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途末路 达赖哥哥自述被美国欺骗始末

一段时间以来西藏问题不断升温，美国国家宪法中心执行长罗森（Jeffrey Rosen）6月18日宣布达赖喇嘛获美国颁发的自由奖章，并表示“达赖喇嘛注重自由、对话和宽容的理想”。几天前的6月15日美国副国务卿休厄尔（Sarah Sewall）要求中方需要没有预设条件的情况下与达赖及其代表恢复直接对话。美方认为，达赖喇嘛是真诚可信赖的，美方敦促中国抓住机会与达赖喇嘛对话，解决对西藏人民人身权利的限制等问题。

看似达赖喇嘛以及西藏问题仍然是美国拿来干涉中国内政的由头话题。但对于北京来说，西藏问题以及达赖喇嘛的敏感性和威胁性已经大大降低，其重要性已经远不如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几年那样突出。从2014年奥巴马仓促接见达赖喇嘛到2015年2月奥巴马与达赖喇嘛遥相招呼、避免直接交流看，达赖喇嘛已无法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在流亡藏人眼中美国曾经是救世主，孤立无援的岁月里是华盛顿向流亡藏人提供了情报、武器、财政支持和必要的军事训练。

但在经历过半个世纪的沉浮冷暖以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出书披露了西藏流亡政府与美国的交往历程，详述了1956年后来自中情局的援助和欺骗， 他说“欺骗西藏人的不只是毛泽东，中情局也一样。” 一生中最悔恨的事是与中情局发生联系。以下为摘编节选，以飨读者。

华盛顿伸出橄榄枝

美国最初对西藏的示好始于1949年。解放军赢得解放战争以后，美国就曾通过驻印度使馆向拉萨表示愿意援助西藏，当时闭塞而落后的拉萨噶厦并未理会这个示好举动，然而美国并未就此放弃。1951年，被蒋介石扣在台湾的嘉乐顿珠通过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信而得以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当时他与十四世达赖共同的长兄土登晋美诺布（塔泽仁波切）已经居留美国长达数月，一个名为“美国自由亚洲委员会”的组织盛情邀请并周到接待了他。嘉乐顿珠同样也与这个组织的主任艾维（James Ivy）见了面，谈及当年的美国之行，嘉乐顿珠仍然表示“十分感谢这么多善良的好心人的帮助。”

当时的嘉乐顿珠并不知道，这个后来改名叫做“亚洲基金”的组织事实上是刚成立不久的美国中情局的一个下属机构。

1952年，嘉乐顿珠正式逃往印度，并再次致信杜鲁门请求美国帮助西藏。据嘉乐顿珠回忆：“我的妻子帮助我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描述了西藏的政治情形、西藏人民的苦难和达赖喇嘛的困境。我希望美国施以援手。那是一封很短的信，只有两三页长。那时我们没有索取过武器或者军事援助，尽管当时在西藏已经出现了武力反抗。我们希望美国能够运用它的影响力，劝说中国从西藏撤出他们的军队。那时候在很多人眼里，美国是如此强大，无所不能。”

这封信从未收到任何回应，嘉乐顿珠的要求也从未获得满足，但美国以另一种方式回答了西藏。1954年，中情局第一次与嘉乐顿珠取得了联系。

“我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安排了我与中情局的第一次正式会面……1954年，中情局与他取得联系，并要求他把我介绍给中情局在印度的一些探员。当时不知身份的美国人经常到大吉岭和噶伦堡来探访我，想要知道西藏的情况，并对我表示美国对西藏的关切。但是他们从未提供任何实际帮助……我见到的美国人里一定有一些人来自中情局。”

来自中情局的援助和欺骗

“但直到1956年，中情局的邀请才开始变得更加实际，当时西藏的反抗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中情局打算训练一些自由战士（指武装反抗中共的藏人），使他们成为发报员和游击队员。”嘉乐顿珠回忆说，“霍斯金斯（John Hoskins，当时中情局在印度的负责人）希望我介绍几个西藏战士给他，我当然乐于从命。”

中情局对西藏独立武装的训练由此开始，美国一度要求达赖公开发表言论向美国求援，但在西藏方面告知要求不可能满足以后，中情局也并未终止对西藏的支持。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和印度关系的紧张，中情局为藏人设立的训练基地最初选在印巴边境西里古丽附近，巴基斯坦的一个废旧机场上，而后转移到尼泊尔木斯塘及美国科罗拉多等地。

获得中情局训练的战士随即被美国飞机空投进西藏，随之空投进西藏的还有用于联络的无线电台以及必要的武器装备。这些无线电消息经过中情局在印度的分支办公室转给华盛顿，成了华盛顿了解西藏情形的最重要渠道。1959年3月，达赖在拉萨动乱前夕匆忙决定逃离西藏，这一消息正是由经过中情局训练的藏人战士使用随身携带的无线电台告知华盛顿以及新德里。

