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骂毛泽东的自由：我也有歌颂的自由

不很清楚为什么有人想歌颂毛。如果是五毛，可以理解。如果因不了解毛时代中国人的生活，也算一个理由。如果想支持共产党领导，可以直接支持习总，不需要颂毛。 如果说毛精通文史，领导共产党打下江山，的确说明他不是个平凡的人。 但建新中国与保留中华民国比，是对人民更好还是不好，无法让历史重新来过。但至少，如果是中华民国，那么，中国就会在美国支持下搞经济建设，战略上被美国用来对抗苏联；而美国不需扶持日本来对抗中国和苏联，日本就不会像现在那么强大。而且，中华民国的版图将包括外蒙等更大的领域，也可能不存在钓鱼岛的问题；日本还会赔款。 由于毛太精通历史，他的脑子里充满历代皇帝如何丢失江山。因而，他的统治理念是，如何保持江山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在此前提下，确保他是共产党的领袖。所以，当时中国天天在喊的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经济能排在第二重要就不错了。如果要抓生产、搞经济，就会挨批---“唯生产力论”；如果努力学习，就会批“走白专道路”。还搞了那么多运动，打倒了那么多人，这都是为了保持他的政治地位。著名的三中全会总结得很好，在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时中央领导才几百元工资，老百姓只几十元一个月。如果你要买一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你要提前一年或多年开始存钱。猪肉是凭票供应的，一个月几两一个人；你想多买，除了没钱，还有有钱还买不到的问题。还有各种其它票，用以限制购买，因为商品极其贫乏。家里有五口或八口人，在大城市一家仅住十几或二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并不少见。如果按毛的政策继续走下去，近三十年出国的中国人，99%都不可能有机会出国。连在国内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五毛们也不可能有机会在国外的网站上颂毛。 那时国家也远不如现在强大。大喇叭对国外高喊抗议，大多数情况下，最后中国不得不让步。如果从国家的目的是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生活需要来看，那么，邓小平比毛泽东强多了。邓小平也许有个六四污点，但与毛相比，这什么都算不上。

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宗族观念、行帮意识影响较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制度更替、军阀割据、连年战争，曾使中国的黑社会势力迅速发展，并在全国形成了洪、青、汉、礼、白五大黑社会势力。北平一直是青帮的势力范围。据史料记载，1926年前后，“青帮”从天津渗透到北平，并以天桥地区为其主要势力范围。北平解放前夕，天桥地区的东西南北四个“霸天”都是“青帮”的头子。“东霸天”叫张德泉，过去在戏班子里当过跟包，曾拜师学过武术，后加入青帮和国民党，成为一跺脚天桥就颤的人物，曾打死伙计马顺子，身负六条人命。“西霸天”叫福德成，25岁进京，在天桥以开茶馆为生。后勾结敌伪势力，组织流氓地痞贩卖人口、强奸妇女、开设赌场、经营暗娼，并身负二条人命。“南霸天”孙永珍是天桥土生土长的“地头蛇 ”，1947年在天桥开茶馆，后与伪宪警相勾结，霸占他人土地和饭铺。“西霸天”刘翔亭，原为天桥吉祥戏院经理，日伪时期任天桥梨园公会会长，勾结敌伪势力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是一贯道坛主。 解放后的北平，尽快铲除地方黑社会势力是改善社会治安，使民众建立起对新政权信心的重要手段。市公安局层层发动群众揭露地方恶势力的种种罪行，先后3次在天桥地区召开控诉恶霸大会。但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怕变天，不敢控诉，公安干警就挨家挨户地宣传党的政策，群众的积极性终于被调动起来了，纷纷检举揭发。连“北霸天”的干儿子赵清泉也站出来揭发其义父的罪行。1951年5月16日，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天坛祈年殿前召开第四次控诉恶霸大会，到会群众达3万人，有19位受害者登台控诉恶霸罪行，当市公安局外五分局宣读“三霸一虎”(东霸天张德泉、西霸天福德成、南霸天孙永珍、林家五虎之一林文华)残害14条人命的罪状时，“枪毙三霸一虎 ”、“为死难同胞报仇”口号响彻会场。 “三霸一虎”被吓得面如土色。1951年5月18日至20日市政府召开各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联席会议，对市公安局提交的恶霸案卷进行审查，一致同意对天桥恶霸张德泉、福德成、孙永珍、林文华等恶霸处以死刑。至此，全市反对黑社会势力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49年，毛泽东带领部属“赴京赶考”进驻北平，看到妓院林立、黑道猖獗、满目疮痍，怒不可遏，对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便下决心铲除这些毒瘤，关闭妓院，扫黑除恶. 毛泽东整治黑道靠什么?靠人民群众，靠坚挺的国家机器，靠人民民主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制裁。使建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黑道销声匿迹，以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百姓从不为安全问题担心。那时虽然还不富裕，但人民感到安全，人民感到生活很温馨。 韩国、台湾、日本、新加坡等地没有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你就会抄？抄得短点也行。这么长谁看？你自己会去看？自己无脑？非要拉什么虎皮？ yongbing 发表于 2014-1-29 14:42

