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回忆录 王洪文遭骇人听闻酷刑

林彪、江青“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和秦城监狱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酷刑虐待。本文选自第798期华夏文摘增刊（2011年5月9日出版），作者丁凯文，原题为《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王洪文受审

二十九、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令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受到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汪东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 “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做人的极限。由于本书作者给当权者留点面子，不欲悉数披露，关键之处用方格子代替了。故笔者只能参考《邱会作回忆录》将这段秘辛记录如下。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865－866，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 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866）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页931）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三十、王洪文回忆的重要价值何在？

王洪文是林彪倒台后毛泽东选中的另一个接班人，中共 “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王洪文参与了那一时期中央所有的主要工作，是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可惜的是，王洪文在1992 年8月罹癌去世，至今也无人知晓王洪文去世前是否留下任何文字回忆。如果没有的话，邱会作在秦城监狱中与王洪文交谈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无疑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对揭开那段党中央高层内幕有特殊的意义和贡献。

一、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王洪文说，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有三点指示：1、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对待黄吴李邱；2、对有关的人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3、时间要短，只能是几天。在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毛曾说：“林彪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问题影响都大，要是处理得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高级干部，会伤了党的元气。”且毛对专案组搞来的材料都认为不足采信。毛再三告诫政治局委员们说：“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也就是说，毛是将黄吴李邱“挂起来”，不急于作组织处理。但康生、江青、张春桥不同意，李德生和汪东兴更是将黄吴李邱往死里整，目的就是撇清他们与林彪的关系，是想“灭口”。（页717－718）

二、林彪“死党”名字的由来。王洪文曾听毛泽东说过， “按人头办，不要定参加什么‘集团’案。只要那么一定，好多人都会被搞进去，可就不得了了。”后来汪东兴向毛提出，不给林彪的人取个“名字”，叫起来就麻烦了。横竖林彪人早死了，给那些人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页717）笔者以为，毛泽东此时还是比较清醒的，知道一提“集团案”就一定搞成扩大化，也妨碍毛对黄吴李邱等人日后可能的启用。而后来邓小平竟然将黄吴李邱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仅此而论，邓小平学毛却不像毛，邓的考虑更多的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要林彪、黄吴李邱和“四人帮”一起扛起毛泽东的文革罪责。

三、“十大”为何开除了黄吴李邱的党籍？王洪文说，他是“十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这个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发动上海等省市提意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李雪峰，并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没什么定论的批示。王洪文说，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200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最后毛主席很生气地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林彪的雷厉风行容易出乱子、出毛病！官僚主义并不见得都坏，官僚主义有两重性！”（页719－720）

四、关于涉入林彪案的人区别对待问题。王洪文对邱会作说，在中央内部，毛主席比较冷静，周恩来很谨慎，但是其他人在严惩你们上是一致的。审查1972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周恩来提过三个方案：1、处理吴法宪一个人；2、处理黄、吴两人，李、邱不作组织处理；3、把四个人继续放一放再说。毛主席倾向于只处理一个人。王洪文说，在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说了话：“黄永胜没有民愤，吴法宪民愤大。”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想只处理吴法宪一个，风趣地说：“这是个以少换多的办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们，以及叶剑英、汪东兴都不同意这么办，事情就拖了下来，维持着把你们关在卫戍区的原状。（页718）这里有趣的是，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竟然与“四人帮”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见，政治斗争到了某种程度是不分你我的，彼此对立的政客们为了某个目的有时也可以沆瀣一气。

五、关于垮台的原政治局委员安置问题。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200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页720）

从王洪文的回忆来看，所谓林彪要搞“政变”，要“另立中央”云云连毛泽东本人都不相信，所以对黄吴李邱采取了“拖字诀”，不想将他们四人一棍子全打死。但是由于“四人帮”的作用，外加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等人落井下石，毛的政策并未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结果一直拖到毛死。而新上台的华国锋、汪东兴就可为所欲为地制造新冤案，到了邓小平时代更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让林彪和“四人帮”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罪责，故黄吴李邱只好被迫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成了毛泽东的文革替罪羊。

三十一、林立果到底想干掉谁？

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发” 〔1972〕4号文件，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该文件第一次指控“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571工程”纪要》。”“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而“谋杀毛泽东”这一重大罪名也同样是1980年的“两案”审判中对林彪的重要指控。然而，这一切是真的吗？

江腾蛟是“九一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证人，是与林立果直接接触、交往的关键知情人，但是江腾蛟在法庭上的“证词”是真实的吗？邱会作在狱中与江腾蛟的接触、交谈后发现事实远非如官方宣传的那样。邱会作回忆说：“江腾蛟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对毛主席偏听偏信上海帮、打压军队很不满。但他觉得林立果的牢骚话都是‘儿戏’。比如江腾蛟说‘林立果要我搞点器材和钱，你邱部长什么东西没有？为什么不向你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瞒着你们嘛。没有军委办事组点头，林立果能干什么？’江腾蛟听林立果说，毛泽东听了上海帮的谗言瞎搞文化大革命误党误国的，必要时去钓鱼台把张春桥、姚文元抓起来搞掉，这些事情对吴司令也不能讲。用什么部队呢？叫空军大院的警卫连去，这能搞得过钓鱼台中央警卫团的精锐部队吗？纯属儿戏！”江腾蛟还说：“从1971年到现在，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从来没有改过口，但法庭不采用。我只有一处说了瞎话，把林立果想要我搞张春桥、姚文元，被他们逼得说成是要搞毛主席。”（页861）

江腾蛟为何会被迫承认当局的所有指控？江腾蛟说：“搞专案的人说，这样承认下来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也可以解释是对四人帮的。即使承认了想对毛主席，也不要怕，专案组有权力为我说清楚问题，这样可以宽大处理我。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那样。他们好厉害呀……”（页861）（笔者按：江腾蛟如果不是受到了王洪文般的酷刑折磨，也不至于此吧。）到了“两案”审理时，江腾蛟为何没有改正其原有的证词呢？江腾蛟说：我是要把那个“供认”改过来，但现在毫无信心，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办案人搞的。以后我会说出真相，好在我的事情，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胡萍、林立果的秘书李伟信都是证人。如果上面实事求是，对你们几位就不会公审了。你们和他们说的“两谋”根本没有沾边，我是你们的活证据！王飞、胡萍、李伟信等人也是证人。（页862）

由此可见，林立果当初设想的是搞掉“上海帮”那伙人，并非“杀毛”。从当局公布的《“571工程”纪要》来看，通篇也没有“杀毛”的行动计划，而是说“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B-52”指毛泽东）“一定要把张（“张”指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笔者一直对官方的林立果“杀毛”指控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林彪就更不可能“杀毛”了），江腾蛟的回忆则完全推翻了这一指控。的确，“九一三事件”不是一个搞得清或搞不清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搞清的问题，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摒弃证据为政治服务，林案何愁不能水落石出呢？！

三十二、军中高层众生相

军队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是文革的一大特色。而这正是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军中高层人士在文革中或被重用、或被迫靠边站，还有的被打倒，如走马灯般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军中一些高层人士在文革中的活动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正面人物个个都是“高大全”，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也被掩盖、淡化，甚至根本就从正史上消失了，似乎他们从来都是文革中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英勇斗争的典范。这显然不是真实的。笔者读罢邱会作的口述回忆，觉得有必要将这些人的文革言行作一番梳理，将那些被官方刻意掩盖的史实展示出来，这对研究那段历史不无助益。

