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坛“之江新军”兴起 军队南京独秀

正所谓的“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过去的数十年，许多矛盾层层堆积，分析认为这恰恰就是缺乏明确、统驭全局的顶层设计。如果说中国建国前30年的历史属于毛泽东，中间30年的历史属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么，从今往后直至中国建国100年之间的这第三个30年，就会沿着习近平设计的路线向前走；而历史则会记住反腐风暴空前未有的2014年。

当然，反腐并非2014年的全部。时至2014年岁末，中共当局频繁的调动地方、军区大员，令外界应接不暇。在12月底果不其然又向外界抛出了一则“重磅猛料”，中国官媒一条接着一条的“轰炸式新闻”在 2014年的月末喷涌而出。

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春兰不再兼任天津市委书记，接替落马的令计划出任统战部部长；黄兴国亦是以市长代理市委书记一职实现了天津市时隔21年又一位的“代理书记”；而且时近年底，中国解放军也进行了一轮大规模的人士调整，规模之大堪称十几年来所罕见。仅是正大军区级的重要岗位就达十人，副大军区级和正军级更是有几十人，而这几乎涉及了所有四总部、七大军区、三大军兵种和武警部队。若回顾2014年一整年，伴随着大小“老虎”的落马，一支被外界称为“之江新军”的政坛新力量，以及军界的“南京系”亦陡然出现在世人眼前。

之江新军崛起 改变政治版图

直至年底，中国官场一直处于平静之势，中南海也未在进行大规模的人事布局，但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政坛的好奇心。因此，舆论近日最关注的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部下极速上位，分别占据党政军要津，而被外界成为最能领会习近平思想、最忠实执行习近平指示的“之江新军”。

此名号源自习近平在2007年出版的文集《之江新语》，这本书收纳了他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发表的时政评论，当时的浙江省官员则被称为“第一批有幸学习习近平政治智慧和执政思想的读者”，是“将这些思想落实到工作中的第一批实践者，也是借此提升领导经验和管理能力的第一批收益者”。

在2002年至2007年这5年间，习近平作为一省的最高主权者，逐渐形成了习近平自己在经济、社会、文化、党建、法治、改革、反腐等各个方面一整套的思路设计并付诸实践。这也对于日后习近平主政中国产生极大影响。从省委书记到中共总书记，从“法治浙江”的精致画卷到“法治中国”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法治观随之发展深化。而且今天习近平脑海中所考虑的，并不是 “周永康、徐才厚的落马进行自我批评”，而是“如何从中央到地方层面，多选拨一些为己所用、可用的人才”。

那些昔日的浙江省同僚，像舒国增、蔡奇、黄坤明、钟绍军，陆续坐到了中央会议的中直机关干部坐席区。蔡奇据传担任中央国安办副主任，黄坤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钟绍军则直接肩挂大校军衔，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要职。在地方上，夏宝龙、李强分别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和省长。

巴音朝鲁现任吉林省委书记，是省委书记中唯一的少数民族干部。陈敏尔现任贵州省省长，楼阳生现任山西省委副书记。还有习近平曾经工作过的上海，有两位浙江官员，一位是原浙江省高院院长应勇，现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另一位是刚刚调任宝钢总经理的原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

乍看一眼，黄坤明或者是钟绍又或是近期风头正盛的刘鹤，在此前都“名不见经传”，可也并非无名小卒，他们的共同点除了与习近平有交集之外，还有一至关重要的点就是，低调的性格以及工作上的务实。由此可见，“之江新军”的崛起并非没有其意义，低调、务实这种品格特征可以看出习近平的用人哲学。

而且在习近平执政浙江期间，2006年浙江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8万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农民人均收入超过7,000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第一。这一成绩可以说颇为亮眼，其施政理念得以自上而下的推行，获得骄人政绩背后，必然得益于一批与习执政理念契合、能力过硬的官员辅佐。

今天习近平对于中国官场所有官员的要求，甚至有很多标准来自于这些与他一起经过5年锤炼和合作的人。若是从这个意义上解读政治新常态下的浙江官员集体上位现象，或许能对正处迷茫期的官员如何为官提供一定参考价值，这也是为日后的中国的政治版图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在中国官场经历了“塌方式腐败”的重挫之后，低调和务实即是中国为官之道。与之相对比的是中国解放军军内的整顿在2014年也尤为亮眼，特别是“南京系”的势头一浪高一浪，曾被外界称为“政坛新秀有之江，军队新起看南京”的言语。

军方人员大调整 南京军区几占半壁江山

习近平借着参加首次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之便，之后便视察南京军区。南京军区是习近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视察的最后一个军区。因为在军中反贪腐风暴中，南京军区亦是受波及最小，这也被外界解读为“南京军区是习近平的战略大后方”。南京军区覆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省市。在中共四中全会前后，南京军区管辖下的3个集团军人是变动频频。

习近平视察南京军区机关

习近平上任后，虽迟迟未视察南京军区，但他首次在北京以外举办的亚信峰会在上海召开，全军最大规模的政工会议在福建古田召开，都是在南京军区的地盘，可见习对该军区的信任。2014年，解放军现有的18个集团军之中已经有12军军长、政委；16军军长；20军军长、政委；21军军长；26军军长；31军军长、政委；38军军长；39军军长；40军政委；41 军军长、政委；42军军长等都进行了人事调整，力度之大，是过去十几年来所没有的。再加之年底大军区级的调整，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则是进一步的强化。

另一方面南京军区也正是习近平最为熟悉的。今年8月1 日建军节前后，地方党政首脑都有走访当地驻军的惯例，所以当过福建省长、浙江书记和上海书记的习近平，和曾经兼任过福建省军区预备役高炮师第一政委，还有与驻福建的31军、驻浙江的第1军、东海舰队、空军上海指挥所的首脑都应十分熟稔。在新华社有关习近平视察南京军区的报道中也提到，在参观南京军区军史馆时，“习近平对军区部队的历史十分熟悉，一边仔细观看，一边与大家交流”。

