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习近平身上的“威权”探索

1967年，美国加州高中历史教师罗恩•琼斯（Ron Jones）进行了一场教学实验。他提出铿锵有力的口号，并用严苛的规条向学生们灌输集体主义，要求他们绝对服从。于是，他们迅速凝聚成一个新的团体“浪潮”，并且拥有统一的行为方式或者集体狂热……2008年该故事被搬上德国影屏，电影《浪潮（Die Welle）》中所有浪潮社成员将教师赖纳•文格尔尊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并甘愿无条件为其付出甚至生命。它揭示了原来每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威权崇拜的种子，时刻等待恰当的场景去唤醒它。

事实上，尤其是在拥有两千多年中央集权传统的中国，即便经过近代一百多年的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独裁、极权与反极权的反复较量，但权威崇拜的影踪依然深深植根于普罗大众的内心深处，清晰可辨。就如中国人当前对俄罗斯强权人物普京的迷恋与推崇是毫不掩饰的，他们也渴望中国能出现普京式的威权人物，同时又会警惕出现所谓的独裁。这种矛盾的心理正是对权利的崇敬和畏惧。但中国人历经千年遗传下来的威权基因，似乎很难被打破，因此，对官员的奴颜婢膝，对成为政府公务员渴望等，已然根植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第五个现代化，当然有必要去改造这样的基因。可这种改造不是将威权彻底否定或推至专制的极端，更应是根据时代去发展威权。而历史的不断活动也在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在某个特殊的时期需要威权，需要威权的领袖，毕竟“弱者的命运由别人把握，强者的命运由自己把握，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则由它的领袖把握。”

当然，中国的历史传统决定了只有塑造为政治强人方能有所作为，才能建立鲜明性格的威权格局。

习近平的威权之路

自6月中旬之后，中共当局先后出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同时人民网刊发“跟习近平学领导艺术”的系列特稿，微信账号“学习小组”则不间断为习近平做“注解”……所有这一切正在民众中塑造一个明确的形象，显示习近平试图“垄断”正统思想，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这远比他的两位前辈更为积极高调而且充满蓬勃的个人决心。

截止目前，习近平在推动各项革新的改革中，在反腐打击打老虎方面已经为他带来了相当的声望，业已初步树立了他的威权地位。没有更多的人怀疑习近平正在一步步强化自己的权威，借助憋足的宣传机器的造势，借助推动全领域大改革而“垄断”核心小组权力，同时又借助愈演愈烈的反腐、整风所获取的民意好感等。习近平正以这样一种看似完整的策略初步树立了对这个国家与政党的绝对权威。当然，这一趋势毫无疑问仍在进行，而历史或许也选择了习近平去肩负重兴中华的命运。

历史证明，危机与挑战是确立威权统治的良机。犹如当年毛泽东、邓小平所面临的艰难挑战，也犹如历史上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拿破仑•波拿巴（法文：Napoléon Bonaparte）所肩负的资产阶级革命使命等，他们都因此确立了自己在那个时代的绝对威权。在人们看来，尽管历史场景不可能完全重合，他们所面临的具体挑战各有参差。但无论是革命流血还是彻底的政治刷新需要树立一面旗帜，或者说领袖的绝对权威，这可以确保他的魄力能够令上下意志统一、目标明确和动作高效。尽管，它可能导致方向性的错误，但那更多是决策的科学性问题，而非权威的执行效率问题。显然，习近平也看到了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对邓小平怀有深刻痴迷的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提到文革结束后中国所面临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但是他说，“如果缺少一个强而有力的、能够将国家团结起来并为它提供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中国在1978年具备的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仍不足以让这个巨大而混乱的文明转变为现代国家。”

相较于毛泽东、邓小平等开始掌权的现实，习近平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危机四伏、挑战重重的庞大国度，同样肩负某种“拨乱反正”的历史责任。首先，从经济改革上看，改革开放红利已经消耗殆尽，30多年以粗放经济为支撑的模式后续乏力，已经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前面就是悬崖，面临必须的改弦易辙。