不过，嘉乐顿珠补充说，与中情局的一切合作都不曾告知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从未参与到西藏斗争里任何有关中情局的决定中，美国政府也从未从他那里得到任何请求。达赖喇嘛的宗教训练禁止他允许使用暴力，而他仍在正式意义上在十七条协议的约束下行动，与中国人合作。”

而西藏给美国的不仅有关于西藏内部情形的消息。1961年，西藏抵抗武装在西藏西部通往新疆的公路上伏击了一辆解放军卡车，截获一批解放军内部的活动公报。这些文件提及了当时蔓延全国的大饥荒、饥荒中军队及普通人面临的巨大困难、解放军内部矛盾、解放军和民兵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与苏联之间当时日益激化的矛盾。据嘉乐顿珠回忆，一部分报告当中还包含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与台湾的估计。“然而，我们从未保有这些文件。它们立刻被送往了华盛顿中情局办公室，我所保有的唯一一份文件是关于达赖喇嘛逃亡时被杀的西藏人人数。”

此外，1962年，在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中印关系恶化以后，印度参与到了与美国一起训练藏人武装的行动中来，“为了下一次与中国爆发战争做准备”。这使得接受训练的藏人武装数量骤然从数十人增加到数千人。1964年，印度情报部门、西藏流亡政府和中情局还曾共同组建过一个情报办公室。这个机构的所有情报都来自藏人武装定期伏击军车、监听西藏境内的电话、电报和广播所收集的信息，而分析得到的情报则由三方面共享。

然而，尽管付出了如此之多，但来自中情局的援助情况并不理想。“在西藏的抵抗运动当中，八支经过中情局训练的队伍被空投到反抗集中的地区。大多数被空投进藏的战士都会随后获得同样空投下去的由中情局供应的武器、弹药、无线电台和其他军用装备，但中情局所提供的武器装备比起中国无穷无尽的武器供应，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供应从未足够过……山南地区两万五千战士只获得了大约七百支枪，安多地区的五千战士大约获得了五六百支步枪……大多数枪老旧而过时……中情局供应的所有装备都不是美国产，他们不想留下美国涉入西藏事件的任何证据。军事上，西藏抵抗武装从未有过机会。”

“我仍然相信，如果中情局给我们足够的武器，抵抗是有可能获得机会的。如果我明白中情局的支持有多么微薄，我不会送那些年轻人去训练。毛泽东不是唯一一个欺骗了西藏人的人，中情局也同样。”

“我一生最大的悔恨”

自1967年开始，嘉乐顿珠开始收到美国可能中断援助的警告，最初的警告来自试图与他接触的苏联情报部门，随后甚至连中情局工作人员也私下向他透露了类似消息。1969年，中情局在新德里的负责人格里姆斯雷（William Grimsley）正式通知了嘉乐顿珠，由于中美正在就发展外交关系进行谈判，美国已经答应了中方有关切断所有对达赖的支持的要求，因此，向西藏人提供的援助必须停止。

“那时的总统是尼克松，而基辛格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们都对西藏一无所知，他们也对西藏漠不关心。”

失去了美国支持的藏人独立武装没有支持太久，位于尼泊尔木斯塘的训练基地以及武装力量很快因缺乏物资和内部纷争而解散。四十年后，嘉乐顿珠在回顾一生时说，与中情局合作是他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终我一生，只有一件可堪悔恨之事：与中情局发生关联。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国人想要帮助我们为独立而战，而最后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中情局的目标从来不是西藏的独立，事实上，我不认为美国真的想要施以援手。他们只是想引起麻烦，用西藏人来制造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误解和不和。最终他们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是一场悲剧。”

“中情局的援助带来了什么好处？没有多少。实际上，中情局只不过是训练了一小部分人，然后在西藏空投了一小部分武器。他们送来的武器从来没有充足过。如果美国真的想要帮助我们，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向西藏人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但战士们从未获得足够供应。为此，我至今怨恨美国。”

“我们与中情局的合作惹恼了中国人，给了他们同时向抵抗武装和普通西藏人民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借口。结果是，数万西藏人因此而死。”

“我与中情局的关联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我已经保持了几十年的沉默。但是现在，我必须说出真相。我们与中情局的合作是错误的。我们不应当收取中情局那些微薄的帮助。如果我们不与中情局合作，如果我们不贪图中情局所给的那些有限的好处，中国人就不会有借口杀掉那么多的西藏人。我们与中情局的合作导致了那么多无辜者的死亡。他们杀死的不仅是我们的人民。他们也在试图扼杀我们的文化。我与中情局一起完成的那些事，促成了西藏文化的彻底毁灭。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痛苦，在许多年里使我备受困扰。我不能忘却这一切，我是有罪的。这是我最大的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