再者，习近平当年任职的福建、浙江、上海，都属于南京军区的范围。在最近这轮岁末高级将领的大调整中，南京军区将领再次出风头。首先披露的是军科院军政主官双双换帅：总长助理高津升任院长，原院长刘成军到龄退休；武警部队政委许耀元与军科院政委孙思敬对调。其中高津半年两度履新，2013年夏晋升中将军衔，成为最年轻正大军区级将领，再有的就是近日刚刚就任北京军区司令两年的张仕波与国防大学校长宋普选对调，至此“南京系”再添一人。值得注意的是，新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宋普选、副总参谋长秦卫江都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现在沈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同样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新任武警司令员王宁、海军政委苗华，更是南京军区土生土长的干部，也都曾任驻福建的第31 集团军主官。可以说全军高官，南京军区几乎占了“半壁江山”。

而且现任南京军区司令蔡英挺上将，做过31集团军军长，也当过4年南京军区参谋长，后升至副总参谋长，2012年习近平上任后，他又重返南京军区任一把手。针对此次军队高级将领职位调整，有分析认为，这次人员大规模调整，与军队反腐有关，主要原因在于军队反腐过程中涉案人员过多。但国防部事后否认了人事调整与反腐相关。

撕破山头 整顿腐败

如果贪污腐败也会颁“年终奖”的话，那么此奖项非令计划莫属。中共一声“令”下，计划落马，成就了今年打大老虎的“满贯大四喜”。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以及近五十位黑色将领被调查，都是史无前例的反腐大事件。腐败分子早已不是前些年贪污受贿的“小打小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利用地域结成了大大小小的腐败集团，在经济上广泛插手国企、金融、土地等各个领域。在政治上互为奥援、互通信息、买官卖官等“毒瘤”滋扰官场，若不清除“毒瘤”，依法治国就是空谈。

众所周知，2014年的山西官场地震导致导致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截止到2014年9月份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职务交接给盛茂林并“另有任用”的汤涛，也是外界坊间曾关注的焦点。2014年9月5日，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低调更新新闻消息，确定汤涛已经奉调进京担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从而坐实了之前坊间盛传的关于山西人事布局的传言。

晋“老虎”们纷纷现形导致的山西官场非正常人事动荡，也以第10届山西省委书记换班而进入高潮。中国官媒新华社宣布主政吉林近2年的王儒林接替袁纯清任山西省委书记。之后，山西迎来了多位“空降兵”，像是公安部“空降””副厅级的汪凡至山西省城担任副厅级公安局长这一破常规的人事安排，被认为是中央对山西省本地人事安排不信任的信号，并进而引发了外界关于4位晋籍“落马”省委常委的空缺人选或将多由外调的猜想。山西省委常委班子外调官员补缺这种后续人事安排的猜想，在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天津副市长任学锋8月“空降”羊城主政时更是愈演愈烈。

2014年8月27日，万庆良“落马”整两个月后，拥有副省级城市和广东省会双重身份的广州市委书记一职自20世纪80年底以来首次迎来了任学锋这位“空降兵”。广州一把手上一次“空降”可以追溯至1980 年，当时轻工业部原部长梁灵光“空降”至广东接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从1983年许士杰接替梁灵光主政之后，包括谢非、黄华华、朱小丹、张广宁、万庆良等数任广州“1号”在任职前均有在广东省内长期工作经历。故而，籍贯为河北、成长于天津的任学锋“空降”羊城无疑打破了30多年来的人事惯例。这也被认为十八大后中央在地方治理人事安排上的新思维，即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降人才。

当然还有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3 月份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的重磅消息。从2012年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案发之后便不断有传闻说徐才厚作为谷俊山的“靠山”，其贪腐问题也必将被随之牵出。从徐才厚家拉出的几十辆军用卡车赃款赃物不仅再次证实了传言的准确性，也让过去一直捂着的军内腐败问题彻底暴露于天下。随后，四川省军区原政委叶万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也先后落马。

10月底，习近平召开新古田会议，作出彻底肃清徐才厚案件影响的指示。之后，军内反腐第二波应声到来。总后勤部副部长刘铮被抄家，海军副政委马发祥跳楼自杀，此外另有多名地方军区高官落马。11月，解放军审计署划归中央军委直辖，军纪委启动纪检体制改革，有媒体解读说，这意味着军内反腐远不到收网之时。

2014年分量最重的自然是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这位在四川、石油和政法系统掌舵多年，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大老虎”继四川帮、石油帮和政法帮遭整治之后，终于在今年7月29日轰然倒下。这一日，中共官方正式宣布，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12月5日，中共宣布开除周永康党籍并将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刑不上常委”的惯例就此打破。

在官方通报的周永康六大罪状之中，“泄露国家机密罪”最不寻常，也让周永康案的审理过程以及最终的量刑结果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在中国的体制下，这些“涉嫌”的“大老虎”被定罪几乎已是定论，外界猜测的只是惩罚有多重，会不会判死刑。媒体目前还听不到周永康等人或者他们的辩护律师的声音。从最早打下的薄熙来，再到今年落网的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中共“打虎”的背后看到的是彻底抑制腐败的决心。

纵观2014它注定是不同凡响的一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政已步第三年，2015年中国的政坛是否依然风起云涌还未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反腐未终止，深化改革仍在进行中，更要重要的是，在“打虎拍蝇”过程中中共已经逐步完善健全了一套监督体系，对于未来建设清明政治，将会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