在贴子里辩论, 最反感长篇大论的转载. 你自己没有脑子想问题么?

''自由？ 懂底线吗？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公开歌颂杀人犯和变态狂。'' 有! CCTV

自由？ 懂底线吗？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公开歌颂杀人犯和变态狂。

谁说的是毛让中国人站起来的？ 说这话的人估计一点儿历史都不懂，还被洗脑！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中国就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作法是正确的，哪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的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讲话。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六中全会的决议〔1〕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干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哪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干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赏。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郑州工作会议上的多次讲话。 一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二 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 睡不着觉，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2〕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3〕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4〕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5〕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 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6〕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我们在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粮食太多了，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粮。这还是征购，只是过头了一点，农民就反对。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就减下来了，决定只征购八百三十亿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7〕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9〕，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0〕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11〕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12〕上，我的报告中就说到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是漫无限制地任其泛滥。从一九五○年开始，我们让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时已经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13〕，我们已经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14〕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一〕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二〕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现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材，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曾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哈佛大学教授说：中国去毛化成为世界历史的笑话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着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本着友好的态度，应该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且不论错误与否，毛应该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历史。历史就是永恒、历史就是先辈. 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就拿全世界人人声讨的希特勒、日本天皇来说，你们见过几个德国人、见过几个日本人像中国人这样恶毒谩骂过他们？他们可以忍受外国人对自己先辈过错的指责，但是绝对不会容忍本民族的人侮辱自己的先辈。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人的气节。很简单，如果一个德国人或者日本人在纽约街头恶意辱骂他们的祖先，他能得到的也仅仅是好奇或聊以解闷的目光，转而就会遭人不耻。因为他是在侮辱他自己的民族，也是在侮辱他自己，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连自己的先辈都能出口肆意谩骂的人，谁会看得起呢？“家丑不可外扬”出自中国，全世界都认可的哲理，而你们中国人现在却在违背。这是在自毁民族啊，是会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的。中国人应当自省啦! 托尼·赛奇说，以我观察，中国现在有三种人在污蔑毛泽东: 第一种人，是传统西方政客，这是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需要。“和平演变”首先就是要否定那个国家最有影响的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以便接受他们的思想，过去在东欧是这样，在苏联是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 第二种人是中国一些强取豪夺富起来的人。他们“害怕”毛泽东思想回暖，给他们既得利益带来威胁，他们要维持现状，甚至是要建立有利于他们的政治新秩序，就必然要否定毛泽东. 第三种人是一些过去毛的“仇人”的后代——国民党时代的官僚和地主的遗老遗少们，因为他们的先辈在“毛的时代”失去了大量利益，所以怀恨在心，于是对毛极尽诬蔑之能事。 (转帖者注:我认为还存在第四种人和第五种人。 第四种人：搞出很多乱子践踏民生招致民怨沸腾的人，他们急于用否定毛泽东来为自己解围。他们以为只要妖魔化了毛泽东，就证明了他们现在的正确。然而适得其反.他们越否定毛泽东就越不得人心。 第五种人，受这种妖魔化潮流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属于不明真相的年轻人。） 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 托尼·赛奇说，我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候，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否定“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困局的症结。 其实，我们西方世界特别重视和珍重毛的思想和着作，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研究学会和军界，毛的思想和着作是必修课。我想你们也听说过了，毛的军事思想和政治理论早已经是“西点军校”中的必修课，而且也是学界在研究亚洲问题时首先要研究的对象。毛的为人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更是不可思议的，就连尼克松这些他曾经的对手也不得不感叹：毛近乎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世界上还有谁见过将自己那么多的亲人的生命都献给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的领导人？难道这样的人不应该值得所有的人珍重吗？如果还有谁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才有资格来批评这个伟人…… 对于毛在历史上的错误，用你们传统辩证观点来看，这也是正常的，这个错误不应该归究于他个人，这应该是那个时代的错误，是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在犯的同一个错误，只不过有人习惯性将那个时代归纳为毛的时代。自然就将错误全部归纳到毛的身上罢了。如果将那个时代所有的人犯的错误都归究到一个古稀老人的身上，这既会让人觉得可笑，也明显不公平(It's unfair! It's unfair...他说到这里特别激动,连续说了好几次)…… 有一样事情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在你们中国弃之不用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却成了宝贝,我们用来研究、学习和改进后,反过来却用你们创造的东西变成了战胜你们的武器…… 历史上难道不是这样吗? 托尼·赛奇在谈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当前政治困局及未来时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富不均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伴随着权力私有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是越来越突出，毛的思想重新被更多的普通群众重视起来。如果一味地否认或者清除毛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可能造成分裂！中国当前严重的腐败问题，既有制度上的缺失，更有思想上的混乱。要知道，在中国这个传统的特别注意道德修养的“礼义之邦”，政治上的腐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制度上的缺失，但思想上的混乱，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而导致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就是新的思想并不为人认可，而毛的思想却被人为地极力淡化，这就是造成中国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 最后托尼·赛奇呵呵一笑，说：这也正常，天下谁还没有一两个敌人，特别是政治家，尤其是你们中国的政治家……不过你们这些青年人面对这些谣言的时候，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成为历史和世界的笑话!

