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六四”事件被捕囚徒的狱中杂忆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浙江八九学运中的杭州在职广播员，以“动乱精英”关入省第一看守所八十八天。本文生动描述青年学子入狱的经历与感受。作者今已58岁，近况不明。

该写点什么了，万一哪天突然失忆甚至失命，我会永远失去那份承诺——记录我经历的“六四”，八九学运将失去一滴真实水珠。八九学运，我是浙江广播电视高专 八七级学生（在职播音班），主持杭州武林广场广播站，负责与北京等地的资讯交流。 8月10日~11月8日，我与四十馀名“六四犯”一起关押于杭州卖鱼桥省第一看守所，正式名目“暴乱分子”、、“反革命嫌犯”。

●25 年前的北京八九学运勇敢对抗中共的武力镇压。展现中国人绝不接受极权专制的意志。

入狱那天，心情复杂。虽说已有思想准备，真正面临，还是震撼强烈，无比愤慨！凭什么抓我？仅仅因为说了一些真话？记录这次学运？我像一头愤怒雄狮，也像一个受到极大委屈的孩子，那样无助那样绝望！！《国际歌》

各监舍不约而同唱起悲怆的《国际歌》。本人原为克拉玛依油田播音员，带有磁性的男中音唱起来还真有一点煽乎劲，除了发泄情绪、表达不满，还有对新狱友的鼓励。当然，也一下子使我想起“戴镣长街行”的夏明翰⋯⋯

看守所政治犯、刑事犯溷杂，只有我们“六四犯”成天忙个不停，搞得狱中鸡飞狗跳。调戏哨兵、拉歌比赛、交换情报、狱中电台⋯⋯折腾刚消停，开饭了，又有某号就伙食发表严正声明，倡议绝食⋯⋯面对学生种种“胡闹”，狱方从吃惊、愤怒到平静、默许。

看守所是中转站，三个月羁押期一到，不是被放就是被捕。难友获释，《国际歌》是告别也是期待。难友被捕“升级”，《国际歌》所包含的内容就复杂了。八月，一天大清早警笛乱响，感觉要出事，果然十五名“六四犯”被捕转狱。浙大王星、蒋风冰、李宝库、胡容容（硕士生）、张伟明（硕士生）；杭大方月松、朱春华、叶坚定；浙美院张伟平、崔建昌、刘安平、姚华、姚葵礼；杭州电子工学院杨泽敏；浙江农大徐南南。《国际歌》旋即响起，离去的同学面带微笑，大义凛然向各牢房挥手致意。那天，午饭多加一道荤菜，但留下来的“六四犯”都没吃饭。这批被“转”学生，后被判刑二~五年。

转房乃“日常项目”，既防止囚犯串供，也向囚犯施加心理压力。但对我们“六四犯”，转房则是交流资讯、互相安慰、发展同志的大好途径。本人系狱八十八天，至少转房十次。一次竟与四旬贪官成“难友”。溷熟后，贪官说他很后悔，这么多学生因反“官倒”入狱，“看你们成天信心百倍，对未来充满希望，而我却苟且偷生，将来我孩子知道我的事一定不会原谅我⋯⋯”他哭得像个小孩，反复问我他该怎么办？

每逢来了新狱友，大家都很兴奋。一可了解外面资讯，二可多交一位“革命战友”。浙大小蒋

放风半小时，认识很多新战友。浙大蒋风冰，个子不高，书生模样，轻言细语，笑声很有特点，特别让人开心。只是一笑起来就站不稳，身子老往一边倒去，原来左脚趾少了一个半。他是从北京押回来的。一次，他大笑时摔倒，我开他玩笑：“以后就做后勤吧，少上前线去拼命。”小蒋却一本正经：“不行，如果还有一次革命，我一定还要上前线，还要冲到第一线！要为我的脚报仇！”

浙大学生赴京，小蒋总指挥，天安门广场“高自联”负责人之一。六月三日晚，他带领一支工人纠察队在建国门一带维持秩序。很多市民在广场周边设置路障——拦堵军车。午夜，人很多，天也很黑，突然前面传来密集枪声，人们潮水般涌来，撕心裂肺的哭号，大声咒骂，秩序大乱。小蒋一边喊“大家不要慌，学生让市民先撤！”一边向前跑去。人们又一涌而上往前冲。“当兵的不敢向学生开枪，那是橡皮子弹！！”小蒋目睹数千人被踩踏。