（一）叶剑英

叶剑英是文革期间军队里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先锋，还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因此叶剑英其人成为官方宣传中的正面人物。然而，叶剑英还有其他少为人知的另一方面，从事文革史研究史的海外学者丁抒曾撰有《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对叶剑英文革初期的作用给予分析，值得一读。针对官方所掩盖的叶剑英文革作用，笔者在此作如下一些梳理。

第一，叶剑英是打倒罗瑞卿的“重量级人物”。

有关倒罗的准备阶段：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6月间，邱会作在京西宾馆正遇叶剑英和聂荣臻谈论罗瑞卿，邱说：“叶帅说：‘那个人（罗瑞卿）身长、脚长、手也长，到处抓权……’聂帅说：‘那个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对下面的人，凡不进他小‘圈子’的，马上就给他们穿‘小鞋’……’”（页9）8月间叶剑英把邱会作叫到家里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邱说：“叶帅说那番话很激动，说了不少罗瑞卿的问题，什么罗瑞卿同贺龙搞到一块啦，大比武冲击政治啦，希望林彪身体不好快死了等等。”（页10）1965年秋，叶剑英按照毛的指示开始向下面打招呼。邱回忆说：“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肖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他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页11）

倒罗的实施阶段：叶剑英是12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主要人物。邱会作回忆说：“最高兴的是叶剑英，说：‘他（罗）是看不起我这个‘光杆元帅’的（叶没带过部队），你们受他压制，我也难受，毕竟你们还有工作做嘛，他对你们还客气点。可是我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现在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啦！’叶帅说得激昂慷慨呀。”（页13）1966年3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是领导小组的总负责，叶有意把会议分成两阶段，前期揭批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期揭发罗的“小圈子”。罗跳楼后，叶兴奋地改南宋末辛弃疾词“将军一跳身名裂”（关于叶剑英倒罗问题，可参阅余汝信先生《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载华夏文摘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 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由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同署名。该报告罗列了罗瑞卿的主要错误：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该报告向中央建议：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罗瑞卿倒台后，贺龙靠边站了，叶剑英取代罗瑞卿出任掌握实权的军委秘书长。这也是叶剑英积极倒罗而得到的一大回报。

第二，毛泽东文革倒刘部署的积极追随者

叶剑英配合毛泽东的倒刘部署在军队中打招呼。邱会作回忆说：大约是在1966年初夏，“叶剑英在他家中和我和李天佑、陈锡联三个人闲聊，说毛主席最近讲了古书记载有两头蛇的故事，说有一种蛇有两个头，有的长在一边、有的长在两边。这种蛇一定很苦，两个头长在一边的还好办些，可以协调活动，而长在两边的就无法协调了，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总是扯皮。叶剑英讲：‘主席说这种两头蛇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头蛇的。他这个时候说这个故事，用意很清楚。’我知道这是在影射刘少奇。6月份，中央军委开会学习《五一六通知》，叶剑英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

“五月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是军队一方的重要代表，在会上叶狠批“彭罗陆杨”，邱会作因军务方面的急事电话找叶都不可得。邱回忆说：“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此外，叶剑英对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心领神会。叶剑英也参加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还直接与军委一线工作的干部们谈党内问题，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下台成了定论，6月份叶剑英向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叶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不仅如此，叶剑英还向军队干部介绍了党内的政治状况。邱会作回忆说：“叶剑英就党内的政治状况介绍了一些情况，说最近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是中央组织部做实际工作的人写的。信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党是一派还是两派？我们都是 ‘共产党派’，是一派。但事实上两个主席各管一摊。那封信还用了几个数字和例子来说明，不仅政治路线是，组织路线也是。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军队干部在中央委员会里是少数，而且大部分是候补委员。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很多都是白区党的，有些人自称是‘建国牌’。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很大一部分是参加过白区工作的。”（页26）由此可以看出，叶剑英主持的军队系统的传达是有针对性的，是真正能够把握精神实质的。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毛泽东的针对刘少奇 “中央”的战略部署。1966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叶剑英为组长，下有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汪东兴等人，邱会作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个人负责，相关的活动并不向刘少奇的“党中央”汇报。这个工作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经过调动，北京地区的机动部队多达十万人。邱会作说：“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页25）显而易见，叶剑英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时军内的重要力量。

第三，林彪的大力支持者

历史上叶剑英和林彪并没有很深的关系。彭德怀主军时期，叶剑英基本在家赋闲。1959年庐山会议，叶剑英也是批判彭德怀的积极分子之一，又是林彪上台的拥护者。林彪上台后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把制定全军新条例的任务给了叶剑英，叶搞出的解放军团级《合成兵战斗条例》，得到林彪的高度赞扬。但是贺龙、罗瑞卿主军时，叶剑英依然受到冷落，叶剑英心存怨愤，因此叶在倒罗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更成为新一任的军委秘书长，并成为林彪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军内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叶剑英卖力地赞扬林彪。邱会作回忆说：“他从军委常委扩大会学习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开始，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员，讲了不少赞扬林彪的话，他是从战功、能力、忠诚来说为什么林彪要当接班人的，调子非常高呀！”

叶剑英公开发表的讲话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 日接见艺术院校师生时，叶剑英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事实上，叶剑英是党内高层首先对外界宣称林彪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叶剑英的表态远远早于中共“九大”公布的新党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叶剑英对林彪的大力支持。

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必要的让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开始呼风唤雨，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军队院校的学生们也跃跃欲试，逐渐成为一支造反势力，颇有势不可当之势。邱会作回忆说：“1966年9月底，在军队一线领导的叶剑英觉得支撑不下去了，认为与其‘硬’顶下去，还不如放宽点对军队院校的约束，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放在自己手中。迫于毛主席的态度和全国的实际情况，林彪点了头。起草关于军队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样开展‘四大’的军委《紧急指示》文件时，中央文革通过全军文革提出了军队院校在撤出工作组后，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状态要结束，要像地方一样由真正的左派领导运动。该文件毛主席很满意，一见即批。”（页58）为什么叶剑英开始转向？邱会作认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察觉叶剑英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来的‘咨询’机构了，可以‘通天’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衙门’。叶剑英深知党内政治有‘黑暗面’，也很了解毛主席。毛主席要搞的事，谁也挡不住，如果叶剑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主席说不定会牺牲叶而促进林的转变。叶帅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谋略，是为了使自己主动。他还为林彪出了些点子，例如，用《紧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形式上要热热闹闹。虽然这有做给毛主席看的意思，但不许‘四大’这条防线在军委决策层里松动了。“（页59）由此一来，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有恃无恐，群集北京，将军队各大机关、总部搞得乌烟瘴气，军队干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斗、批判。

