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中国如何避免出现下一个周永康？

周永康腐败案的特点之一，潜伏期长

2014年7月29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由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内部因贪腐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从此，“刑不上大夫”的定律被彻底打破。查处周永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证明了贪官无特权、反腐无禁区，也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反腐败不是选择性地“抓小放大”，而是“蝇虎一起打”。

周永康腐败潜伏期12年以上

周永康落马表明，反腐没有禁区，同时也反映了腐败没有特区，不论是哪一级别的官员，只要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就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作为“正国级”官员的周永康，其案件很值得深入研究，因为周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工作过，尤其是在石油系统浸淫了长达31年的时间，担任过部长、省委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履历非同一般。

从他周边人的腐败情况来看，周永康腐败的潜伏期长达12年以上。一个这样位高权重的官员的腐败行为隐藏了如此长的时间未被发现，由此看来，权力制约机制和腐败发现机制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确实要引起高层的警惕。如何遏制党内“边腐边升”、“大腐大升”的问题，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面临的重大挑战。

四中全会的三层部署

周永康案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亲属长期、深度参与；第二，下属和秘书的任职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是司法系统腐败的典型。因此，在此大案的触动下，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可能会做出以下反腐败战略部署：

一. 是建立严格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强化对官员亲属的约束，划清公共权力与亲情友情之间的界限，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家庭成员情况报告制度。同时，对领导干部尤其是省部级以上官员的秘书进行严格的管理。比如领导干部的秘书不得在领导干部担任现职或曾经任职的地域或系统担任重要岗位。

二. 是提速司法体制改革，包括提高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

三. 是反腐败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细化。香港反腐败的经验对于内地有重要的启示，中央纪委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可以说就是香港廉政公署内部监督机构L组的一个照影。香港反腐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抓住了查办葛柏案这个契机，成立了廉政公署。

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借助查办周永康案件，大胆推进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当然，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地域大小的不同，中国内地不可能依葫芦画瓢，制造一个全新的廉政公署，但是，在提升查办案件的独立性、专业性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借鉴空间。

比如，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由上级纪委和组织部门负责，同级党委无权干预。再比如，建立纪检监察系统独立的薪酬和激励制度，使纪检干部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其他党政机关，吸收和培养一批有各行各业深厚专业知识背景的社会精英从事反贪调查工作，提升查办案件工作的效率。这些措施如果推行就有可能防止出现下一个周永康。

社会转型才是腐败的普遍原因

西方有观点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目前的反腐败是清洗式的，因而会影响中共稳定，反腐前景难料。

事实上，大家有目共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对腐败具有完全的免疫力，这与司法体制乃至国家制度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转型期，也都经历过腐败猖獗的时期。因此，社会转型才是现代国家腐败产生的普遍原因。

看看在透明国际廉洁度排行榜上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中，有哪一个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中国之上？有哪一个国家人口在3亿以上？从中共高层的表态来看，中共仍然希望创造一个模式，即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最高的国家以最快的速度通往廉洁之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度就是完美的，只能说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其生长的土壤和历史。中国的制度优势，是能让反腐败机构以最大的决心和最高的效率惩治腐败。所谓的“清洗式反腐”的论断，显然是对中共高层止血优先、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策略的误解。

毕竟，拿下周永康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成为最后一个“常委贪官”，为预防腐败打下坚实的基础。相信执政党将通过改革发挥体制优势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加快实现党内运行机制的自我纠错与自我修复，并以构建经济发展与廉洁政治相共存的体制为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