很快，他发现前边倒下者大多身中数弹，大部份已死，有的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叫救命⋯⋯小蒋马上组织运送伤员。又一阵枪声，蒋风冰眼前一黑，被击中了。等他醒来，左脚缠满绷带，已躺在医院里。

六月六日，戒严部队在北京各医院贴出公告：市民必须二十四小时内接回家人，否则后果自负！当大多数人还未回过神，全幅武装的士兵已开始在各医院搜捕。凡无北京身份证、没有家人陪护、外地口音的外科病人，一律带走。小蒋被拖下床、丢进军车，关进北京红十字中心“统一治疗”。很快，小蒋身分被查明，送进监狱，押回杭州。狱中电台

狱中空气让人窒息，我们大多没有坐牢的思想准备，刚进来时冤屈情绪很大，几个激进点的甚至想轻生。这种空气一旦蔓延很可怕。如何鼓舞斗志？提高大家情绪？我们几个年龄较大的决定由我主持狱中新闻节目，改善狱中气氛。

所谓狱中电台，就是每天某几个时分，我在牢房小窗前大声对外“广播”，想到什么“广播”什么。没有编缉没有麦克，但效果却是我们万万没有料到——各号反应热烈，对话远远超过今天任何一家电台热线，大家情绪得到极大改善，连刑事犯都被我们深深感染。好景不长，“电台”很快遭封杀，先把我囚室的小窗口锁上，接着把我转至偏僻牢房，最后警告：再折腾就转走（逮捕）！

我和几个“大人”商量后决定，“电台”还是得播音，但改变策略，采取“三不主义”——不谈政治与形势、不攻击中共头目、不提倡闹事，专门朗诵诗词歌赋。绝食胜利

那天放风不到五分钟，武警称有人违反监规，大喊大叫赶我们回监，各号必须写出保证书，否则停止放风！大家被彻底激怒，立即决定无限期绝食。

第一天，送饭车来了，一直吃饭打冲锋的“六四犯”，没人搭理。送饭者骂骂咧咧走了，但没人搭理我们。唯一变化就是安静，出奇的安静。第二天，几个管教往各号打量一番，提审了几个人，回来后一切照旧，大家仍然沉默。直到晚上，正副所长才迈着方步过来，找一些绝食者谈话，并带来方便食品，希望停止绝食，让我们派代表谈判。我们派出五名代表。不到二十分种，代表回来，首席代表“大胡子”高喊：“他们没有诚意！我们的条件他们还要研究！！”很快恢复沉寂。我躺在铺上，什么也不想说，默默忍受饥饿型胃痉挛，阵阵晕旋。

第三天中午，“猩猩”管教敲打饭勺，大声叫嚷：“所长为大家改善伙食，今天吃红烧肉了啦！”他一反常态打开牢门，故意让肉香飘进各号，让狱役把饭菜一一送到各号。折腾半天，见还是没人理他，“猩猩”嘟哝着灰熘熘走了。

这天，我无力起身，监房外不时传来嘈杂声，三名绝食学生深度昏迷送了医院。我的意识也有点不清醒，开始出现幻觉。

绝食六十小时后，因“后果严重”，狱方慌了手脚。当晚来了不少医护人员，也来了一些“大领导”。所长忙上跑下，不停对领导的训斥点着头。终于，监狱广播播送通知：满足学生全部要求，希望大家配合检查身体⋯⋯

我们达到四个目的：一、每天放风四十五分钟；二、伙食标准从每天八角提高至一元；三、不准克扣外边送来的物品；四、可进行文学朗读活动。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患上严重胃病，三名同学因昏厥终身脑损伤。夺枪事件

看管我们的是一个武警中队，近百人，大多二十岁左右。刚入狱时，他们如临大敌，好一副横眉冷对，以“国家主人”自居，视我们为“专政对象”，经常为一点小事与学生发生冲突。他们虽然端着枪，但除了岗楼哨兵，其他武警的枪里不配子弹。