第五，协助林彪保护军队的老干部。

叶剑英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一点官方并不否认，且作为叶剑英反对江青等人的功绩反复宣扬。但官方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叶剑英实际上是协助林彪做的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叶剑英采取了让军内高干“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针，将一些军队干部安排住进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1966年11月17日，邱会作被造反派揪斗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批斗会场上，叶剑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邱回忆说：“叶剑英对我说：‘无论造反派怎么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体治疗一下。实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办公。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迈出西山大门一步！’他强调，‘这也是林总、总理的意见。他们说，对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开反对，那咱们就躲吧！’林总、周总理、叶帅想出的这个办法叫‘躲反’。”（页66）当徐向前给邱会作下命令回总后参加运动时，叶剑英及时电告林彪。叶传达林的指示“林总说，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经下了死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了。你那里和我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什么严重情况，我们当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叶剑英叫人把邱会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找来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稳立场，保护好自己的首长。叶特别向他们交底说：“邱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对他是信任的，你们要保护好首长！”当邱会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几乎致死时，林彪及时下达手令救邱，而叶剑英派去暗中保护邱会作的卫戍区战士及时将邱从造反派手中抢回。（页88、99－100）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时队军队干部尽量予以保护，赢得了军队干部的尊敬和爱戴，也成为日后叶剑英能够东山再起的组织基础。

第六，陈伯达的倒台与叶剑英的复出。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政治上被毛泽东冷遇，被迫长期在家赋闲，军委秘书长一职虽然并未明令撤销，但是却已失去原有的权力。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被点名批判，九大上仅仅挂了无实际权力的政治局委员虚名。 1969年对苏紧急战备时期被疏散到湖南长沙。而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给了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庐山会议后期，毛密召叶剑英上山，嘱其主持搞陈伯达专案材料。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南下福建陈伯达的老家和广东两地，搞来三个材料：陈伯达与他地主家庭的关系；陈伯达早期在旧军阀部队里的情况；1930年陈伯达从莫斯科回国前后和“托派”的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我过去没有参与过中央的专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这一次陈伯达专案在政治局讨论，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发现，中央专案组的工作是如此轻率，如此不严肃不负责。涉案人的一丁点小事都可以挂到大问题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专案严重‘扩大化’，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党的政策问题，是党的陋习。多年来陈伯达都是为毛主席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办党的刊物，实际工作做得很少。他那个‘天才论’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就抓他的‘历史问题’。毛主席要牺牲陈伯达以解决庐山问题，提出那个‘怀疑’，政治局就抓紧落实，对陈的结论未经仔细推敲就定了案。对陈伯达的声讨，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了。凡是毛主席要整某个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则你就自身难保。”（页570－571）这些材料实际上成为日后毛泽东给陈伯达定性的关键“证据”。从此，叶剑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第七，“九一三事件”后对黄吴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对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审查，叶剑英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知情者。黄吴李邱是否涉及“两谋”，叶剑英应该心知肚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亦曾是叶剑英的老部下（都是来自四野的广州军区），文革初期都遭受过造反派的打击，叶剑英也曾对他们加以保护。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却积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王洪文作为当事人曾对邱会作说“毛主席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主席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主席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页717－718）粉碎“四人帮” 后，叶剑英本有机会出来为黄吴李邱说几句公道话，可惜的是，叶剑英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个“反革命集团”（原先毛泽东时代只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最多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这样一来，黄吴李邱统统被装进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剑英在文革期间还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举例来说，1973年4月叶剑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硬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逼迫卜占亚承认参与了林彪南逃广州的阴谋。原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被中央认定上了林彪的“贼船”，与林彪“南逃广州”有牵连。卜占亚在湖南坚决不承认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最后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主席、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页575）卜占亚被逼无奈最后只好一一承认这些“罪行”。“四人帮”被粉碎后，中纪委重查文革期间的大案要案，1982年12月中央书记处终于同意撤销了卜占亚的罪名和原中发（1973）12号文件。在这些冤案中，叶剑英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将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帮”同伙，丁盛由此受到长期迫害。（可参见《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社2008年版）

叶剑英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可圈可点，既有积极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一面，也有保护军队干部，遏制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一面。现在官史不遗余力地宣传叶剑英光彩的一面，却将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彻底隐去。笔者认为，叶剑英的确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否则文革初起时也不会将军队的大权交到叶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叶剑英的活动，一旦发现叶剑英对文革心存不满，立即让他 “靠边站”。但是随着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台，毛军中无人，不得不再次起用军中这位自己信得过的人掌控军权。只是在毛临终前却再次命令叶剑英“休息”，夺了叶的军权。好在毛一死，叶剑英得以迅速翻身，一举粉碎“四人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二）徐向前

徐向前在军队中虽然贵为元帅，但一直不被毛泽东所重用，这主要是受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影响所致。林彪在1959年上台主管军队事宜，徐向前只是分管民兵工作。徐自己也很知趣，时常称病不管事。文革爆发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向前成为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而徐向前在这一短暂时期里的活动，官方传记对此皆语焉不祥，或者根本就不提及。笔者手头一本解放军军科院编写的《徐向前元帅画传》，对此一笔带过，然后就跳到“军委八条命令”和“二月逆流”（江英编著《徐向前元帅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似乎文革初期徐向前是坚决反对江青的军队领导人。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1966年12月起，江青三次去林彪家，提议徐向前任总政主任兼全军文革组长，并打出毛泽东的旗号。林彪遂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只让徐出任全军文革组长，总政主任仍由萧华当。徐向前上任的“三把火”。第一，徐甫上任即宣布江青担任全军文革顾问，排名在总政主任萧华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之前，成为仅次于徐向前的第二号人物。这也是江青一生中第一次有了军内高级职称。第二，徐提出“三条方针”：1、军队不要怕乱，要跟上全国的形势；2、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他们在我军的残余势力；3、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全军文革就这个方针还提出了“狠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垮他们在军内的代理人！”的新口号。 1967年1月军委常委会议上，徐说：“说现在军队的高级干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大家应当自觉医治这种病。此病不除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 但徐的说法受到其他老帅的冷遇，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都不买账，会议不欢而散。第三，徐向前直接给邱会作下命令，从西山军委指挥所回总后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并说，这是与江青多次商量的结果。邱会作一回总后就被造反派打成“军队中的刘邓路线代表”，而被私刑关押、毒打，几乎致死。而全军文革办公室一位秘书向徐汇报此事，徐向前的回答竟然是“我有什么办法呀？”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叶剑英不满徐向前对军队文革的态度，猛拍桌子，导致手指骨骨折。这也是叶剑英针对徐向前最直接的抗议。

1967年1月徐向前与江青连袂接见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这是徐向前荣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首次对外发表谈话，徐向前说“江青同志刚才讲话是很好的。（众：请首长坐下，请坐下）不要紧，不要紧。希望同志们按她的指示，按她的意见办事。你们为什么造反呢？还有个道理，我们中国的这个反动资产阶级这样的专我们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们中国就要出修正主义，可是我们中国就不让他出现修正主义，所以毛主席就发动号召，他发动群众，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革命成功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你们的造反精神，你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看你们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没有革命的干劲，要狠，革命要有狠劲！要狠，对付以刘邓为代表的那些支持这个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狠，要狠狠地个革他们的命，要革得准，就是目标不要打错了，因为革命过程里边问题是很复杂的。”1月17日徐向前又对海军问题发表谈话说： “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学生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最后讲海军问题。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见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

现在官方版的各位元帅传记，都说“军委八条命令”是徐向前出面找林彪，而后林被迫同意。这显然不是事实。林彪曾下决心发一个命令“军内群众组织解散，军队不许造反”，但被陈伯达劝阻了，陈认为这在毛那里一定通不过。林彪遂口述军委七条命令，后林带着徐向前去见毛，得到毛的批准，并增加一条，成为后来发布的“军委八条命令”。林彪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二月逆流”后徐向前不再管事，全军文革由萧华接手，后来随着萧华倒台，全军文革也就寿终正寝了。

