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皆小平 六四后改革一度迷失航向

过去25年来，北京高官在公开场合被问及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时，都会用标准答案回答：一、对八九年夏秋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央早已有结论；二、如果当年不采取果断的措施，就不会有今日的大好形势。

对于第一点，笔者无法置评，因为“早已有”的“结论”其实在不断变化，先是“反革命暴乱”，后来变成“动乱”，然后又变成“那场风波”，可能还会变下去。

至于第二点，今日中国的强盛与当年的镇压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让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答案吧。当日邓小平在把民众运动打下去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推行他倡导的改革开放。为了展示捍卫改革的决心，他甚至说：“现在有喊打倒邓小平的，却没有喊打倒改革开放的。”然而，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层却没有把他的话当一回事。

文革复辟 批判成风

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都会记得，当时全国范围内大搞清查运动，凡是参与、支持、同情，甚至围观学生运动的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一些以整人为业的人，在“文革”后一度“失业”，这时又有英雄用武之地了，告密、栽赃，弄得人心惶惶。

尽管邓小平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但在那些人眼中，改革开放就是动乱的源头。他们对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各种媒体充斥批判“和平演变”的文章。

久违了的“阶级斗争”学说又被从武器库重新捡出来。《人民日报》刊文称：“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化被斥为“和平演变”阴谋，有人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刚起步市场经济改革就要被扼杀在襁褓中了。

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被斥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有领导人甚至提出“要把他们整到倾家荡产”。“左”风刮向各个领域，大学生被视为高危族群。当局规定，研究生毕业要先到农村锻炼两年才分配工作，而北京大学的学制改为5年，新生入学要先军训一年。这一切都令人有时光倒流的感觉，中国似乎又返回文化大革命的“火红年代”。

胡赵倒台 改革险废

出现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1980年代，胡耀邦与赵紫阳是邓小平推行改革的左膀右臂。1987年，胡耀邦下台了；“六四”事件后，赵紫阳也被撤职，而胡启立、万里等支持改革的中央领导人，不是黯然下台，就是被边缘化。邓小平为了不让大权落在反对改革的人手上，从上海找来江泽民，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希望他能继承改革大业，岂料在保守势力包围下，江泽民也身不由己了。

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多，中国的改革开放眼看就要半途而废了。邓小平终于忍无可忍，他以年近90的高龄南巡，寻求南方省份改革派支持。他发出了“不改革就下台”的严厉警告，喝停“姓社姓资”之争，中南海诸公才改弦易辙，中国重回改革开放的轨道，中国经济才有20多年高速发展。

成也小平 败也小平

事实证明，“六四”镇压虽然恢复了社会秩序，却付出了沉重代价，改革更一度迷失航向。而令改革开放重回正轨的，则是邓小平的南巡。1990年代初，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编了《邓小平最后的机会》一书，呼吁邓小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事隔10年，笔者赴台湾采访立委选战，在台北市政府遇见陆铿先生，谈起他的书时，我问他：“你是否认为邓小平已利用历史给他的最后机会？”陆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笑着说，“成也小平，败也小平！”

“六四”事件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剧，作为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然而也正是邓小平，在“六四”后改革开放大业濒临夭折之际，挺身而出拨正历史航向。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