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失控成梦魇 习近平避邓小平覆辙

“改革开放十年，我们的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当年邓小平的反省可能是习近平今天的座右铭。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启动改革开放打破僵局，其副效应则是政治空气尤其是高校师生和知识分子的活跃，80 年代中共对高校的控制日益衰微。西单民主墙、八六学运、六四风波……直到1989年改革开放的“戛然而止”。而今，习近平启动二次改革，进行的是又一轮利益结构的大调整。然而，与此同时推动的高校意识形态整肃显见了他与邓小平的不同。六四事件的教训对中共来说是惨痛的，也许对习近平而言也是不敢触碰的梦魇。所以，中共在二次改革中不能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从而干扰乃至阻断整个既定进程。

邓小平的反省

1989年6月9日，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潮刚刚退去，当年的铁腕人物邓小平出现在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面前，对十年改革开放的失误再度“检讨”。他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也恰恰是在这次动荡之前，邓小平隐约地感到了危机的来临，在3月23日会见应邀来访的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说： “我们在10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

邓小平

邓小平何以如此警觉？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前后，北京西单运动场外的民主墙上出现的被查禁的《中国青年》和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等大字报，便显现了政治空气的松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狂飙推进，西方存在主义等思潮进入中国，尤其是萨特的“自由、尊严与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影响甚巨。在此影响下，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处于政治空气的空前活跃气氛中，各地不断出现的学潮便是反映。1986年12月份，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千余名学生抗议中共不遵守“新选举法”、违法干涉基层“市人代会”民主选举，随即得到包括合肥工业大学 、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及上海交大在内的全国150余所高校响应，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口号表达不满。此次“八六学潮”直接导致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和副校长方励之同时遭到撤职，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亦因反对镇压学运被迫下台。

直到1989年4月份胡耀邦突然病逝，高校学生主导掀起了长达两个月的天安门广场抗议示威甚至绝食运动。悼念活动转向要求对抗通货膨胀、求职困难以及解决中共高层腐败等问题，之后抗议活动的诉求还包括有政府问责制、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终于酿成了6月3日至4日的流血冲突。至此，十年改革开放尽管经济增长翻番，但中共依然遭遇了文革以来最惨重的执政危机。于是，才出现了在学潮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时，邓小平隐约的危机感以及高校教育失控的反省。

坦白讲，从1978年到1989年邓小平并非没有意识到危机在步步逼近，而是至少为此设置了两大防线。其一，1979年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亲自出面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著名的《苦恋》（《太阳与人》）事件中明确表态要批评，对理论界宣扬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甚至要求主要的当事人公开澄清错误和写出检查。其二，最为争议的莫过于，1987年、1989年邓小平相继扳倒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接班人。那个年代出现了奇怪的“奇数年反右、偶数年反左”的场景。但即便如此，邓小平等人也没有能够阻止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动乱。

20世纪80年代的学潮尽管由于本身不可避免的缺陷，未能从根本上撼动中共的统治，但却着实令中共意识到了十年来改革开放令人挫败的一面和高校失控意味着什么。中共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不仅是权力最高层赵紫阳等改革派势力退出政坛，以江泽民、李鹏等保守派力量的掌权，更重要的是造成中共与知识分子的裂痕与政治后遗症至今难除，彼时的迅猛推动的改革开放因为国际封锁而发生“断裂”，包括一系列政改计划被暂时搁置，不得不走得更加小心谨慎。欧盟、美国、日本等以此对华采取武器禁运等措施，中国外资增速停滞，GDP增长经历了1990、1991年的罕见下滑，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下半年才重新出现强劲复苏迹象。

六四梦魇 习近平的座右铭

2014年号称习近平上台后的深改元年，被外界赋予不亚于又一次改革开放的意义。但是，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意识形态局面相比，情况更为复杂。中国早已并非封闭的国家，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使得包括高校阵地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更为活跃。尽管20世纪80年代学潮并非单纯是中共管控松动所致，而是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必然，但是毫无疑问中共的实质性缺位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习近平上位后在抛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对于高校动作其实从早已在进行。“中国梦”入脑入心的宣传造势姑且不计，2013年曾一度盛传的高校“七不讲”，自由派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雪忠、北大教授夏业良去职风波，便隐现了这种趋势。2014年下半年大规模的动作开始渐次铺排，先是10月份中办下达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再到11月14日《辽宁日报》的《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专题挑起的“呲必中国”泛滥论争，步步形成舆论造势。2015年初当局再下达高校意识形态加强动员令，教育部长袁贵仁附和岂料首当其冲沦为炮灰，在此期间“盘踞”高校讲堂的自由派学者贺卫方等人则同样成为求是等喉舌的箭靶……截止本文发布，北大官网头条呼吁社会主义大学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厦大党委书记警告一些错误思想急于在高校“抢滩登陆”，北京4所高校负责人联名在《北京日报》撰文……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到这场论争中，为当局站台，新一轮高校整肃已是必然。

2013年10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习近平在演讲中曾说出这样一段话。“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又说，“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在“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时候，“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其重心便在于防止颠覆性错误的出现，便要令“人心思齐”。

其实，高校意识形态整肃似乎的确是习近平本身对红色印记的固守。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在今天二次深改动作中，倘若再出现难以抗拒的颠覆性错误的话，所谓的深改计划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一次突发的事件而改变航向乃至被打断。彼时，不仅习近平难以平复六四后遗症，中共统治能否延续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当下无论的对高校的意识形态钳制还是更广泛的所谓整肃，中共肯定无可能再度承担以一次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