从徐向前接手全军文革组长到后来离职不干，时间极为短暂，但是徐在上任伊始确实想配合毛泽东、江青的文革路线，在军内抓一些“带枪的刘邓路线”代表人物，使自己在政坛上也有一个立足之地。然而徐向前刚一有所动作，立即受到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抵制。徐对此也颇有自知之明，一看形势不对，也就撒手不管，及时脱身。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为不多，但是，徐向前配合江青把军内一些干部送进造反派的虎口，使他们受到非人的摧残和折磨，有些人如赵尔陆甚至被批斗致死，这却是人们不应遗忘的，也不应因为徐向前是正面人物而隐匿、掩盖这段历史事实。

（三）杨成武

在文革初期军队内部，杨成武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其重要性大约仅次于叶剑英。对于文革初期的活动，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里竟然付之阕如（《杨成武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另一本《百战将星－－杨成武》对此也是一笔带过，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交代或描述（董保存《百战将星－－杨成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时期有关杨成武的情况，杨成武本人和其传记作者竟然讳莫如深，不愿涉及？其中的难言之隐可想而知。细读邱会作的回忆，人们应可了解杨成武文革初期的真实面目。

有关杨成武的研究现已有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问世。读者不妨参阅余汝信先生的《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七一期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和《是谁要打倒张爱萍？——〈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试解读》（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七二期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两文。笔者这里亦梳理一下被官方掩盖了的历史。

第一，杨成武是打倒罗瑞卿的急先锋。

邱会作回忆说：“杨成武在全国解放后，基本上就接替了聂荣臻在华北的地位。他不仅成了华北地区的领导人物，也成了全军的实权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杨的地位突然高了起来，他对华北地区的发言权高于聂荣臻，是能够掌握华北局势的人物，他对军队的发言权仅次于林彪。”“杨成武同罗瑞卿的个人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但罗始终没有把他拉过去。杨成武不仅在思想上、工作上同林彪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就是在对待贺、罗的拉拢上，同样保持和林彪这个‘病号’革命同志的关系。罗对杨的一举一动，杨都及时向林彪报告。例如，罗瑞卿把杨的爱人从地方上调来做杨的办公室主任，罗指定杨住元帅的房子，罗亲自交代为杨配备专用护士等等，杨都是先得到林彪的同意才办的。凡是与贺、罗阵营有关系的大问题，杨都设法回避。例如，对大比武，杨成武连总参党委会和军委办公会议都借故不参加。”“刘亚楼、杨成武、肖华三人在林彪阵营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杨成武，其次是刘亚楼，肖华起的作用很小，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如果没有杨成武的积极活动，不仅斗争会发生困难，而且可能发生难于预料的混乱现象。”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376－377）

事实上，1965年12月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状的人，不仅有叶群，更有杨成武、萧华、刘志坚等军内重要人物。在倒罗的过程中，杨成武是出了大力的。事后杨成武成为代总参谋长。1966年4月杨成武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说：“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同时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的四个主要发言，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由此可见，杨成武在倒罗事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不亚于叶剑英。

第二，杨成武在文革初期参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整了一些人，其中不仅有彭罗陆杨，还有军内其他老干部，如贺龙、张爱萍等人。杨成武作为军队代表参与了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杨成武在会上表示强烈的义愤，杨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对陆定一讲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边讲边站起来走到陆定一跟前，把拳头伸到他眼皮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40）杨成武作为代总参谋长积极配合了毛泽东“防政变”的部署，调动两个野战师充实北京卫戍区，实际上也是向毛泽东表了忠心。另外，首都工作工作组则是叶剑英总负责，杨成武作具体工作。后来发生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贺龙办公室的一些人搞了“炮打杨成武”事件，但由于有林彪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杨成武的地位不仅未受影响，反而更形稳固。杨成武成为军内仅次于林彪的高级将领。

第三，杨成武与江青关系甚好。这一点也是官史中所刻意隐匿不提的。吴法宪的回忆对此已有阐述，邱会作的回忆更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邱说：“我觉得有两件事影响了杨成武。一是1966年7月毛主席给江青写过一封长信，原信只有周恩来、王任重等极少数人看过，杨成武也知道内容。二是毛主席1967年夏天到南方巡视由杨成武陪同，他们朝夕相处了两个多月。杨成武从接触中对毛主席和江青的关系有了自己的认识。”（页165）“他（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曾得意地说过：“你们都没有到过江青同志家里吧，江青同志请我到她家里，给我讲她青少年时的苦难，她说是第一次向外人透露。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哭，我一直陪她流泪……”（页168）此外杨成武还替江青作了很多私事，包括到上海抄一些文人的家，把上海一些知道江青底细的江沪浙一带的公安领导人抓到北京等等。（《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579－580）

第四，杨成武出面组织的几件事：（1）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军参加“支左”部队团以上干部轮训一遍；（2）领导解放军报的出版工作，杨成武个人署名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政论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批判贺龙、罗瑞卿反革命罪行》，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电话会议，要求组织部队及时收听、阅读、收集反映等。然而此文发表后不久就受到毛的批评，（3）组织编写“党史纲要”，杨成武亲自挂帅，通篇只有毛泽东、林彪和江青，此事后来不了了之，（4）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红太阳展览”，更加突出江青个人。该展览请江青审查两次，江青很是满意。由于邱会作对此不仅不感兴趣，甚至还很反感这样突出江青，为此，杨成武还特地与邱会作个别谈过，说“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做很多事情。这是为九大做准备的。我们的眼光应放大一些。”（页169－171）

有关杨成武为什么倒台，笔者在另一篇文章《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予以论述，此处不赘。

综上所述，杨成武原本就是军内一重要将领，罗瑞卿倒台后，杨成武的地位仅次于叶剑英。在文革初起时，杨成武积极配合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倒罗事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而得到毛泽东的重用。叶剑英因为 “二月逆流”的问题而靠边站，杨成武遂成为军内第二号实权人物，地位仅次于林彪。可以说，杨成武是林彪最为倚重的干部。但是，杨成武随着地位的提高，与江青的关系走得密切，颇有脚踩两只船的味道，犯了林彪的大忌。林彪坚决不允许江青把手伸进军队，不允许军队内部有江青的代理人，杨成武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没有把握好，因而铸下了自己下台的命运。然而，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杨成武1968年的倒台使他逃过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打击，否则，军委办事组被打倒的就不是“黄吴李邱”，而是“杨吴李邱”了。令人遗憾的是，杨成武晚年的回忆没说几句真话，不仅完全回避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甚至还推诿卸责，一副自己无辜受害的模样。这就不是简单的是非不明的问题了。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杨成武的文革作为自有公正、客观的评价。

（四）萧华

萧华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中的年青俊彦，亦多才多艺，当年他创作的“长征组歌”就曾风靡全国，也是毛泽东、林彪十分倚重的军内高干。然而，有关萧华的研究不是很多，一来相关的资料较少，二来萧华一直以正面人物出现，以当前国内的政治形势，对萧华的论述大都停留在歌功颂德方面，鲜少触及萧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初期的主要活动，更不用说根据这些活动对萧华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了。邱会作的回忆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使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重要的回忆资料，解析一下萧华在文革中的表现。