毛泽东究竟做了哪些对子孙万代有长远利益的事情？　作者：沂蒙老兵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下　　 　　 　　　　一个用几年时间就结束了百年战乱的中国； 　　　　一个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真正统一的中国； 　　　　一个没有民族冲突、族群矛盾、省籍矛盾的中国； 　　　　一个不再挨打的中国； 　　　　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外国驻军的中国； 　　　　一个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国； 　　　　一个让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国； 　　　　一个让美国总统主动要求访问的中国； 　　　　一个使人均寿命只有３５岁的“东亚病夫”，恢复健康到人均寿命６５岁以上的中国； 　　　　一个把“一盘散沙”改变东方巨龙的中国； 　　　　一个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中国； 　　　　一个实现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没有下岗、失业的中国； 　　　　一个在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封锁下，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比世界所有国情相似，经济起点相近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国民得到的实惠最多的中国； 　　　　一个被国际组织评为廉洁指数在６以上，只有轻微腐败的中国； 　　　　一个被国际经济学家计算基尼系数在３以下，分配公平的中国； 　　　　一个不许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的中国； 　　　　一个消除了恶霸、地主、买办、资本家的中国； 　　　　一个没有再发生大规模蝗虫害的中国； 　　　　一个使三年二决口的世界第一害河——黄河从来没有再决口的中国； 　　　　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实行免费教育，没有因缺钱上不起学、大量拖欠教师工资的中国； 　　　　一个历朝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在短短几年就使匪患绝迹的中国； 　　　　一个基本消除了黄、赌、毒、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低犯罪率的中国； 　　　　一个基本消除了性病、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疾病的中国； 　　　　一个识字率从２０％上升到７０％左右的中国； 　　　　一个人口死亡率从１９５０年的１。８％降低到０。７３％的中国； 　　　　一个在城市实行公费医疗，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少有没钱看不起病的中国； 　　　　一个完全靠自己制造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中国； 　　　　一个不担心货币贬值的中国； 　　　　一个不担心食品安全的中国； 　　　　一个不担心买到假冒伪劣商品的中国； 　　　　一个没有多少假文凭、假学历、假干部、假警察、假军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广告的中国； 　　　　一个不再是每次参加国际比赛都只能拿回一个大鸭蛋的中国； 　　　　一个不再是世界记录上没有中国人名字的中国； 　　　　一个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８。５％提高到１９７６年的４５。３％的中国； 　　　　一个每亩使用化肥从１９５２年的０。２公斤增加到１９７６年的１９。４公斤的中国； 　　　　一个每亩耕地用电量从１９５７年的０。１千瓦小时提高到１９７６年的１３。７千瓦小时的中国； 　　　　一个原来不能大批量工业生产铝、磷肥、塑料、合成橡胶、电影胶片、汽车、拖拉机、飞机、机车、大型轮船、电视机、计算机、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洗衣机、电冰箱、手表、化学纤维、合成洗涤剂，大型、精密机床，大型发电机………以后全部能够自行大批量工业生产的中国； 　　　　一个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产量增长：钢１２９倍、煤１５倍、发电量４７倍、石油７２６倍、化肥８７４倍、水泥７１倍、粮食２。５倍、棉花４。６倍、油料１。５倍、肉类２。３倍（与１９５２年比较）的中国； 　　　　一个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通车、通航里程增长：铁路２。２倍、公路１０。２倍、水运１。９倍、航空８。６倍（与１９５０年比）的中国； 　　　　一个１９５２－１９７６年消费品购买力增长４倍，居民零售额７。７倍的中国； 　　　　一个１９５０－１９７６年平均每年零售物价增长只有１。１％，因此不担心物价上涨的中国； 　　　　一个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增长：在校学生８。４倍、高等学校５。３倍的中国； 　　　　一个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增长：卫生机构床位２１倍、卫生技术人员数４倍（与１９５０年比）的中国； 　　　　一个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增长：摄制故事片７。７倍，翻译片８。７倍、电影观众４９２倍的中国。

