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帖：中国人，幸福起来为何这么难？

根据美国调查机构皮尤中心（Pew）最近发布的报告，近六成中国内地人对生活感到满意。这个比例与德英等发达国家差不多，中国政府面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的各国与会领导人时，肯定会为此感到自豪。

但别高兴得太早：墨西哥和阿根廷都并非管治良好和经济蓬勃的国家，但两国民众却自觉更为幸福。而日韩两国虽然经济发达、奉行民主制度，而且人权受到保障，民众却远远没有那么快乐。

这是为什么呢？过去七年，内地人的生活满意度（即幸福度）已明显改善：感觉幸福的民众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升至近六成。过去五年，近三分之二内地人觉得生活有改善，这个比例高居世界前列。

除经济进步外，许多内地人坚忍克己，或许也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感”。对世界各地民众来说，拥有住房、有一份有成就感的工作，以及晚年手头宽裕都很重要，但这些因素只能让大约三成内地人感觉幸福。

对很多内地人来说，这些普世认同的好事当中，有一些根本是空中楼阁，所以他们降低了期望。例如，相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内地各大城市的房价较难负担。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表现让民众感到满意──哪怕尚未满足国人的大部分需求，但至少已让生活大大改善，并让民众对未来抱有希望。逾三分之二民众认为未来将更加美好。不过，政府日后的管治将更加困难。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除非国家提供更好的住房和社会保障，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期望，否则民众满意度可能下降。相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来说，中国人拥有的物质财富较高，但在社会和精神领域的满意度较低。因此，内地人能否更幸福，最重要的因素在于非物质领域。

那么，国家能否提高人们非物质方面的幸福感？有可能，但方法绝不是生硬的政治宣传或意识形态控制。

尽管国家大力颂扬好人好事，但内地人似乎普遍不愿助人。在许多国家，帮助他人是自身感到幸福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却只有不到一成的内地人因助人而感到幸福，比例属全世界最低之列。原因之一或在于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好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却反被指是肇事者。

中共一直倡导利他主义价值观。从雷锋到当代其他好人好事，政府全力开动宣传机器，歌颂为人民服务的无私英雄事迹。同时，政府也将某些公民美德宣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如友善待人。

但尽管政府如此宣传，大多数人却无动于衷。这种矛盾之处，或许可以用上世纪初作家胡适的见解来解释：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只要在北京四处走走，就能清楚看到政府提倡的“友善待人”并没有多大影响力。等待行人过马路的汽车，经常被后面不耐烦的司机们狂按喇叭连声催促。与此同时，无牌豪车到处出行却不会受到处罚──但在大多数国家，这种行为都属于违法。警车司机往往也没有做出榜样。这一切都发生在街道上歌颂友善、文明与和谐等美德的横幅下。

胡适还认为，如果人人讲规则，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或许，公民道德最好是由实践产生，而非说教。去新加坡的中国游客往往对当地人显而易见的文明举止印象深刻。这源于严格的执法──在新加坡，一些看似无害的行为往往会被罚款。

帮助他人并非外来文化，而是中国道德观的核心理念。在物质财富（小康社会）之上，孔子设想了大同社会，也就是“和谐社会”的最终阶段。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法治或许能让中国人进入一个公民道德的时代，这有助中国人拥有真实、全面和持久的幸福，缔造超越物质繁荣的真正和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