(1)萧华是倒罗的积极分子之一

萧华作为总政主任与罗瑞卿的关系身为密切，毛泽东部署倒罗战役之初，萧华亦是军内向毛告罗状的主要人物之一。1965年12月初杨成武、刘志坚、萧华、叶群一起到上海向毛汇报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和后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萧华都是非常积极的参与者，事后中央转发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萧华也是主要作者之一。白纸黑字，见证历历。邱回忆说：“上海会议刚结束，肖华主持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要比上海会议高得多，要求各大单位不仅要‘批罗’，还要揪出和批判‘罗瑞卿线上的人’。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且升级了。肖华军在军委秘书长的事上不如意，以积极地批罗，和他划清界线。”（页15）在批罗一事上，杨成武、萧华、刘志坚最积极。（页17）

(2)批判他人保护自己

罗瑞卿是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萧华则是总政主任，双方关系曾十分亲密，这也是尽人皆知的。罗瑞卿的倒台，萧华还是颇有些紧张的。为了表示与罗划清界限，萧华采取的手段不是正面教育，而是希图打击别人以保护自己。总政在部署批罗的同时，还拟定了一个和罗一起批判的名单，其中就有邱会作。萧华把罗瑞卿列为单纯军事观点的人，而邱会作则是单纯专业观点的人。萧华的目的就是通过批判他人“不突出政治”而表示自己的鲜明态度。萧华的做法被林彪和叶剑英及时制止。（《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397）

(3)文革初期总政是军委文革小组的主要后台之一，整了不少军内高干

文革运动在全国的兴起，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而军队内部搞文革就要有相应的机构。那就是军委文革小组。该小组的组长刘志坚还是中央文革的组员。为了配合中央文革，萧华和刘志坚专门请了江青、康生、张春桥给军队作报告，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邱会作回忆说，中央碰头会曾开会讨论萧华问题，不少人提了很尖锐的意见：总政和全军文革领导军内的文化运动，既不依靠各级党委，也不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更不执行政策，只是依靠造反派造反，搞的是“武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斗死的军队高级干部有赵尔陆、杨至诚、文年生等一批人，受到严重摧残的就更多了。尤其严重的是，总政是负责管理干部的，对武斗干部不制止，也没有采取措施保护，更没有营救过任何人。相反，总政主要的部长，如文化部长谢镗忠（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兼机关组组长）、宣传部长李曼村（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兼院校组组长）等人，还同造反派一起策划过对领导干部的武斗，并到现场观看。萧华为首的总政和全军文革文革初期整了一大批军内高干，引起众怒。萧华的倒台很大程度上是江青的因素，另外也有其咎由自取的因素在内。

萧华的弱点其实是很明显的，即萧华总是表现出极左的面貌。虽然文革就是一场极左的运动，但是每个参与人之间还是颇有不同和区别的。萧华的问题在于，哪边的政治势力大，萧华就会倒向哪边。且萧民乐于“整人”，从1959年整“彭黄张周”，到文革初期整罗瑞卿，再在文革中整其他军中老干部等，萧华给人们的印象一直不佳。文革后萧华被邓小平赶到兰州军区当政委，又在兰州整冼恒汉。洗恒汉在自己的回忆中就说：“众所周知他（指萧华）在罗瑞卿同志问题上的表现，就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同志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政治上投机多了，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人的‘风派’本质。”（《风雨八十载——冼恒汉自述》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二九期2008年2月18日）这个说法确是一针见血。

（五）李德生

李德生在文革当中的窜升实乃一个异数，他从安徽野战军十二军军长升任安徽省军管会主任和省革委会主任，中共“九大”上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总政主任，中共“十大”上还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在扑朔迷离的政治环境中，李德生作为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不仅避过了“九一三事件”的冲击，而且在日后与“四人帮”的交手中也能全身而退。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李德生依然有其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李德生在文革当中的作用的确值得人们细细研究。笔者手头有一本《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乃李的秘书祝庭勋所著（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此书在总体的论述上依然跳不出党文化的藩篱，依旧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历史决议》为蓝本，主要框架与论述毫无价值，是典型的官史范本。只是其中对李德生文革初期的活动作了一些有价值的描述。对照邱会作的回忆，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李德生的文革经历。

(1)李德生的崛起和出任总政主任

以往的解放军总政主任分别是罗荣桓、谭政和萧华，军衔分别是元帅、大将和上将。总政主任主管全军的高级将领的任命、升迁，地位和作用非同小可，非军中有能力者担任不可。然而，李德生在军中的资力甚浅，只是个少将而已，有如此军衔和资力者在总政二级部长和副部长中大有人在，更何况还有军中颇多的其他上将和中将，哪一个拎出来也不见得比李德生差。为何李德生竟有如此之殊荣，个中之缘由又何在呢？

李德生是文革兴起时军队内部支左的“模范人物”，受到毛泽东的欣赏和器重。就如同毛泽东欣赏河南的纪登奎、湖南的华国锋、上海的王洪文一样。这些人都是文革当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毛泽东以文革划线，凡是支持、拥护、执行毛的文革路线的人都会得到重用，上述诸人就是代表人物，日后都飞黄腾达。然而，这四人当中，却只有李德生一人最后还能稳稳当当地读过余生，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实为一个特例。

李德生在文革初期在安徽执行支左工作，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赞扬。1967年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报告是否派部队到合肥支持造反派，毛泽东批示曰“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反右真正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97页）这是毛泽东就军队支左首次发出的严厉命令。康生在当年10月22日接见安徽两派代表时特别强调，“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是极大关怀的……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亲自批了电报，要支持你们元月二十三号斗争李葆华。正因为这个批语，使全军介入支左的，这是对安徽的头一个批语。”（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

由于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原安徽省军区支持的保省委书记李葆华一派迅速垮台。造反的“8·27”等组织在省军区支持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及合肥市委的权，然而他们在夺权后排斥和镇压其它造反派组织。参加夺权的一派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由此被称为“好派”，未参加夺权的造反派则说夺权“好个屁”，被称为“屁派”。1967年3月27日和4月 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了两个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成立了军管会，指定列五条关于群众组织的政策性规定。但是安徽局面依然十分严峻，“屁”派与“好”派的武斗不断。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决定派李德生率领解放军12军进入安徽支左。1967年9月5日，江青、康生等人接见安徽两派群众组织，康生说：“我们相信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同志和六四○八部队，现在又有人说，他们支持保守组织，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随后，康生指责安徽省军区前期犯了错误。康生说：“一·二六夺权以前，省军区犯了很大错误，压制了军区的造反派，压制了革命群众和干部，压得很厉害，有的还采取了打击”。（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那么，什么是中央文革口中的安徽文革的大方向？就是支持安徽的造反派，打倒以省委书记李葆华为首的当权派。由于李德生奉命支左，196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李德生被任命为省军管会的主要领导人。在1967年11月1日中央领导人第六次接见安徽代表团时，周恩来特别提到“现在已经有了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解放军十二军在那里，十二军在那里就由十二军统一领导，就不用南京军区再派人去了。我们信任、依靠十二军去领导，信任、依靠李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能够领导。”（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由此可见，安徽省军区在文革初期由于保护了李葆华，压制了安徽地区的造反派，从而引起中央文革的极大不满，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在讲话中多次严厉指责省军区司令严光犯了严重错误。而李德生到安徽后则通过军队支左，新成立的省革委会中结合了两名原省级干部担任副主任，一位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他在曾希圣时代得到重用，李葆华时代也保留了下来。另一位是1957年受曾希圣打击的杨效椿，他在李葆华来皖后被平反，并于文革前夕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这也勉强算作对各方势力“一碗水端平”。但实际上，两派干部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依然延续了很长时期。