其二，利益集团基本形成稳定态，垄断格局的形成阻绝了社会各阶层的流通渠道，从而埋下社会矛盾尖锐的祸根。许多声音指责，胡温十年甚至江泽民时代都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建树，尽管这样的判断似乎有失公允，但毕竟在人群中极有诱惑力，它基本左右了人们的大体判断。究其根本原因，它也同时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作为邓的继承者们，他们可能缺乏集中权力去干预控制局势的意识和魄力。而在此时间段，阶级利益固化渐次凝固，已经跳脱了他们的掌控，历史于是延续历史逻辑不可避免地一步步滑向矛盾激化的深渊。世界历史证明，因为中央政权权威衰落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屡见不鲜，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半途而废无不与缺乏有魄力的领袖有关；更严重的还包括政权崩溃和地方势力分崩离析，外戚宦官权臣交替弄权等。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迅速崛起要求中共必须自上而下进行全面调整，并突破固步自封、现有体制与机制难再作为的局面。为实现雄心勃勃的“中国梦”，习近平有理由相信自己应该获取更大的授权，并且在一旦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挠甚至现实的反击时，能够迅速动用一切资源回击，一以贯之地实现一个既定的目标。而且，幸运的是习近平拥有两个最好的“老师”，他们距离他是如此触手可及，以至于在他身上留有深刻的烙印。他们恰好能够从正反两方面告诫习近平手中的权杖应该如何挥舞会比较稳妥，不会被权力欲望所吞噬，将自己和党国引向灾难。

中共的威权周期曲线

毛泽东作为一个威权统治的象征性人物，他的地位是在对国民党政权以及日军的残酷斗争中形成并巩固起来的。只是，当完成了这些使命之后，他仍然企图将权杖牢牢握在手中，用自己的臆测的挑战不断推动阶级斗争以保持自己的威权地位，于是权力吞噬了他。

奥威尔在《1984》中曾描述一个更为深刻的“毛泽东时代”。人们已经被“洗脑”，习惯于信奉在残酷的斗争确立的个人权威。出于信任或者胆怯，人们宁愿一直膜拜这样的权威，即使出现走向歧路的征兆，他们也宁愿首先怀疑自己的判断。

相对于毛泽东，邓小平则是另一个类型。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尚在莫斯科的21岁的邓小平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傅高义说，当时萌生的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的确，在之后的每次关键时刻，他都在果断出手解决危机时展现了自己对威权的这一认知。

但自继承“大统”后的整体而言，聪明的邓小平懂得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适可而止，终止自己的掌控权力；秩序或者方向一旦重新确立，他宁愿躲在幕后。尽管他依然会干政，手握对接班者的生杀予夺大权，但是毫无疑问，他取消了领导终身制，也推行干部年轻化改造，这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开辟了新的格局。他的继承者们江泽民、胡锦涛基本做到了到车下站。当然，这也为习近平迅速地掌控局势做出了贡献。

巧合的是，无论是毛、邓还是习都是军人出身，这无疑强化了他们对于权威绝对服从的观念。在他们看来，执行任何一项任务，必须采取必要手段一以贯之地奉行下去。任何妥协示弱都会导致混乱与纷争，效率低下。比如政令不出中南海，任由地方官僚势力做大，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也绝对不会被允许的。

从“伟人”毛泽东建立威权统治，经过晚年及其继承者华国锋短暂统治的威权衰落，到邓小平重振朝纲，再到江、胡的温和统治，一直到习近平接手一个充满希望，又危机四伏的国家时，重新捡起了威严的权杖。如此，因应现实的挑战，中共领导人的统治形成了一个个威权权威上升衰落的完整周期曲线，难怪习近平总是以毛邓作为自己的参照系，将当下的“二次改革”视为与中共建政、改革开放并列的历史节点。

总之，如今的中国人当然反对一切神化并将领导人奉为封建帝王的奴性心态，也反对任何培育这种心理的政治图谋，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威权的全部意义。重要的是，威权是作为工具还是目的存在？任何国家都有应变突发状况的临时权力授予，因此重要的是中共应该学习这种智慧，切勿将非常状况下的非常授权，视为理所当然的常态化统治形式，否则势必吞食权力膨胀的恶果。具体说，以威权推动改革实现后，无论是习近平还是他的继承人都应清晰自己手中权杖的本质和“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