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谣言井喷 习近平动手清除“毒瘤”

随着习近平文稿和讲话通过官方渠道首次公开后，关于密室政治以及中国政治透明度的讨论复又开始水涨船高。有观点认为，之所以高层内部讲话会勾起公众兴致，在于中国始终是密室政治和小圈子政治，民众对于红墙内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层出不穷的政治谣言也才有了滋生的土壤和空间；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十八大后新华社刊发七常委长篇通讯到内部讲话的不断面世，说明中共已经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在一步步改观。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居庙堂之高的执政者如何与民众保持良性的沟通，思民之所思，做民之所需，显然更为迫切和必要。

当密室政治与政治透明度摆放在一起时，也就决定了两者都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所谓密室政治，指向的是高层密不透风的执政做派，更通俗地讲，即少数人的意志决定着多数人的意志。所谓政治透明，就其最重要的内容而言，就是要求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和政治活动应尽量多地能被普通民众了解和监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社会期望和价值取向逐渐多元，人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而普通民众能否有效参与政治的前提则在于对政治过程的知情权能否被充分满足。但在另一方面，所谓“透明”又必然是相对的，因为再民主的政府也有其必须保守的秘密，由此就产生一个在政务公开和保守国家机密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问题，这个平衡点即所谓“政治透明度”。

一旦“政治透明度”失衡，问题便随之产生。首先，政治不透明或是不够透明，政务公开远远低于民众诉求，便很容易导致政治谣言的不断滋生和蔓延。比如在周永康事件公布前，政变、情杀、车祸等谣言一度流窜于各方，待到案件公布后，虽然周永康家族来了一场“裸奔”，在强大的人肉搜索面前体无完肤，但是诸如此类的谣言还是未能扬汤止沸。再如刚刚审判结束的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宣布落马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无下文，导致坊间流传着各色版本，比如其相关人员在清查其办公室时发现大量黄色盘片、贪腐巨额钱款等。如果当局在一开始就在政务公开和国家机密之间找好了平衡点，该公开的公开，该保密的保密，那么这类本可避免的政治谣言也就会不攻自破。更进一步来看，中共想要摆脱这些政治谣言的伤害，避免被“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抹黑，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政治透明化上有作为。

其次，长期的政治不透明必然导致彼此的不信任。如果中共认识到时下的互联网时代，信息更新速度和传播渠道已然不同往日，那么就会了解试图通过一味地封锁消息来实现政治稳定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不仅如此，还可能导致甚至加剧与民众之间的不信任感。鉴于此，建立必要且有效的与民众沟通的渠道，就显得尤为必要。比如电子政务、网络问政、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多种渠道的涌现，不仅拉近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距离，也打破了政务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的“口述实录：聆听大家”栏目，就是很好的让反腐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做法，是为通过网络实现“问政”。中组部微信公众号“共产党员”，适时推出干部从政环境如何营造、解读中共用人方向等内容，也做到了通过政务微信让中共选官用官实现祛魅。

最后，从问题的反面来看，政治透明也是衡量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准之一。在冷战时期，东西方情报争夺的客观形势养成了信息保密的习惯思维，导致实现政治透明要么存在制度性的障碍，要么是表面没障碍但具体推动起来就是不顺畅。在很多威权国家，政治信息乃是稀缺资源，统治者凭藉对信息的严格审查和守护获得对被统治者的统治优势，即信息霸权。而各国虽然都标榜“民主”，但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政治透明度，不仅取决于其选择何种经济发展方式，更涉及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状况；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政治透明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就中国而论，由于自身保密意识强，加上种种“左倾”理论及观念的影响，政治透明问题要么被搁置，要么严禁讨论。改革开放以后，这方面情况有所改善，但总体而言，在政治透明方面的规定和地方立法的历史还比较短，而行政不透明的做法又根深蒂固，目前应当说还缺乏一个迅速建立透明政府的成熟的法治环境。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中国距离现代政治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中共不妨“师夷长技以自强”。比如不久前法国为重获民心欲实现政治透明，刚刚就任国务秘书9天的特维努便因没有按时报税和缴税而丢官，就是很好的学习范例。特维努的遭遇反映了法国在提高政治生活透明度方面作出的努力。早在1988年，法国就制定了《政治生活资金透明法》，这是规范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专门法律。法律规定除总统当选后和卸任前需要公开自己的个人财产外，其他部长和议员只需申报，不用公开。

追溯历史，中国并非没有过政治相对透明的年代。在《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看来，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里，如果选取一个时期做最好的历史平台，那便是春秋战国秦这六百年左右的历史。原因在于，这个时期是大创造、大变革、大转折时期，从分治时代进入到统一时代，在文明、文化、政治等领域都达到了高峰。比如说政治领域，那个时代是阳光政治最典型的时代，政治透明。管仲在《韩非子》里说“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意思是政治家在屋子里说话，要让满屋子的人听见，在厅堂里说话，也要让所有人听见，越公开越好，不要私下叽里咕噜。那时也是阳谋政治最充分的时代，布衣士子能做到“合则留，不合则去”，我对国王建言，你接受了，我就是你的治国大臣，你不接受，我就到别国去了，很自由。

政治的透明度几何，一定层面上意味着民主程度几何。习近平在政协成立65周年会议上对协商民主的大力推崇，对中国式民主观具体形式和内容第一次集中的阐述，可以看做是向现代政治文明靠拢了一大步。因为有了民主作为保障，政治透明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其背后的制衡最大化远比民主最大化重要和关键。在政情分析人士杨照看来，民主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没有人天生是好人。如果不被监督、不被看管，人的本能是尽量扩大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政治，如孙中山定义的，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必然牵涉众人公共的资源，还有众人公共的权力。在没有天生好人的前提下，政治具备巨大的诱惑，让从事政治的人，利用众人公共的权力，将众人公共的资源挪为私人所有，满足私人欲望。要防堵这样的诱惑，民主的首要前提，就是“透明”，从事政治的人，必须、只能在透明、大家看得到的情况下，运用公共权力和资源。

只可惜，民众所追求的政治透明，以及当局可接受和实现的透明，永远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停留在理论层面的透明度与现实之间往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些可见的所谓的透明，究竟是真的透明还只是多次公关的结果？人们究竟看到了多少？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又有多少当局不愿意让公众看到的东西？人们没看到的，有多少只是单纯不需要看，不值得看，又有多少是故意不准人们看的呢？习近平在建国65周年的讲话中说道，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政治不透明作为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作为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也是时候彻底医治、坚决祛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