李德生的崛起源于安徽的芜湖事件，芜湖两派斗争激烈，而李德生在安徽大力支持了当地的造反派，把芜湖市委一批干部打成阶级敌人。在1968年7月15日李德生发表的讲话中即可看出端倪。李德生在讲话中把原芜湖市委第一副书记宁之祥、原芜湖物资局党委副书记王文达、原芜湖地委监察组副组长郑佩、原芜湖地委副书记李干、原芜湖地委副书记秦彬等人打为“反革命分子”，诬指这些人是“隐藏得很久的叛徒、坏人、黑手”。李德生进一步发挥说“把这一小撮坏人、黑手、坏头头揪出来，使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必将进一步教育群众，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向前发展。……芜湖肯定还隐藏着一小撮更狡猾更危险埋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他们正在改变策略，继续顽抗，策划新的反扑，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及时揭露阶级敌人的一切新的阴谋诡计，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穷追猛打，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我们要主动地积极地去乱敌人，乱得敌人无藏身之地，把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都挖出来，使真正的左派力量紧密团结，发展壮大。”（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由于李德生在安徽的“三支两军”工作，李德生得到中央文革的赞赏，从而换来毛泽东对李德生的青睐。李德生由此被招到中央参加中央工作。可以说，李德生是解放军支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由此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而高升。

在中共“九大”结束时毛曾顺口说了一句“李德生可以考虑当总政主任”。九大后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在会上正式提出让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并想马上办成。这时吴法宪马上离开会场电话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彪没有时间再考虑了，于是立即去见毛，提出让李德生当总政主任，得到毛的批准，在不到几个小时内就办完了手续。可以说，这是林彪为了防范“上海帮”染指军队事务所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手段，李德生当总政主任总比张春桥要好一些。这就是为什么资力、威望都不高的李德生能顺利成为全军政治工作主管的由来。（页 402－403）邱会作说：“李德生率军赴安徽‘三支两军’，以‘左’的姿态介入文化大革命，得到毛主席赞扬。在中央里工作的军队干部，李德生相比我们几个抵制江青的‘死硬分子’来说，能被上海帮接受。李德生虽然没有当过大军区主管，一步跃升到中央军委，但他到北京后比较谨慎，没有和上海帮私下接触，工作尚可，林彪也能接受他。这次江青垂涎总政主任，林彪提议了李德生，遏制上海帮向解放军的渗透。”（页403）

(2)庐山会议后李德生与军委办事组渐行渐远

庐山会议上林彪出手打击文革极左派张春桥，军委办事组大都卷入这场斗争，但李德生却是一个例外，原因在于李德生两边都不敢得罪。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打倒陈伯达，迫军委办事组检讨，唯独没提李德生，从此李德生与军委办事组其他人渐行渐远。1970年11月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李德生积极出手打击李雪峰和郑维山，要求从严处理李、郑二人。在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会议情况时，李德生更是不顾事实地说“有人说庐山上发生的是未遂政变，是严重问题”。由于李德生积极参与倒李倒郑，会后李德生取代郑维山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在随后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李德生主张要学习三十八军报告，批判“派性”应为重点。也就是说要翻当年北京军区打压造反派的老账。但是李德生的主张遭到军委办事组其他人的反对。

此后的军委办事组整风会议上，李德生事先与江青商谈后对黄吴李邱严肃批评，认为黄吴李邱对原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很不尊重云云，黄吴李邱的检讨刚一写好，李德生就积极向江青作汇报。江青正想插手军委办事组诸人的检讨，于是找到周恩来声称她是受害者，有权过问此事。幸好周恩来及时报给毛，挡住了江青的企图。（页516、526－527）李德生的地位再那个时期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只要看看李所兼各职即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安徽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来为省委第一书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安徽生产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然后又加上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等等。李德生竟然一身兼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官职，是中共历史上在同一个时期担任官职数目最多的人。这实际上就是中央里政治局势发生变化的结果，军委办事组不再是铁板一块了，李德生有倒向江青那一边的倾向。笔者认为，从李德生这段时期的表现来看，当李看到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的不满、批评时，李德生及时地见风使舵，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拉开距离，划清界限，并适时地倒向江青一边，成为江青等人在军委办事组的代言人。有人把李德生写成先知先觉，早就发觉了林彪一伙篡党夺权的野心，并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云云，实乃虚妄。

(3)“九一三事件”后李德生对军委办事组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李德生作为毛泽东信得过人参与了处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不仅如此，李德生还参与了审查、处理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组，在对黄吴李邱几人搞逼供信、伪证、假证一事上出力良多。李德生对待邱会作尤其恶劣，如：李德生指示总后在邱家搞一个“展览会”，企图抹黑邱会作。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发现实在不妥，发话撤掉该“展览会”。此外，李德生还抓住所谓的“八八事件”和“九一三”前一天的一个电话问题不放，积极配合张春桥和汪东兴继续追查邱会作。据后来王洪文在狱中透露，李德生是当时政治局里最积极要彻底打倒黄吴李邱的人之一（另一个是汪东兴），笔者认为，李德生心里清楚他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之间的关系，如果不积极表现，搞不好也许会受到牵连。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积极揭发、打击黄吴李邱诸人，向毛泽东、江青等人输诚表忠，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坚决与林彪、黄吴李邱等人划清界限，求得自己在中央地位的稳固，说不定还能再上一层楼。果不其然，李德生的表现没有落空，中共“十大”上被毛提名中共中央副主席，个人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

(4)李德生的背运和“安全着陆”

李德生虽然在中共“十大”上升格为党的副主席，但是依然没有什么实力，这种靠毛泽东一人赏识而升到高位者在文革期间多所见矣。可惜的是好景都不长。原因就是他们的高升不是凭自己的真本事，所以往往升得快，下得也快。李德生在中央最高层如果不彻底投降“四人帮”就很难混下去，即使李德生再怎么卖力打击、迫害黄吴李邱等人都没用。笔者认为，“四人帮”确实大肆攻击过李德生。但是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幕后人。毛泽东搞一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其实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将李德生从北京赶走，其他人的调动不过就是陪衬而已。李德生到了沈阳后，毛再委派纪登奎、李先念当面让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一职。据纪登奎后来的回忆，当时是纪登奎与李先念二人一起找李德生谈话，纪登奎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纪坡民《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载华夏文摘增刊第347期，2003年7月8日）既然毛泽东发了话，李德生也就不得不“辞职”了。李德生这段与“四人帮”的“过节”日后成为李受“四人帮”迫害的明证。“四人帮”倒台后，李德生虽然也属文革中冒生出来的文革新贵，但是却能全身而退，成为文革新贵中唯一一个最终还能“安全着陆”的中共大员，1990年在国防大学政委一职上风光退休，而其他文革新贵者，如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等无不黯然下台了事。

