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闹了一会 周永康案为何不及薄案热闹

唐代柳宗元在《蝜蝂传》中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一种叫蝜蝂的“善负小虫”，喜爱背东西，爬行时凡是遇到东西，总是抓取过来，结果越背越多。它又喜欢往高处爬，用尽力气也不肯停，最后掉下来摔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从寓言故事铺设的虚拟场景回到现实中来，周永康堪比一只现实版的“善负小虫”，他的“嗜取”、“遇货不避”，最终导致了今时今日的“摔死”结局。

鉴于在“摔死”前，这只小虫已在温水里煮了很久，故而消息出来后，民间舆论场的反响明显逊色于主流媒体。官方媒体牵头喊打喊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充满了因果报应的味道，“有负党和国家更愧对人民”则像是家长式的批评教育。同样的墙倒众媒体推，在每次高级别官员落马后反复重演。从薄熙来到徐才厚，再到周永康，在其位时永远是官媒报端、网端的“伟光正”形象，劣迹败露后，昔日的光环旋即被摘除，充满酸腐气息的固化宣传报道被大字报式的批评文稿取代。不得不说，官方媒体的集体联动，是占领舆论高地的必要举措，也是周永康这一大案发生后媒体自发的操作导向，问题在于，杀气腾腾的报道是否合时宜？长此以往，会否陷入到另一种固化宣传模式中去？

胡舒立带领的财新网在此轮舆论场中拔得头筹。听闻大老虎出笼，财新网顺势将早已预备好的扛鼎之作《周永康的红与黑》一锅端出，包括《周的青春岁月》、《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因父之名——周氏攫财录》、《“红顶”、“灰顶”和“黑顶”》、《四面埋伏打老虎》，还有一篇系列报道之外、受《中国经营报》点拨的《周滨：最著名的神秘富商》。刚刚转战自媒体的专栏作家徐达内忍不住赞叹一句：“光荣属于高昱，属于胡舒立，属于财新传媒。”担任过李庄案辩护律师的陈有西也来推荐，因为洋洋洒洒数万字的系列报道“跑过了新华社，跑过了所有国外媒介”。

事实上，这也怪不得新华社等一众官方媒体，与财新网这类以揭露性报道取胜的媒体相比，前者从一出生就注定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正是因为这种僵化的角色定位，导致了官媒集体有意识地将自身困于红线内，不敢越雷池一步。习近平上台至今，这种僵化的宣传模式有所好转，官媒开始在言论阵地上占有一席之地，比如刘汉、宋林、谷俊山、令政策等事发后，官媒第一时间刊发的评论不仅犀利如匕首，更是在字里行间释放着重大政治讯号。就周案而言，从最初的删帖应急处理，到过渡环节的开放报道，再到政协发布会将周永康直接抛出，并允许《环球时报》站出来呼吁主流媒体勿出让提敏感问题的“特权”，直至今时今日敞开大门放开讨论周案，同时“周永康”罕见地作为热搜词进入微博排行榜，中国媒体管理手段正在潜移默化发生质的改变。如果想要做得更好，不妨借鉴俞正声在政协报告中的建言，在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前提下，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

习近平“剪裙边”式的处理周案模式，以及媒体管理手段悄然改变之效果，最直接地体现在周案公布后无需维稳就很稳定的舆情环境上。因为在网络舆论场层面，对于周案的讨论罕见地呈单极化、扁平化。中青舆情监测室发布的实时网上抽样调查结果显示，75.2％网民在惊讶之余，表示“喜大普奔”，“坚决拥护中央反腐决心”；21.6％的网民关注新华社消息中暂未提及“严重违法”及“审查”等用词；46.3％的网民期待该案的下一步审查结果尽快公布。之所以惊讶，在于周永康的落马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成为30多年来级别最高的“大老虎”。而“喜大普奔”，则完全在意料之中。后续的，诸如拥护当局反腐决心，以及对案件后续进展的或追问或期待，也属于常规性选项。与薄熙来东窗事发后的舆情震荡相比，远远没有形成多方阵营的激烈冲突和对立，更别说左右派围绕路线问题而发起的规模不等的论战。

作为薄熙来的总后台，官阶更是远远高于薄，为何周永康的落马未能掀起狂风巨浪，反而出现了民间讨论一潭死水的局面？薄熙来日薄西山时，曾有不少声音认为，薄熙来政治遗产的某些方面有可能继续留存下去。因为薄熙来是他那一代人里唯一真正试图走出精英特权阶层的小圈子、直接与老百姓对话的领导人。他在重庆执政期间的“唱红打黑”运动虽然受到许多人的厌恶，但辩护者可能会说，薄熙来对重庆那些蛇头、黑社会老大和犯罪团伙首领的打击，至少使社会朝增强法制和提高可预测性前进了一步。不满足于当局隐去政治问题给薄熙来治罪的自由派则认为，审判薄熙来不等于清算了“重庆模式”。“文革”结束后 ，官方还曾有过一段不彻底、不深刻的反思。薄熙来倒台至今，当局却从未对“重庆模式”进行过任何反思乃至讨论，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既往不咎”向前看。所以，对薄熙来的处理，从一开始就附带着浓重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意味，而非简单的反腐治贪那么简单。反腐治贪很容易赢得掌声，但是一旦牵扯到权斗和路线问题，握有权柄的执政者就很容易成为被质疑的对象。被放在砧板上的薄熙来，原本是背着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三宗罪”的贪腐官员，转而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轻易完成了从施害者到受害者的角色转变。

到了周永康，虽然也难以摆脱政治斗争，将其与薄熙来关联起来，也不排除存在路线斗争。但现实的情况是，公众对当局反腐决心的拥护，彻底覆盖掉了政治斗争以及路线斗争存活的可能和空间。从更大范围来看，在周案公布前，习王联手掀起的反腐风暴已然风声鹤唳，一浪高过一浪。在此大氛围下，再有一个亲信、家人均被剪除的“大老虎”落马，也不过是多了一声振幅加码的惊叹而已。相应地，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处于习近平构建的反腐风暴中，故而即便周案本身沾染着浓重的政治斗争和路线之争，到最后也会被反腐的“主色调”覆盖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舆情热度层面，周永康之所以败给了薄熙来，在于前者是中共当局联合大多数人的力量在打一场反腐败的正义之战，而后者则是意欲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共当局与毛泽东路线的一场斗争。哪一方更能调动起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自不必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