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疆政策或生变 困局如何破解？

1月21日上午，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召开干部大会，原文传达习近平关于新疆重大战略部署的讲话。虽然至今官方也未透露习近平相关讲话的细节，但是张春贤明确表示“光靠发展解决不了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问题”，习近平的战略部署对新疆发展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必将对新疆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2013年12月19日习近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听取新疆工作汇报并对新疆工作提出要求和作出部署至今，新疆地方党委“先后7次召开书记办公会、党委常委会、副省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政治局常委会的精神和学习习近平的讲话。从地方官员这个高频率的动作看，习近平对新疆的治理政策或有大的调整。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但是民族冲突的存在一直未有改变。中国政府这些年，尤其是2009年后，在新疆投入大量资源，提升基础设施，也为当地人民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但并未有效地消除社会的对立与矛盾。相反，近几年，新疆恐怖事件的增多、尤其是对暴恐“常态化”和“家庭化”的担忧，让“柔性治疆”战略备受质疑，也出现了呼吁“铁腕治疆”的声音。新疆问题成为长期摆在中共面前的难题。就目前新疆的现实来看，官方要稳定发展，不仅仅要狠手打击恐怖袭击问题，还要解决新疆的地方民族裂痕，以及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时代在发展，中共也应该对已经不适应新疆现实的各种政策做出调整。

狠打真正的恐怖分子

如果把新疆问题分为硬因素和软因素，那么部分维吾尔族人因民族文化和宗教问题，不管新疆现状如何发展，200多年来一直用尽各种方法试图脱离中国统治。这些人被视为疆独的主要分子是新疆问题的硬因素。

对于疆独来说，一直有两股思想影响着他们，一个是于19世纪发起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第二个是在19世纪发起的泛突厥主义。信奉该两大主义的维吾尔人一直要求新疆独立，而新疆的三大疆独组织也是该两大主义的信徒。

对于这部分势力的猖獗，中共应该坚决打击，保持高压态势，决不手软，这是新疆推行现代综合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对于生活在新疆的各民族普通民众而言，安居乐业是他们共同的渴望。虽然挑起暴力事件的极端分子以维吾尔人为主，但是他们毕竟不能代表所有的维吾尔民众。新疆不仅要有严打恐怖分子的决心，还需快速提升基层干警现场处置暴恐事件的意识和能力。除了给基层警员配备更先进装备，增加他们的力量，新疆基层的情报网建设也需投入更多人力物力。

迄今为止，全疆反恐紧锣密鼓，各界都在观望揣测着中共高层的最终决断。在保持稳定的铺垫工作基本完成后，新疆政策会否得以调整优化，以及如何调整如何优化，对当局来说，都是一场持久战。

大力发展公平经济

新疆暴力恐怖袭击的接连发生，也让2010年起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张春贤一度遭遇舆论逼问。其倡导的“柔性治疆”，如更为重视民生、改善管理等措施，也在接连不断的恐怖袭击面前江河日下。早在2011年南疆发生连串暴力袭击之际，多维新闻即已提出，要坚持“柔性治疆”政策不动摇。个中逻辑在于，不能因为零散暴力事件的发生，就重回原来那套蛮横、僵化的治疆死路。“柔性治疆”中的“柔”，既不是对分裂势力、暴力犯罪的放纵，也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软弱无能，而是包含了在政治上真正贯彻民主平等，在经济上大力发展地方民生与就业，在文化上对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给予足够的尊重，在意识形态上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等。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的经济发展使用的是过期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这对当地的GDP很有好处，但是未必对当地民众的平均生活质量有利。相反，这种做大GDP的模式，对普通民众而言，只是提高了物价，在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的前提下，反而成为制造新疆不稳定的新因素。

一方面，新疆工业并不发达，近年进入新疆的主要是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石油、石化企业，吸纳不了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到新疆投资的企业，尤其是民营小企业，一般高薪聘请企业原籍的工人，而大企业通常以增加额外补贴和给予政治荣誉的方法，从企业总部成建制（从管理到生产，从生产到后勤保障）派人到当地。这样，新疆的经济虽然在发展，但维吾尔族民众产生了在经济发展中被“边缘化”的失落。GDP提高导致的高物价，也让维吾尔族民主感到了一种生活的受伤害。

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中共在今后新疆的经济发展中调整政策，发展计划当众必须包括所有的民族和群体的利益，并且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中共需要抛弃之前对少数民族直接的经济补贴，转而大力培养当地的中产阶级，培养一批当地的中小企业主，来带动当地的就业和发展。

一个值得推广的例子是喀什的一家民营企业——新疆南达乳业有限公司：浙江的两兄弟起初在喀什摆摊，后来开始做生态奶，工厂做起来后用当地工人，使用当地农民的奶源，深受维吾尔族职工的喜爱。因此，援疆要落实到当地，要培养当地产业工人，这样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才能真正让当地民众受益。

培养当地人才并设定合理的移民政策

在新疆“7·5”事件后，东西方舆论界与学者都在寻找暴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相对于官方将“7·5”根源归咎于境内外“三股势力”的策划组织，一些国外学者以及部分国内知识分子则将眼光投向维吾尔民族经济状况问题。他们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水平较低，汉语有障碍的维吾尔族群体在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被甩在后头。

对于新疆众多的普通维吾尔族民众来说，语言关就是一个最大的技能缺乏现象。在新疆做小生意的维吾尔族民众，一般从事不需要技能的营生，如卖干果、烤馕与烤包子、卖抓饭与新疆面食。据此可以看出，新疆的贫困不是由于宏观上缺少经济发展机会，而是微观上个体技能缺失而导致的“技能型贫困”。

据此，设法提高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的生存技能，让他们适应中国经济大发展的现状，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安居乐业，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了新疆少数民族民众的经济问题。

另一方面，新疆的暴力冲突也部分缘于当地的维吾尔族和人数不断增多的汉族移民之间的民族关系紧张、新疆当地人的高失业率以及对政府一些宗教政策限制措施的不满等造成的。比如政府不久前出台规定禁止维吾尔族的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遵守斋月规定，并对女性戴头巾的方式做出了限制。执法过程中简单粗暴的背后不仅暴露了执法者、管理者知识结构、执法经验即管理能力的低下，也暴露出队伍思想能力的低下。

同时，维吾尔族对汉族的观感分为“老新疆”和“新新疆”，这反映了目前中共对新疆汉人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的缺失。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进入新疆的汉人大多是官方系统的人员，受政府的严格控制，接受过有关民族政策的教育，到新疆的目的是为了开发和保卫边疆并且帮助少数民族。而新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汉人则以经商为主，大多不受政府的直接管制，不曾受过民族政策方面的教育，以致近年新疆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矛盾凸现，扩大了维吾尔族与汉族的隔阂。

所以，今后新移民进入新疆之前，中国政府应及时进行民族政策的宣讲；新移民在新疆定居以后，政府也要持续宣传各民族宗教文化以及生活习俗宣的不同。一套合理的移民政策和移民管理办法，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同民族之间因为宗教、风俗和文化不同而造成的冲突。

长期以来，中共高层对于新疆治理政策的思路模糊，以及地方官员管理能力缺失——不懂当地少数民族的心理特点，用政治思维管理宗教问题，用中共无神论的论调教育有神论的民众，这些都导致了民众对于官员的反感和抵触。如果再加上和内地相似的官员贪腐等问题，势必将加速地方矛盾的发酵和扩大。

从目前中共高层以及新疆地方官员的动向来看，未来中共的治疆部署或将与中共十八大明确的“五位一体”总布局相统一，与内地的工作目标相统一，体现出中共一体化发展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