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达赖的诱惑 路线终于走上了尽头

对于从2008年开始就嘟囔着要终结转世的达赖喇嘛来说，他在2011年把达兰萨拉的宝座拱手交给洛桑僧格等一干印度长大的流亡藏人后，1959年时随他出逃西藏的侧近与僚友已经与这位老人一起淡出了权力的中心。这也让达赖在2014年继续谈及“终结达赖制度”时，外界的态度就不免有些寡淡，即便北京也仅仅耸耸肩：达赖只是在否定自己。

就在2014年的最后几天，这位79岁的前流亡藏人领袖又就“终结达赖”发出了最新的声音。在接受BBC专访时，他表示，谁也不能保证今后不会出现一位愚蠢的达赖喇嘛，令其本人蒙羞。那将非常可悲。因此，何不让这一几百年的古老传统终结在一个“备受欢迎的达赖喇嘛”手中呢？由于达赖在2011年还称自己会在90岁上下时才考虑达赖制度的未来，很显然，这位“仁波切”似乎有些失望，对北京也有几分不信任，“达赖喇嘛”的头衔对他的诱惑仍然很大。

达赖自绝无回声

不过，当达赖向世界释放如此消息时，类似的不满并没有在全球掀动些涟漪，不可否认，从《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到《印度时报》在内的广大媒体都跟着应和了一下。但外界也不难发现，达赖此番碰壁，无非是他前往南非和梵蒂冈被拒后的余波。只有印度媒体偶尔谈一下达赖希望中国“民主”，西方世界只是在有一搭没一搭的向外界解释这个“79岁的西藏精神领袖”是“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似乎这就是自1959年以来再也没回到过拉萨的达赖的全部。

其实，这位行将就木的“活佛”已经很难像以往那样带来骚动了，他的声望更像是来自于某些著名的信徒，譬如影星理查·基尔在12月24日去拜会达赖一事就让这位寂寞的活佛又上了一次新闻，《每日邮报》等欧美大众媒体对此也很用了些笔墨，但到了具体版面上，达赖也就只剩一两张照片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赖在外界眼中的形象正在不断萎缩，正在从一张清晰的人像退化到只剩一领赭色僧袍而已。

作为藏地有史以来年纪最长的喇嘛僧官，达赖虽然对自己的当下还有几分信心，可对未来，似乎就很显出了些忧虑。由于达赖制度本身也是西藏“政教合一”与“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寺院上层僧侣）传统的孑遗，当他对这一制度仍有念想时，我们看到的也许不是一个属灵的大喇嘛摘掉自己头上的俗名，这分明只是一名恼羞成怒的流亡领主要销毁自己的头衔，以免这一头衔及其名下的各种利好被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尽管按照灵童转世制度本应如此）的继承人尽数领走。

事实上，尽管这位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终于和达兰萨拉做了些交割，名义上放弃了政治权利，可他在全球各地巡游讲演时，还是要带上“藏人精神领袖”等尊号，时时不忘强调自己在欧美“藏人”中的领袖地位。有分析人士发现，达赖喇嘛似乎与洛桑僧格的小朝廷有些龃龉，这就使得洛桑僧格一直只是噶厦噶伦和“司政”，而非达赖喇嘛的代理人，也让达兰萨拉和北京接触的可能变成了零：中共可以和达赖喇嘛的代表商谈，但决计不会和所谓“流亡藏人政府”罗嗦下去。对于风烛残年中的达赖喇嘛来说，尊号已经是他为数不多的本钱之一，也是他与中共讨价还价的最大资本，当这份资产随着年深日久不断变成“不良资产”时，达赖的心神不宁也是可以理解的。

路线终于走上尽头

在五十多年里，十四世达赖喇嘛曾经以观世音化身、尊者、藏区喇嘛僧官以及流亡藏人的政治、精神领袖的复合身份面对北京，进而指派各种代表与中共谈判有关藏区“自由”等事宜，他终究不是25岁壮年出逃印度的活佛，而是一个79岁的耄耋老人了。对于达赖来说，鉴于达兰萨拉已经不再受CIA的垂青，美国也不想在西藏问题上引起北京的不快，这就使得他在1989年赢得诺奖后，开始以一种非合作低烈度暴力的“达赖路线”与北京进行下一步的接触，尽管包括嘉日顿珠、甲日洛迪在内的很多达赖私人代表曾经赢得过北京的尊敬，但他们一谈到原则性的话题，就会自称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并直接导致对话的中断。达赖直接影响，其胞兄领导的“藏青会”更与他维持着一种红脸和黑脸的关系，达赖本人自称希望维持一种“中间道路”，但从他宣布“中国与西藏的供施关系已经结束”开始，外界仍不难发现他的真正诉求仍然是要打着雪山狮子旗独立。

达赖在“指定转生”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战绩，从1959年开始，他在印度亲自把一个有七个子女的在家居士包装成了达兰萨拉的贵人，蒙古的黄教领袖，让他顺利继承了本已被禁止转世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名号。不可否认，在江泽民、普京在内的中、俄、蒙等国领袖反对下，这个名义上的蒙古教主长期以来不准前往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即西伯利亚蒙古人）聚居区传教，更需获得蒙古公民身份方可“名副其实”，他前任享有的“博格达汗”（即蒙古统治者）头衔也已化为泡影。但在达赖的活动下，这个“活佛”最终还是在去世前两年获得了蒙古的认可。不可否认，这一头衔当下已被乌兰巴托当局大部掌控，转世与否需要看蒙古当局的心情，但达赖及其团队在包装上的成功也是不可否认的。

不过，达赖的胜利也就到此为止了，在远离藏地之后，达赖对于自己这份身份难以被他与他身后势力所主宰应该早有体会。在1989年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北京曾想抓住这次机会，让巡访灵童的官员与达赖联系，进而改善关系。但达赖却在与北京官员接触后自行宣布了他的“十一世班禅”人选，让中国方面措手不及。不过，北京此后终于通过“金瓶掣签”的礼制选出了现任班禅，达赖及其背后的公关公司虽然努力活动，但在十一世班禅已经成年并坐镇扎什伦布寺的当下，很显然，他们的努力终究是徒劳的。以藏地当下的安定局面来看，达赖的尊号总有一天将会回到发布者的手中，进而以古制传给下一个满足条件的孩子，当北京在班禅转世的问题上给了达赖强硬的回复时，他应该可以发现自己迟早也会走上这一步。

其实，达赖的策略颇有些达兰萨拉在几十年间“做大”的风格，戈尔斯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里早就说过，达赖名下的“藏人流亡政府”在几十年里有了很多“成绩”，但这些都是得不偿失的胜果，达兰萨拉的胜利对于西藏的经济、文化毫无帮助。目前，达赖“大藏区”的梦想已经成空，类似的构想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达赖与达兰萨拉的龃龉也让北京的麻烦越来越小。或许伴随着达赖的圆寂，与他相关的路线也将走上尽头，当唯一一个有北京认可对话资格的流亡藏人告别人世，北京也许将会在达兰萨拉等问题上轻松一些，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也有望重新恢复以往的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