你在加拿大宣传独裁暴君，我也可以欣赏民主自由！

各位毛粉，春节好！

好好的吵成这样。 其实能当上最高领导的能有几个是好东西？是好东西早就被干掉了。所以无论毛泽东也好，蒋介石也好，甚至是奥巴马，哈伯都不是好东西。就别吵了。 除了冰岛，瑞士这样的国家可以算是民主国家以外。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列强都不是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等。如果你真以为这些国家有民主就是被骗了。所谓的竞选就是一堆堆的空头支票。看看保守党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 非要把这些国家和民主挨边的话，那就是打着民主的名义实行专制。上台后的政策法规都是有利于大财团的（没这些人赞助和帮忙，他们还真选不上总统）也就是，你们有叫嚣和游行，甚至骂他们的权力。但是他们可以用法律武器让民众的真正意愿无法实现。不说别的，就说最低工资已经N年冻结在10.25了。油价和物价翻倍的时代，为什么不涨最低工资？很简单，因为这个危急到大财团的利益。 至于那些说为什么喜欢毛泽东要来加拿大。这个逻辑我觉得很奇怪，加拿大除了原住民以外，其他人都是移民过来的。难道来所有生活在加拿大的人，他们都讨厌他们国家的现有体制？比如英国人和法国人很多，那么就充分说明了，英国和法国体制的失败？ 还有蒙古什么一说，蒙古从来就不是中国的。地球人都知道，南宋时代中国已经被灭国，汉人早是亡国奴了。明朝成功复国，到清代又被灭国，汉人被奴役的（这个自己google一下汉人有多少人为了头发要剃成满人要求的式样而自杀的，不是电视剧看到的那种，经过3次演变，最早的类似契丹人的发型，非常难看恶心） 最后说明一下，我不是挺毛派，我是倒毛派，但是很多东西说话要客观。我觉得毛泽东是个混球，但是和西方国家比起来，也没差太多，西方国家只是好那么。还不至于好到跟神一样。就像是民众从猪肉养殖场，升级成宠物了。（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就像是狗一样，有叫唤的权力，但是只是叫唤，要是想和主人平起平坐谈民主，他们会用法律这条狗链把你栓的死死的） 好了，大家都是中国人，吵来吵去实在没有必要。好好工作改善自己生活才是正道。那些所谓的政治体系，所谓的民主都是扯淡，都是挂在天上的漂亮糖果。讨论一批早成为尸体的人也没什么意义。就不见人讨论加拿大的体系，毕竟大家生活在这里。很多体制政策和我们息息相关。 比如我早就对福特这货不满意了，他是市长，但是脑子有问题，老是强调自由，私生活。私底下他怎么做当然不会有什么。但是他在公共场合发酒疯，还义正言辞了。市长又不是除了他就没别的人选了。这种人作为多伦多民众的榜样，对下一代有多严重的坏影响。小孩子会觉得这些都是正常行为，潜移默化的接受这些东西，比如只要不妨碍他人，私底下吸毒，酗酒就可以被公众和社会接受。诸如此类的荒唐想法。

