“污点寻租”手段的危险性视而不见，那才是真正的本末倒置。

面对语言暴力大棒，久经沙场的胡舒立还是站了出来，反击那些从“威信”考虑出发不愿查清问题的同行们，也在倡言千呼万唤也难始出来的真相。作为胡舒立“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受惠方的达芬奇家居，应时应景及时送上感谢——“非常感谢胡舒立女士……可以坚守媒体的社会责任，让处在弱势的企业看到一丝希望”。

胡舒立以及她所带领的财经团队之名声大振，值得拿出来如数家珍的报道包括揭露“基金黑幕”系列报道，“银广夏事件”、“庄家吕梁”等。也正是因为对丑陋现象的尖锐批评，胡舒立被贴上了“右”的标签，同时被誉为坚持记者操守和新闻独立的先驱者——尽管中国的新闻业面临严格审查、并且贿赂之风盛行。

如果说胡舒立属于“一夜成名”，那么媒体江湖的另一领头人胡锡进则应该归于“温水煮青蛙”的左派代表。他所带领的《环球时报》，一度成为媒体界所不齿的对象，每一期的社评也总能掀起一个舆情小高潮。胡锡进的特色逻辑在评论中亦有鲜明渗透：你要批评政府，自己屁股要干净。很多人此次不满于胡舒立，也恰恰是因为她不由分说地沿用了胡锡进的逻辑——新闻界要想批评政府，自己屁股要干净。

刚刚梳理完微博平台对胡舒立批评声音的凤凰网评论员彭晓芸，再将媒体江湖的“二胡”放在一起对比，以探讨如何看待媒体掌舵人政治能量的问题。“两胡是典型代表，刚好一偏左一偏右。

他们带领的媒体看上去都有特别优待的尺度，于是惹来政治地位日渐失落的南方媒体人的忿恨。我觉得这些抱怨的媒体人真是幼稚得可笑，在任何社会，无论民主不民主，媒体大佬没有政治能量基本不用玩。”

事实上，不用南方媒体人忿恨，“二胡”的政治能量已然毋庸置疑。《金融时报》9月末梳理的《25位最值得关注的中国人》中，媒体界代表“二胡”悉数在列。而且在简短介绍中，也可以看出外界对二胡的“刻板印象”和二胡的外部形象——胡锡进作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主编，尽管他的观点常常在新浪微博上遭到奚落，但他的报纸为中国新左派提供了表达担忧的渠道；胡舒立是中国职业记者中的女元老，无论是在她创建的财经杂志《财经》还是在她创立的媒体集团财新，胡舒立都是坚持记者操守和新闻独立的先驱者。

抑扬之间，听惯了奚落和漫骂的胡锡进只好默默地在个人微博上留言——“不得不说，民粹主义已经吞没中国互联网。希望只是互联网。”如果这是胡锡进组织民粹主义论坛后得出的最后结果，那也应该可以看做是稍早前社评《民粹主义大发酵不是中国社会之福》的终结版。

也罢。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面对可能再次给媒体界一次重创的农夫山泉进京举报《京华时报》事件，现在还在雾里看花。“新闻寻租”的批判后续会不会汹涌而至还没有定数，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媒体人自身讳疾忌医，“病”恐怕永远都好不了。愁云惨雾笼罩的，也不仅仅是即将到来的这个记者节。至于“二胡”一左一右建构起来的媒体江湖，恐怕也不是网络空间的口水可以轻易攻陷和解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