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可·基德曼谈邓文迪：我对她感同身受

十天前，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和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现身纽约法院，以短短10分钟的时间达成了离婚协议。走出法庭时，默多克神态轻松，面露微笑，邓文迪却被媒体形容成“脸色憔悴面色铁青”。据称，邓文迪将获得两套房产，无法分得默多克在新闻集团的资产，两人离婚也不会改变默多克家族信托基金的继承规则。

现在再来看这篇文章，是唏嘘，是鄙夷，是同情，还是对邓文迪本人有重新的发现，一切任君选择。

在中国她的风评不算好但她却收获了国外朋友的一致褒扬

在中国国内，邓文迪的风评并不算好。有人认为她是名投机分子，依靠各种手段和心机嫁入豪门，却没落得好下场。

但在《Vogue》杂志英国版的这篇文章中，邓文迪却收获了来自不同消息源的一致褒扬。在事业方面，大家称赞她“聪明而且努力”。华裔导演王颖举例说，在拍摄《雪花秘扇》前夕，章子怡的临时辞演令邓文迪压力巨大，“她打了无数个电话。最后她亲自飞到香港去见李冰冰，敲定了她。她总是能把事情搞定。”默多克传记作者迈克尔-沃尔夫说，邓文迪令人印象深刻，“她是个中国女人，但行为却像个美国女人，中国女人总是比较含蓄，但邓文迪却不是这样。办公室里的每个男人都迷恋她。”

在家庭方面，邓文迪是朋友心目中的好母亲。她的英国明星好友休-杰克曼称，“文迪是个严格的母亲。不把拥有的一切看做理所当然，这是她要求女儿们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她要求她们拥有独立的精神生活，这在她自己的童年里是完全没有过的。她们会定期去教堂和主日学校。我们去他们家做客时，她常常会和女孩们一起包饺子招待大家。”

妮可-基德曼和邓文迪也是多年老友，在邓文迪认识默多克不久后就已跟她相识。“我们的共同点是，当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很寂寞孤立。她当时刚刚进入美国上流社会，我也正处于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状态，我对她的心理状态感同身受。我们都来自相当严格的家庭，我在教堂长大，文迪也会上教堂和主日学校。” 在朋友眼里，邓文迪是天生的社交好手，这一点令老美都相当钦佩。《美国周刊》主编蒂娜-布朗曾与邓文迪一起主持过派对，“她不是那种只会坐在泳池边的主妇。和她共事是种享受，她相当专业，极其擅长把各种人汇集在一起，十分积极主动。”妮可-基德曼也称：“她比你想象的要轻松得多。”妮可曾邀请邓文迪去一部电影的杀青派对，“我叫她想来就来，我告诉她当天会有很多人。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她很高兴地就来了，而且一整晚都在跳舞！”

就连这篇访谈的作者、《Vogue》的特约记者Golfar也认为邓文迪“充满了无可争辩的魅力”。记者第一次见到邓文迪是在2011年初，休 -杰克曼在纽约的家中，邓文迪在赶赴一场时装秀之前来到杰克曼家小坐。在见到邓文迪之前，记者印象中的她是“坚韧、冷漠、不甚友善的”，但没想到的是，邓文迪“十分热情”，她打扮得相当时尚，穿着当季的Prada短裙、黑色紧身短裤以及黑色及膝平底靴。大家聊到了运动、美容和时尚，邓文迪说话的方式“相当直接”。

媒体笔下的邓文迪

“1985年，邓家拥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它的质量不过硬，屏幕常常爆出雪花，有时候还会罢工，但邓文迪还是在断断续续的画面中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她记得自己看过的第一部外国电影是《音乐之声》。”

“在派对上，邓文迪会把可能对你有帮助的朋友一股脑儿介绍给你，也细心准备好自己钟爱的珠宝和Wolford丝袜。”

“‘她非常Smart，非常Sharp，非常Quick！’邓文迪‘穷学生时代’的朋友Jenny说。”

“在纽约，邓文迪曾经自豪地告诉记者，她那远在澳洲90多岁的婆婆依然每天自己开车，‘很拉风的’。”

“邓文迪的另一位好友、电影人罗燕说：‘我在他们家吃早餐时，默多克会说：你们自己开冰箱拿吃的。他也会给你倒水，虽然家里至少有4个穿着制服的服务人员。我们一起到小饭馆里吃饭，桌子并不比一张茶几大多少，也没有保镖。’”

“‘当看见Alberta Ferretti黑色小礼服时，邓文迪如同小女生一样雀跃后快速地决定：这件我很喜欢，Alberta是我的好朋友，经常在美国要我试穿她的新衣服！然后，她望了一眼记者带来的服装师：‘你觉得呢？帮我参谋吧！’”

拿美国绿卡的传闻属实吗？她说“是的”

在《Vogue》的这篇访谈中，邓文迪罕见地坦承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对自己如何来到美国、如何遇到默多克的传闻也供认不讳。

“我在一个叫徐州的中国小城长大。我住在乡下，家里很穷，穷到连热水都没有。我们家有4个孩子，3个女孩1个男孩。”邓文迪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有个弟弟。“在那个年代的乡下，生男孩非常重要，但城里却没有这种观念了，他们已经认识到女人也可以很聪明！”

邓文迪的父母是工程师。“父母希望我们能够努力，在家里要做家务、做饭，在学校也要努力学习。我父母想让我读医学院，虽然我不情愿，但1985年我还是进了医学院。”邓文迪称，父母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考虑问题非常实际，如果我读了医学院，等他们老了后我就可以照顾他们了。”现在的邓文迪也的确在照顾她的父母，她把她们接到了美国，她的姐姐和弟弟则在美国和上海两地跑。“我并不是我们家最聪明的，我大姐比我聪明。但我很努力。我父母总是很严格，夏天每个人都在放暑假，只有我要学完来年的整本教科书，这样我就能在班上名列前茅了。”邓文迪说，99%对于她来说并不是可选项，“我必须要做到120%。”

“我离开医学院后住在广州，那是离香港很近的一个大城市。在那里我遇见一些在香港和美国有亲戚来往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去美国这件事就像做梦一样。”关于邓文迪是如何去的美国，坊间一直流传着“小三上位”的故事：在广州，邓文迪遇见了切利一家——丈夫杰克、妻子乔伊斯和他们的孩子。乔伊斯成了邓文迪的英语家教，两家越走越近，切利一家回美国前夕，杰克提议他们可以成为邓文迪的赞助人，帮助她在加州大学就读。邓文迪因此来到洛杉矶，进了加州大学北岭分校，寄宿在切利家。但不久，乔伊斯就撞破了丈夫和邓文迪的婚外情，随后乔伊斯和杰克离婚，杰克和邓文迪结婚。两人的婚姻只持续了4个月，邓文迪在此间拿到了绿卡。当记者问及邓文迪这一传闻是否属实时，她简单回应道：“是的。”

但很显然，邓文迪更愿意强调的是自己的努力，“我愿意去做任何事。”邓文迪回顾自己最初争取在美国立足的经历，“我一边学习，一边在中国餐馆打工养活自己。人们总说：哦，你肯定很想家。但我已经长大了，我很开心自己能待在这个国家。到美国之前我从没去过超市，父母从来不让我打开冰箱，他们怕我把冰箱门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