毛泽东时代这个海外关系就会让作者在中国境内的父母以及家族生不如死，那种情形下，作者依然能摇着尾巴歌颂毛泽东，才是真正的铁杆猫粪！

51神医多，透过互联网即可诊断脑病，比悬丝诊脉牛鼻，CT核磁多普勒全部退役，改由51人工扫描，诺贝尔医学奖手拿把攥。

你是应该厌恶自己。 讨厌汉奸

辩证的，发展的，运动的看待人和事物不应该只是共党的专利

可以看看毛去世前后中国的变化，也许可以让我们有个较好的角度去了解毛。第一个变化是，中国迅速开始了改革。改革的定义是： 改革，是指各種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宗教等方面改良革新，相較於革命是以暴力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權以達成改變现狀的目的，改革是指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之內實行變革。 第二个变化是，毛周围竭力支持毛的重要人物的相继倒台：除了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还包括康生被从“坟墓里”挖出来打倒，还有毛泽东重用的亲戚，如毛远新等，甚至包括华国锋。 如果假设当时毛泽东还活着，要有这样大的变化，这相当于共产党政府对毛泽东本人是一种什么评价，大家应该可以从以上情况想得很清楚。

你有骂杀人犯的自由，我也有歌颂的自由；你有骂强奸犯的自由，我也有歌颂的自由；你有骂希特勒的自由，我也有歌颂他的自由；......。

骂的，赞的， 继续PK

腊肉害死的中国人不比日本人杀的少。但还有这么多追随者。他的洗脑果然厉害！

无耻愚蠢毛左如果在朝鲜歌颂毛太阳不是无耻，估计会被跟毛一样的金太阳喂狗。

人都 离开毛泽东共产党卖国独裁统治的国家跑到西方国家，已经彻底抛弃毛泽东了，嘴巴还歌颂是在太无耻了。在西方国家毛左又脱裤子放屁的权利。

EVIL

你组织纪念希特勒的活动试试。民主和自由也都是相对的。组织活动的人难道不考虑文革，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为人祸因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那些人的感受吗？而且在加拿大组织纪念老毛不就是找骂吗？想纪念老毛回中国去。

自由， 只有等中国大陆了， 中国大陆的自由才真正对中国人有意义， 才真正开启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 中共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 对毛泽东的评价使用两面派的手法， 一方面宣布毛泽东为反革命家属， 一方面又全面打压赞颂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