一次放风结束，几个学生走得慢一点，一个武警态度非常恶劣，推推搡搡，嘴里还不干不净。关上牢门，两个学生实在忍不住，对着武警背影骂了一句。这可惹怒了他，端起枪托砸向小窗里的学生，里边的学生一边躲闪，一边趁势把紧紧抓住枪托，形成了对峙。四周各号囚犯大声为学生助威，那个当兵的脸都吓白了。等管教拿着钥匙来开门，双方还在对峙，狱中乱成一团。

“夺枪”事件后，“六四犯”情绪激动，强烈要求所长解释，否则不甘休。“绝食事件”刚平息，狱主不想惹出更大麻烦，与学生有一次对话。一位学法律的学生一针见血：你们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有，除非紧急情况，按国际法条例，枪支等致命武器不许入狱。对话后，狱方保证武警不再带枪支入狱，那位武警据说受到处分。“策反”全所

当兵的武警“教育”我们：犯了罪就该接受改造。学生回答，我们有没有罪，应该让历史评说。当兵的再说，你们无罪？那怎么关进这里？学生说我们身体被囚，心却自由；你们不但身不自由，心也不自由。“谁是被关起来的人呢？”几次交锋下来，当兵的话越来越少。日子越长，当兵就对我们越尊重。以前横眉冷对，现在心照不宣，偶尔还能就一些敏感话题认真辩论。

出狱后，我对一直很关心我的高所长说：再关三个月，我可能策反整个看守所。人心肉长，除了那些良知扭曲的政客们，大多可以从对立到了解、从陌路到朋友，因为有伟大的人性连接着。“浙京一号”

因与央视薛飞有几次通话、租用两条国际卫星电话线路、参加六月九日杭州武林广场五万人追悼大会，我的桉子定为“浙京一号”。第一次审讯，两盏强灯刺得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有问必答，心中无鬼嘛。可是，我越“君子坦荡荡”，他们越觉得大有问题。那天提审，那小子一上来就气势汹汹。见我没能让他满意，他举起一大叠信件：“到底说不说！不说我们一样可以查实你干过的事！”我不由放声大笑：“好啊，你们去查好，我心甘情愿在这里等着制裁。只怕你看了这些信，晚上睡不着。”

原来，我和维族爱妻有约定：本人一旦失踪，她每天一信寄校，不管我能否看到。没想到，这些信成了要胁我的“法宝”。此后多年，她一直为我担惊受怕，用母亲般的爱罩着我。

一次提审，非要我交待反革命煽动罪，我对审讯者讲了一通革命与反革命的名词解释，他气得暴跳如雷：“好，好，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第二天，对我连续提审。狱友有被连续审讯超过二十小时。

对我的审讯明显升格，换了一帮“国安”，年龄偏大，还有一个老者。态度也有明显改变，不再大吼大叫，不时还搞点小恩小惠。一位年龄比我略长的女审讯员，提审时给我一个桔橘，要我莫着急，慢慢想。一瞬间，好感动，想到母亲与大姐。

被押近八十天，快有“结果”了。那位老者明确告知：你的桉件基本搞清，上报待批，结果他不知道。但他意味深长对我讲了一段话：

国家政权所衡量的公正，决不是老百姓认为的那种公平，而是一种平衡！一种国家利益上的平衡，一种集团利益上的平衡！甚至某个政治人物上的平衡！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认识，就等于你没有起码的政治斗争常识。你酷爱历史，应该知道翻开历史的冻土层，那一层没有几个屈死鬼。仔细研究他们，哪一个不是豪情满怀满腔热血？可结果呢？从历史角度，他们的死或多或少都会对历史发展可能起那麽一点作用，可从个体上，他们无一例外付出全部生命！搞政治斗争，你做好充分的准备吗？

