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尾狮奇迹 李光耀开明威权适合中国吗？

在历经了长久的病痛折磨后，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建国总理李光耀在2015年3月23日的凌晨告别人世，就此彻底的从历史上消失。对这位长期以来以铁腕掌控新加坡，以不近人情的态度决定星岛人、事的领袖而言，也许某些西方人士会带着犬儒主义的眼光来评价他的逝世，并多少带上一点冷笑，但总的来说，世界还是需要为这位伟人的辞世表示足够的哀悼。新加坡人会在建国50周年之际对李先生的辞世流下眼泪，华人更要对这位给中国提供了足够参考资料的现代国家先行者弯腰献花。

自古以来，新加坡就有着“鱼尾狮”的传统标志，它名义上象征着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结合，但从实际表现来说，却始终有着矛盾的因素在内。这个标记在李光耀执政期间也成为了新加坡性格的标志：这个西方与东方的结合物，虽完美体现了李光耀统治时期新加坡的成长方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无不如此，但它也直接告诉我们，新加坡整个国家在李光耀时代赢得的奇迹终究要带上矛盾这个特征的。

长期以来，新加坡在外界尤其是华人眼中是一个矛盾的角色，它是一个充满热带风情的花园城市，也是一个以鞭笞为符号的威权政府。在柔佛海峡的另一侧，政府的福利与苛刻的管理都异常的突出。环顾最高点不足两百米的星岛，它的各种特征都恣意的在1965年后的50年间显现出来。当鱼尾狮庇佑的星岛以其奇迹闻名于世时，李光耀的“开明威权”统治也留给了外界一个难题，它对中国会有帮助吗？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民选的威权

新加坡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50年后的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当李光耀率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面对被马来亚联邦抛弃的局面时恐怕更是如此。这个政府自然是民选上台的，但这种民选政府落实后也有着可怖的历史。今天的人们可以根据历史资料来指责新加坡政府的“专政统治，打压言论自由”，但他们也终究得接受一个事实：没有那个重手压制党内异己的李光耀当局，恐怕新加坡并不会比他们身边的马来亚、爪哇等地先进多少。

在学界人士看来，新加坡政府的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与东方儒教传统的结晶体。新加坡融汇东西的成功经验，如精英政府强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威权政治保持国内政局长期稳定，调控下的市场机制促进经济繁荣，自由主义理念保障社会自由开放等，也大多是在李光耀掌国期间留下的思想基础，更可为东方国家实现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提供借鉴。

当新加坡以李光耀的思维甩开一味抛弃西方文化的马来亚大步向前迈进时，恐怕很多指责新加坡当局的人都必要承认这一点。毕竟，李光耀终究是“新加坡人民选举出来的”，他的政策是为了新加坡社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即使很多人反对，也要坚决执行。

其实，自从马来亚联邦内的华人、巫人生罅隙导致新加坡被驱逐后，恐怕李光耀也没法以常规方式来运营这个城邦国家。新加坡固然是马六甲海峡上的一个自由港，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光耀手中的好牌会比烂牌多，处在婴儿期的新加坡面临着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经济薄弱、外交空间有限等一系列问题。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他摸索着构建适合新加坡的经济、外交道路，推行被后来的评论家们所称为的“专家治国”战略。尽管在实施的具体过程中会有一些令人不快的地方，但这其中终究还是充满了创造性的因素，以及新加坡的具体特点。

严酷的福利国家

对熟悉新加坡掌故的人来说，很多人都会怀着爱恨交织的情绪来描述它。这个充满福利的花园国家以“组屋”等最显而易见的方式确保了国民的基本生存诉求。但动辄罚款，动辄鞭笞人犯的新加坡也让外界感到这个福利国家有着严苛的底线。在分析人士们看来，这些治国手段的出现，恐怕都得归结到李光耀一人身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界早已把“新加坡模式”的形成与李光耀的个人努力划上了等号，在治国手段上，他大量借鉴了西方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以及欧洲国家的福利模式，这种做法在城邦规模的新加坡就很快收到了成效。对于目前外界所熟知的新加坡模式来说，李光耀的涉足范围极为广泛：从政府机关到经济民生，从福利体系到激励体制，这其中无不充满了他的个人特征。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人民行动党当局在李光耀倡议下自1962年起建立的“贪污调查局”机制。这一政府直属的反贪机制不仅然让该国政治清廉、贪腐几无容身之地，也给此后的香港、中国大陆地区的反贪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虽然新加坡学校、社会的准军事化管理和体罚的特点容易让人深感其中的不民主之处，但正是这种措施才保障了新加坡秩序在短时间内区域整齐规范，并让“花园国家”的维护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简言之，李光耀的某些“新加坡模式”的措施虽然不近人情，但他终究以以狭小的地理空间创造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创造出特有的影响力。也让中国在建设深圳等特区时有了“特事特办”的参考依据。

平衡外交还是倾心中国？

当然，李光耀的最伟大之处还是他让新加坡成为了一个有国际地位的国家。在李光耀执政期间，新加坡外交上四两拨千斤，多方寻求“平衡”，让这个小国即使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也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尽管这其中有着相当的成分在寻求与美国和中国的均衡上，也有些可能会让中国人颇感不快的细节，但总的来说，致力发展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的李光耀终究是一个颇具远见的人物，他一生访华三十余次，对中国的态度足以决定其伟大政治家的身份。

李光耀会见江泽民

不可否认，直到今天，自由港新加坡仍是“外贸驱动型经济”，其产业虽然在几十年后终于以电子、石油化工、金融为主、航运、服务业为辅，但面向美、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仍然在新加坡的产业链条中有一席之地。直到 21世纪，它对美、日、欧市场的依赖性仍然很大。在民主阵营不能波及至亚太时，这也就决定了李光耀政府如果要让新加坡腾飞，他必须把美国摆到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上。但这并不是我们就此认定李光耀更为亲睦美国的理由。这恰恰是身为小国的新加坡必须采取灵活外交策略的关键。

李光耀恐怕是自尼克松、基辛格之后为数不多的几个马上反应到北京在此后国际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人物。李光耀在此前访华时曾多次表示，称新加坡赞赏中国奉行的内外政策，更认为“中国的发展，无论对亚洲还是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目前，李光耀在中国问题上的独特思想在新加坡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很多新加坡学者根据李光耀理论和中国文化的性格，已经顺势喊出了“中国现在需要强势领袖”的口号。在习近平政府不断构建清廉政府与法治社会的当下，李光耀虽然已经告别我们，但他的理论显然并没过时，这一点也证明了他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是负责任的，很多老朽的“中国通”西方学者可能尽其一生也难以望其望其项背。

事实上，已经有些学者认为，当下的中国在外交问题上可能还需要学习新加坡的精神。换言之，也就是学习李光耀留下的精神遗产。夹缝中生存的新加坡因其谨慎的态度可以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毕竟，该国在李光耀领导下在冷战中没有犯错误，冷战之后也基本对国际问题保持着冷静的判断，这一点经验就显得相当可贵。

当然，李光耀留给世人的最宝贵经验恐怕还是他本人身为政要却相当低调的生活、行事态度。作为一个浸淫儒家文化的领袖来说，他拒绝让自己的肖像登上新加坡货币，拒绝以政治家的身份示人，虽有“政治家族”之名，却也举贤不避亲，而今他作为“开国元老”离去，“新加坡模式”还在延续，这恐怕就是他最值得景仰的地方了。尽管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的光芒已经不像80年代中期那样闪耀，但它作为李光耀留下的最大遗产，显然仍具备不可磨灭的价值。这也让刚刚告别我们的李光耀的伟大之处由此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