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采访《天安门流亡》作者何晓清

2008年，何晓清在多伦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本书的前身就是她的博士论文。她说，从一开始写论文的时候她就希望它未来的读者不仅限于学术界，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那些“被沉默”的声音。另外，二十五年过后，事情的真相变得面目模糊，这使她有一种迫切感。

《天安门流亡》中有一句话：“如果不理解1989年的春天，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中国。” 何晓清认为，1989年六四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八十年代，尽管物质贫乏，但是人们充满希望，政治环境也比较宽松。1989年示威者走上街头，目的并不是推翻政府。这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更像是儒家所讲的“进谏”，希望统治者进行改革。但是在一夜之间，他们发现自己要面对坦克和枪弹。后来的犬儒主义、民族主义和物质主义都源于此。所有对1989年有记忆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

何晓清说， 如果为了一个所谓更高的目标可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也不奇怪。所以说目前社会公德和社会信任的缺乏和1989年也是有关系的。六四以后，被扭曲的不仅是历史，更重要的是扭曲了价值和人心。

《天安门流亡》名列“Palgrave口述历史丛书”，其主要内容是对易丹轩、沈彤和王丹三名前学运领袖的采访录。但是书中也有相当的篇幅是关于普通流亡者的。何晓清形容他们是“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一个群体。其中一部分人在六四后离开中国，另一部分人在学运发生时已经身在国外。他们或是选择了自我放逐，或是由于参与海外民主活动和为死者家属募捐而从此被禁止回国。

何晓清和这个群体交往多年。她说，二十五年后，他们从年轻学生变成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和每一次社会运动过后一样，参加者中有人会放弃，有人会继续，有人不再在乎，有人须臾不忘。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民主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六四事件没有结束

她说，对六四的记忆并不仅限于那几个著名学生领袖的记忆。她在写这本书时刻意把一些普通小人物的故事包括进来。他们至今仍在坚持，仍然在付出代价， 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两年前，一位七十多岁的“天安门父亲”在六四二十三周年前夕自尽。何晓清说，他的死提醒我们，六四没有结束于1989年，而是一直延续到今天。八九年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轨迹，影响到他们后来的个人选择。

“天安门母亲”等团体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帮助六四遗孤和死者家属。何晓清说，在美国有八万多人因六四事件获得绿卡，在加拿大也有六万。尽管不能强求，她还是希望大家对那些仍然在为八九年承受苦难的人多一些关心。 何晓清几年来一直在哈佛大学开设关于六四的夏季研讨课。为什么选择不断地讲述？她回答说，因为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她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人类对抗强权的方式就是以记忆对抗遗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