听到如此深刻的“教育”，我哭了，哭得很伤心。今天，回忆至此，仍泪流不止，不是伤心不是自责不是委曲，但又都有那麽一点。应该说，我们那会儿确实“没准备好”。下棋赌食

与浙大徐舜同狱最长感情最深，我们既是难友也是棋友。牢里下棋可不太方便，什么都没有，土法上马用各种物件代替，足足两天才“制作”成一副改良版中国象棋。

一开始，我们将棋子编上号，按传统对弈，很快感觉不过瘾，便将棋子按贪官编号，看谁消灭对方“贪官”多、消灭对方“贪官”级别大。一次，我仅用五招便把他的“李×”打出局，大快人心！时间一长，“贪官”也玩腻了。因为对贪官谁也不在乎，谁也不愿意去保护他，有时干脆自投落网“自杀”，将己方贪官全交给对家。人性此时顽强表现出来，玩上狱中最缺乏的“美味”，饥饿毕竟是狱囚的“第一感”。我们列出世上最美味的十六种食品为棋子，每当赢得对方美味，规定赢家可享用输方“供奉”——他的私存食品。当赢家享食时，输方还必须违心地不停赞美，直到胜家享毕。此时，赢家故意慢嚼细咽，看着对方那副无可奈何的馋样——既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地陪着笑脸。当然，为了公平，补充规定不得连续吃掉对方三种美食。如你已连吃两种东西，必须设法让对方吃掉你一种“美味”，然后才可继续攻击对方“美食”。如果对方算路高明，故意让你吃掉他的第三种“美味”，那麽你就撑死了，你桌面上全部食品都归对方！这样，你来我往，杀得天昏地暗，最终居然长赌无输赢，胜负差不多。

一次，为了能吃自己昨天中餐省下来的那块猪皮，我俩拼杀两个多小时未分胜负，最后达成和解——各享一半。

再后来，双方能吃的东西都吃完了，咋办？学财会的徐舜提议：做期货。所谓“期货”，就是输家无现货供奉，出狱后必须购食进来孝敬。徐舜比我早出去两天，当天就买了一大碗红烧牛肉面（足有半斤）和许多零食“供奉”进来，补上“做期货”的亏空。

十多年以后，徐舜打电话时问我，当年托人带进狱的东西我吃到没有，已经二十岁的小女听到这则故事，伤心地哭了。

出狱后，我从不去动物园。因为我深感不自由的滋味，觉得将鲜活生命关起来，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犯罪。狱中生日

我在看守所中度过三十三周岁生日。几天前就有人开始忙碌了。看守所长准备了贺卡、香烟及一些食物，说是借此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老所长与我们朝夕相处几十天后，这位当年被划“右派”的老革命早已明白我们的善良，尽可能冒着风险“关照”我们。那天一早，他将我换到另一牢房，不仅环境好不少，还有抽水马桶。老所长让我开列购物清单（他派人上街跑腿），一边意味深长地说：“小伙子，祝贺你的生日！你知道吗，你很有福气噢，这间房子是当年胡风住过的地方。今天但愿你能做一个好梦！”我的眼眶湿润了。

那天放风的时间特别长，难友们的声声祝福使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生日快乐”。那晚月光很好，各牢房都演出节目，真有点像《红岩》里的“绣红旗”。最受欢迎的节目还是诗朗诵和《国际歌》。我的节目是即席创作的诗歌〈我爱母亲〉，朗诵时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在场武警也很感动。

失踪小张

那天一早，看守所空气就有点紧张，加强岗哨。十点来钟，看守长点头哈腰陪同一大群首长入狱视察，午饭改善生活，大家正高兴着，突然宣布下午不放风，晚上原本总有人提审，那天整晚静悄悄。

二十三点多，都睡了，突然被铁镣的哗啦声惊醒，扑到囚室小窗，全副武装的武警押着一囚走来，再走远。不是北师大张劲松吗？五月二十六日，我们结识于《浙江日报》前。张劲松告诉我，他刚从北京赶回杭州，要组织人们阻止《浙江日报》转载袁木文章。次日，我采访杭州火车站静坐学生，再次看到张劲松，谈了很久。他坚决不同意我的“非暴力”，他认为：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行灭亡，不会自动放下武器，必须做好更坏打算，甚至流血牺牲！ 不过，我们都希望通过这次难得机会，实践中好好磨练，争取成为职业革命者。他还说很喜欢杭州，希望能找一个杭州姑娘⋯⋯ 当晚，张劲松被关进死囚小号，第二天放风我在过道里向他挥手致意，第三天他被转走。二十五年了， 张劲松，你还在人世吗？我很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