综观李德生文革时期的经历，李德生也是一介凡人。李德生在造反派兴起的文革大潮中，积极配合中央文革支持了安徽地区的造反派，在安徽颇有一些名声，由此被毛泽东“慧眼识才”，提拔倒中央工作。如果李德生不是这么一个文革运动积极参与者，李怎能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李德生的聪明就在于在中央两大政治派别中，保持相对的中立，两头都不得罪。但是当政治局面明显改变时，就及时调整立场，并适时反戈一击，牺牲他人，保存自己。这一点李德生对黄吴李邱四人的审查、迫害方面尤为明显。这并不是某些人所吹嘘的什么与 “林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恰恰是中国政治中最黑暗最龌龊的举动－－落井下石。事实证明，李德生积极参与打击自己以往的同僚并不能保证自己地位的稳固，除非彻底投向“四人帮”，甘心成为他们的鹰犬，否则迟早还会遭到文革极左派的打击。李德生后来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李德生应该明白，黄吴李邱并不是他的敌人，恰恰是他的“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他至少应该明白唇亡齿寒这一简单的道理，没有了林彪和黄吴李邱们，李德生还能继续坐稳他的总政主任的位子吗？如果李德生在粉碎“四人帮”后能对过去有所反思，应当知道虽然他们当年在那种体制下参与打击、迫害黄吴李邱等人，也许多少出于无奈，属身在其位不得不为之，但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应除去强加在黄吴李邱等人身上的不实之辞，还黄吴李邱一个公道。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丝毫未曾看到李德生任何像样的反思，似乎他这个文革中最大的受益人成为受害者，再加上祝庭勋一类人的按照党中央的决议歪曲、篡改历史，美化李德生文革中的行径，致使这段历史被人为地扭曲。因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李德生文革中的言行和作用。

（六）汪东兴

严格说来汪东兴并不属于军中高级将领，汪东兴仅仅是毛泽东的“家臣”而已。可是汪东兴却负责毛泽东的“禁卫军”－－8341部队，尽管汪东兴一天仗也没打过，但是1955年军队授衔时汪东兴也搞了一个少将军衔，充其量也就算是半个军人吧。然而，此人之重要性却是谁也不敢忽视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御前行走”、“带刀侍卫”，对毛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起到上传下达之作用，其“恭体圣意”、颁布“圣旨”须臾无可替代，成为汉末“十常仕”、明末魏忠贤一类的人物。另外，汪东兴通过他的中办系统和警卫系统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政治动态，即可有选择地向毛泽东汇报，起到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了解汪东兴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实在非常重要，特别是揭穿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一书中谎言，还原那段历史真实，更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笔者撰有《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载《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述。现再根据邱会作的回忆对汪东兴文革作用作一评述。

(1)汪东兴是文革重要受益者之一

汪东兴作为毛泽东的“家臣”不属“走资派”，自然不虞有被打倒的可能性，相反，毛泽东很多“体己事”还需汪东兴出面去办。毛泽东的随侍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对此多有描述，此处不赘。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位“大内总管”－－中办主任负责办理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比如，1966年5月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汪东兴曾打电话给邱会作，汪说：“我们这里有两个人，现在到你们那里去拿严昭的东西（严是陆定一的小姨子、总后副部长韩振纪的老婆）。你先告诉韩，把东西交给来人就行了，不要问任何事情。你自己也不要去打听那些事。现在的事，当你能听到的，不用问也可以听到；要是你听不到的事，问也问不到，不仅如此，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陆定一出奇的坏，严慰冰已经被抓起来了。”（《邱会作回忆录》上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邱会作说：“汪东兴的口气很大，我除了听之外，一句话也没说。”汪派人到总后取某件东西事小，但却折射出汪东兴其人在中央高层政治圈子里的地位和作用。汪东兴在中共的“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事实上，汪东兴对此并不满意，汪对毛的医生李志绥说“你不要以为周总理可靠，他这个人是见风倒。周来看过我，说江青、康生不同意我当政治局委员，他们让周总理来说服我。周还真叫我表示态度不当政治局委员。你看他这个人真是见风使舵。”（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92页）虽然汪仅仅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所起的所用却是很多政治局委员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说汪东兴是文革的受益者一点也不夸大。

(2)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倒向军委办事组

文革前江青曾经整过汪东兴，汪被下放到江西省当了几年的副省长，后才回到北京，接替杨尚昆的中办主任一职，从此汪对江青恨之入骨（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10月版第323页）。林彪作为中共“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汪东兴自然要与林彪、军委办事组搞好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汪东兴1969年底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东北地区检查战备工作，他来往经过北京，均邀请黄、吴、李和我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长谈，每次在四、五个小时以上，谈的核心话题是反上海帮。汪东兴向我们交了毛主席的‘底’，主要是：1、毛主席对林彪信任，真心想把交班给他；2、毛主席对张春桥欣赏但不信任。对江青有某些利用，但用完了就完了，没有进一步培养的打算和安排；3、毛主席把江青当成是政治包袱、生活上的累赘，想甩，一时又甩不掉。毛主席对江青是又厌烦又无奈，厌烦得连见她的面都不肯。那天，汪东兴还讲了毛、江的不少个人隐私。”（页428－429）吴法宪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汪东兴在“军”、“文”两大派系中倒向了林彪一边，不仅及时地向军委办事组通风报信，更成为日后林彪出手打击张春桥的积极响应者、拥护者，人们也就不难理解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了。

(3)庐山会议上汪东兴的作用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政治局会议上主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1970 年8月22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会议议程等各项安排后，汪主动作了补充说，“主席说‘九大’后有人有一些活动，有的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应当讲一下，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康生对此是极为不满的。汪东兴在这里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即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是相当了解的，也知道张春桥等人的某些“活动”的确“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因此毛强调应当“讲一下”，以加强党内团结。

第二，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后，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出重播林彪的讲话录音。原因是很多听者在开始时并未领会林彪讲话的含义，他们并非要听林彪的那些“官话”，而是要听林彪讲话中所批评的“对毛泽东思想不正确态度”的真实含义。

第三，汪东兴以最快的速度印好陈伯达编写的“马列毛论天才”的材料，并以中央办公厅的急件发出，送交军委办事组诸人。

第四，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异常激烈，矛头对准张春桥。汪东兴的发言起得作用远大于陈伯达，因为与会者咸认为汪东兴带来的毛泽东的“声音”，代表了毛泽东的意图。会议批张一发不可收拾。

第五，汪东兴积极鼓动各组代表发言表态。汪东兴对一些军队代表甚至说“要抓紧时机，可以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失去就是千古遗憾了”、“现在表态不表态，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云云。

通过汪东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汪绝非是他自己所声称“误信了陈伯达的话”，属“受骗上当”。事实证明，汪东兴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与张春桥等人作斗争的重要人物，他扮演了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扮演的角色，起到了任何其他人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4)批林整风会逼死王良恩

庐山会议后汪东兴用两页很不像样的检讨换得毛泽东的 “宽大”，成功地从军委办事组“反江青俱乐部”逃逸出去，从此断绝了与军委办事组的联系，直至“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在后来的批林过程中，汪东兴下毒手逼死原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笔者曾撰有《王良恩是林彪死党吗？》（见《重审林彪罪案》下册，明镜出版社2005年7月版），对此作了叙述，此处不赘。

