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官盛产地 宿迁等弱市也频出高官

近日，有媒体刊文对中国大陆官场之上的高官进行盘点，提出“中国官场上曾有几个地方较易升职，但去年年底，中央组织部明确提出了选人用人不以GDP论英雄。那么，现今到底哪些地方的官员更容易脱颖而出？”等问题，并在经过梳理后发现出乎外界意料，不仅北京、上海等政治高地容易盛产高级干部，一些例如宿迁之类的“弱市”也频出高官。

据媒体《廉政瞭望》报道，在十八大选出的205位中央委员里，有30个山东人，超过六分之一；在国务院的所有的部委局行正职中，江苏籍官员则以11人拔得头筹；在31个省委书记中，河北籍的官员有6人，排名第一；在现任的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浙江籍官员以7人领跑；在各省级党委常委中，人数最多则是山东的57人。

但绝不可认为，只有这些地方容易出干部。其实，官员的升迁，主要是由经历，也就是成长地决定的，那么到底哪些地方的官员更容易脱颖而出？

“弱市”也可以出高官

自季建业被查后，南京市长一职空悬了近3个月，坊间也流传过多个版本的候选人。终于，在2013年12月26日的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上，身为管理学博士的江苏省副省长缪瑞林成为南京市代市长，这名曾担任过宿迁市委书记的官员再度引人关注。

宿迁是江苏省最年轻的地级市，2012年GDP虽高达人民币1,516亿元（1美元约合6.05元人民币），但在江苏却是排名倒数。不过，自1996年建市以来，已卸任的4任市委书记中已有1名正省级和2名副省级。有人说，宿迁代表着“改革模式”，选择带领落后地区，靠“改革模式”突围的官员，亦是一种任选官员的思路。

继续以宿迁为例，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是宿迁第一任市委书记，曾有7个月的时间以江苏省委常委的身份兼任宿迁市委书记；第二任的仇和因全国闻名的改革而鼎鼎有名，现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第三任张新实是因为到龄，转任了苏北发展协调小组副组长；缪瑞林在担任宿迁第四任市委书记时，曾创造了江苏当时省辖市中最年轻的市委书记纪录，未满46岁。当然，现任宿迁市长王天琦也是个以改革而闻名的官员。

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则是，缪瑞林辞去江苏副省长一职后，江苏省长原助理、公安厅厅长王立科被任命为副省长，据简历显示，他在2003到2004年间任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有港媒评论员分析称，和强市一样，其实“弱市”照样也能成为高官输出的平台，这恰恰反映了官员任用的两种思路。如宿迁这类城市同样也是适宜造就产生改革思想的温床，突围、改革与试验是这类城市的关键词。彼时，宿迁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为主政者的改革思想“出线”创造了条件。宿迁官员的晋升本身就是对改革思维的一种重视。

位于安徽北部的亳州，经济总量在全省排在十名开外，不过从2003年升格为地级市到去年年初，已经卸任的两任市委书记邵国荷、方春明，先后出任该省省长助理和副省长。

“强市”继续强势

曾有人总结过，中国官场上曾有几个地方较易升职，一是任团委书记；二是任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李鸿忠和黄丽满都曾任此职并得到晋升；三就是任苏州市委书记，作为经济实力在江苏排名第一的苏州市，十年间贡献了多位正部级高官，如王珉、陈德铭、梁保华、杨晓堂等。

不过对于苏州现象，王珉在升迁为吉林省省长时曾公开反对，他认为“只能说是一种巧合”。

而他评述为何苏州主官频调外省时说，“发达地区已经走过了一些落后地区即将要走的路，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提前经历了改革发展的实践过程，再到落后地方去工作，就可以把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发展理念带到落后地方去，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

和苏州类似，襄阳作为湖北排名三甲的经济强市，自2002年起，主政过该地的多名官员仕途走向也十分引人瞩目，这里面包括了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湖北省副省长田承忠，武汉市长唐良智，他们均是在卸任襄阳市委书记后立即晋升为副省级。

有专家分析，襄阳官员的持续走强和湖北“一主两副”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关系，“一主”是武汉，“两副”分别是GDP上2,000亿的襄阳和宜昌，三者组成“三驾马车”来带动全省发展。

当然，经济强市本身就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出任这类城市主官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坐拥这类城市，主政官员容易出政绩，其经济基础也提供了主官们发挥自己执政思路的空间。

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蒋巨峰、李强、邵占维和陈德荣这前后4任市委书记也都晋升为省部级干部，最高职位分别是四川省省长、浙江省省长、杭州市市长和浙江省委常委。

在县一级来看，排在全国百强县前列的地方领导也常常被人高看一线。比如，昆山的连续6任市委书记都被提拔为正厅级及以上干部，其中包括3个副省级。“你别看我们昆山是个县级市，主要领导只要调出去，一般都是个正厅级实职。”昆山一名干部曾这样总结。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存在着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建国初期，中国的干部多是“打天下”型的，从地域来源上看，以革命老区为主；利用计划体制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时期，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出来的干部被派往全国“传播火种”；而到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东部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先行先试的发展经验受到高度关注。

边疆地区受重视

东部干部受重视，但国家并没有忽视西部。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注重培养选拔优秀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发挥好援藏干部的作用。

胡锦涛过去在视察宁夏时曾表示，对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官员“格外关注”，对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官员“多加留意”，对埋头苦干、打下基础工作的官员“不能亏待”。西藏是中国自然条件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如2004年底调任西藏党委书记的杨传堂，在履新不足一年后就因身体原因离任。

另有港媒曾撰文称，官员有了在西藏工作的履历，在上升通道中的含金量往往会大幅提升。本刊梳理过往五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简历，其中已产生了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如继任胡锦涛后的陈奎元，后任社科院党组书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郭金龙如今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之后的杨传堂，现任交通部部长；杨传堂之后的张庆黎，已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此外，曾任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书记的胡春华在西藏工作长达20多年，现已进入中央政治局。同样，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书记的张学忠后来先后担任过人事部部长、四川省委书记等职；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书记的田聪明后来担任了广电总局局长、新华社社长等职。

在新疆，“三个不吃亏”（不让综合素质高的人吃亏，不让干事的人吃亏，不让老实人吃亏）也被作为选贤任能的导向。2013年年底，张春贤对如何选贤任能提出要求，第一个就提到选人要突出政治坚强，提拔奖励在反分裂斗争中敢于站出来豁出去的干部。同时，也强调了着重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年轻干部。

另外，革命老区主政官员的仕途大部分均被看好，如江西在过去18年里的省委书记中就走出了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孟建柱）和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陕西前两任省委书记李建国和赵乐际也均晋升为政治局委员。不过，并不是说只要有革命老区的主政经历就一定能得到提拔，其实在任何地方为官，都只有通过实干和最终成效才能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