(5)“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对军委办事组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后为了掩盖与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汪东兴积极主动要求对黄吴李邱采取抓捕行动，必欲置黄吴李邱于死地。吴德回忆说：“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 145页）事后成立的中央专案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这无异于使汪东兴可以随心所欲地销毁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从而掩盖他与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据王洪文在秦城监狱对邱会作说，“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由此可见，对黄吴李邱处理这么狠，汪东兴负有主要的责任，汪实际上是与江青等人配合，做的是“灭口”的勾当。

笔者认为，粉碎“四人帮”后，汪东兴不仅继续毛泽东的 “抓纲治国”方针，还变本加厉地将黄吴李邱关进秦城监狱。如果说在毛泽东死前，汪东兴为了开脱自己与军委办事组的密切关系，对黄吴李邱下狠手还有一点点不得已的成分。但是毛死江囚后，这层厉害关系已然不存在了，汪东兴已经没有必要再落井下石了。军委办事组诸人与汪东兴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共同对付江青、张春桥这伙文革极左派持有共同的立场，汪东兴对此心知肚明，可为何汪东兴竟然昧着良心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并不是汪东兴真的良心发现救民于水火，而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权力，同时汪东兴也看出“四人帮”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要有军方的支持，擒拿此四人犹如瓮中捉鳖，不费吹灰之力。那么之后的下一步该如何走呢？对内给“四人帮”戴上“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帽子，对外则宣称华国锋、汪东兴才是毛泽东的嫡系传人，所以还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切实乃换汤不换药，实行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那么把黄吴李邱打成反革命集团更可表明毛泽东当年大搞文革运动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然而，汪东兴的这一套很快就吃不开了，毛泽东马上就面临被清算的下场，汪东兴这位毛泽东的“家臣”当年替主子干了无数见不得人的事，当然也要为此复出代价。如果不是邓小平要维护毛泽东这面旗子，要不是汪东兴尚有“粉碎四人帮”的功劳，恐怕汪东兴也早就进了自己人的大牢－－秦城监狱。

针对汪东兴的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笔者曾给予如下之评论：综观汪东兴在文革中的活动，汪有幸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间最长，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整个十年动乱，也是汪东兴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十年，汪从毛泽东的办公厅主任最后成为了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每一项战略部署都少不了汪东兴的鞍前马后。可以说，汪东兴始终与毛泽东的重大错误乃至罪行紧密相联。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年代里，汪东兴本应认真反省自己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反思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思考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的重演，实事求是地记述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从而记取历史的深刻教训，而不是文过饰非，继续制造毛泽东的新神话，歌颂毛泽东的所谓“丰功伟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汪东兴在自己的《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一书中不仅没有丝毫像样的反思，反而继续其颠倒黑白的伎俩，通篇假话和谎言，不愧是一本精心剪裁，篡改历史的伪回忆录。通过上文对汪东兴所作所为的揭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汪东兴的真实面目。我们可以说，汪东兴这本书既没有“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更谈不上“总结、提高、发展”。汪东兴的所谓回忆录不过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充满谎言的书。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们有责任澄清汪东兴书中所混淆的历史真相，揭示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原委，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总结历史的经验，分清责任，辨明是非。（丁凯文《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载《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

三十三、《邱会作回忆录》与《心灵的对话》之比较

今年1月和2月《邱会作回忆录》与《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相继问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版两部邱会作的回忆，十分难能可贵。笔者曾就《邱会作回忆录》作了述评，现在愿就这两部书再作一比较。

1.《邱会作回忆录》是邱会作整个人生经历的较为完整的一部回忆，它涵盖了邱会作整个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从早年参加红军到参与第一次国共内战，从参加长征到在延安的工作，从参加东北战场的战争到进军大西南的衡宝战役。邱会作与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为军中骁将，为中共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建国后，邱会作不仅参加了军队的后勤建设、中央军委的工作，还对后勤工作的管理、改进、自救生产渡过灾荒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邱会作回忆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全面记述了自1959年起进入中央军委工作的经历，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这部回忆录应是邱会作的正版回忆。

2.《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是一部口述回忆实录，作者程光通过与父亲邱会作多次谈话的记录，将邱会作就文革时期的那段历史的谈话作了极为详尽、细致的记录，其叙述的重点在于文革部分，内容极为丰富、珍贵，邱会作回顾这段历史的很多思想的精华在此体现出来。《邱会作回忆录》一些内容可能由于篇幅的原因未能全部收录，而《心灵的对话》则有较为具体的阐述，如“二月逆流”、“三支两军”的工作、中共“九大”后的中央工作，包括对外军事援助、国防工业的建设、组建解放军的基建工程兵、战备一号令等。因此，《心灵的对话》应是对《邱会作回忆录》的补充，《邱会作回忆录》中个别不甚准确之处，《心灵的对话》也予以修正。

3.《邱会作回忆录》作为正版回忆录，值得历史学家和文革史研究者们细细解读。而《心灵的对话》是以父子之间谈话的形式进行，因此语言、风格更为流畅，通俗易懂，很多地方话语不多，但往往一语中的，发人深省，且更适合缺少文革史知识的人们阅读、理解，其涵盖面亦较为广泛。此外，《心灵的对话》在叙事方面更细腻，更准确，更丰富多采。可以说，两部书籍的内容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有朋友不无幽默地说，《心灵的对话》可以看成为《邱会作回忆录》的“学习辅导材料”，此言不无道理。

4.《邱会作回忆录》与《心灵的对话》分别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从整体印刷质量上来说，《心灵的对话》似乎更胜一筹，不仅纸张质量较好，装帧精美，错别字亦极少。而《邱会作回忆录》有个别脱页之处，书中个别纸张上还有未印刷上字体的问题，这应是出版社把关不严所造成。好在这些都是些小问题，并不影响全书整体内容，希望再版时能有所改进和提高。

结束语

邱会作将军在14岁时即投身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青年委员、少共区委书记、红军总供给部党支部书记兼统计员、军委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军委四局三科科长、总供给部粮秣处处长。邱将军还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豫皖苏财经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四师组织部长及供给部政委；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军第四十五军政治委员。他率部队参加了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衡宝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可以说，邱会作为了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建国后，邱将军任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兼后勤学院院长。1959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1968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1969年中共“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邱会作将军在其任内始终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对解放军后勤工作的正规化、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并被周恩来誉为“解放军历届后勤部长中最好的一个。”

邱会作将军在其壮年时期卷入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文革初期，邱会作遭到江青等人指挥的造反派的残酷打击和迫害。在那扑朔迷离、波诡云谲的年代，邱会作虽然不得不支持、拥护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但是他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作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当林彪在庐山上发起对文革极左派的斗争时，邱会作与军委办事组站在了反击张春桥的最前线，由此受到毛泽东的追究。由于“九一三事件”的爆发，邱会作无辜受到牵连，被毛泽东隔离审查，失去了自由，更在毛泽东死后受到华国锋、汪东兴以及后来邓小平、彭真等人的进一步迫害，不仅被打成莫须有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更被判刑16年。笔者相信，历史终将推翻官方强加在邱会作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辞，还邱会作一个清白。

邱会作将军这部口述回忆是继吴法宪回忆录之后又一部极具价值的回忆中共最高层文革运动的巨著，它的详实、具体、细腻是当今史学界深入文革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读罢此书方能真正体会到它的价值。笔者深切地感谢邱会作将军为后世留下了这部口述回忆，它的重要性和意义绝不亚于邱会作几十年投身革命所取得的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口述实录将更加彰显其无可替代的价值。笔者在此向邱会作将军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