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撒手 达赖喇嘛的国际弃儿炼成记

《藏独穷途末路 达赖哥哥自述被美国欺骗始末》一文详细叙述了美国是如何一步步放弃达赖喇嘛的。而这种变化并不只是发生在美国身上，达赖喇嘛实际上早已成了国际弃儿。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4月份出书还详细披露了西藏流亡政府与印度的交往历他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已经失去了美印等传统支持，开始变得孤立无援。

印度对于西藏而言始终有着特别不同的意义，这不仅是由地理上的接近带来的，并且更多地源自于双方宗教和历史的亲近感，达赖曾多次将印度与西藏的关系比作老师和弟子的关系，对于流亡藏人来说，印度更是无法取代的“慷慨的主人”，直至今日，嘉乐顿珠仍然视印度为西藏最重要的支持者。

然而事实上，印度对于西藏并非“支持者”这么简单，如果说美国还曾经以甜蜜表象迷惑过流亡藏人，那么与美国不同，印度从未被流亡藏人视为救世主，对于流亡藏人而言，新德里政府对流亡藏人的政治活动不支持的态度多年来一直明明白白，然而即使如此，在客居印度三十年以后，这位“慷慨的主人”终究还是让流亡藏人失望了。以下为达赖哥哥讲述的流亡藏人被印度抛弃过程选编。

印度的援助与禁令

对于流亡藏人来说，印度似乎是一个天然的避难选择——1941年嘉乐顿珠前往南京，印度就曾是他的第一站，交通条件与地理环境构成了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心理亲切感。更加重要的是印度与西藏政府之间的多年往来，这也使得西藏命运生变之际，印度的介入被流亡藏人视为理所应当。1952年，在获得印度总理尼赫鲁“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的许诺以后，嘉乐顿珠离开西藏逃入印度境内。1959年，达赖选择逃亡印度之时，尼赫鲁也同样立刻向他承诺了提供政治避难待遇。

然而，印度的招待并非没有限制。1952年试图引起国际注意力而同时向杜鲁门与蒋介石寄出求援信的嘉乐顿珠没有料想到，他收到的不是美国总统的回信，而是印度情报部门有关禁止他在印度境内进行政治活动的警告。“新任印度负责与西藏和不丹关系的驻锡金官员卡普尔（Balraj K. Kapoor）到大吉岭来探访我……他是来通知我，我不再被允许在印度境内从事政治活动。”

当时的嘉乐顿珠对此深感震惊。“我向卡普尔先生提出抗议，反对这样的新限制。为什么首相先生（指尼赫鲁）改变了主意？我拒绝了他。”

但实际上，当时的嘉乐顿珠对此毫无办法，他的政治活动不得不因此中断。

而达赖的待遇与嘉乐顿珠相去不远。1956年达赖访印期间第一次与尼赫鲁会面，当即被告知“印度不能支持你”，此后，尼赫鲁又多次敦促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合作，并一再表示不支持西藏独立。1959年达赖选择逃离西藏，尽管印度方面干脆地认可了他的政治避难身份，但却禁止他公开对外发表政治言论，尼赫鲁在会见达赖时更直言不讳地一再强调印度不会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

由于印方的压力，达赖在抵达印度将近两个月以后才第一次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嘉乐顿珠说，“尼赫鲁对新闻发布会非常生气，这既是针对达赖喇嘛，也是针对我，我们违反了他不要公开发表言论的告诫……他将我们视为麻烦制造者。”发布会当天下午，印度政府就发表了一份官方公报称，印度不承认达赖流亡政府。

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态度上，嘉乐顿珠与达赖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尼赫鲁并不想得罪中国，也不想让达赖喇嘛过多地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这一判断在随后尼赫鲁将达赖的安身地再三地迁往偏远山区的事例上再次获得了印证。此后五十年至今，印度始终未曾承认过西藏流亡政府。

水面下的往来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对于嘉乐顿珠来说，禁止他从事政治活动的限令并没有持续太久，1953年4月，印度情报部门负责人穆里克（Bhola Nath Mullik）通知嘉乐顿珠，此前禁止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命令收回，条件是嘉乐顿珠需要与印度情报部门维持紧密联系。

“穆里克向我保证，印度愿意为西藏独立事业提供帮助，他同时指派了他在加尔各答的副手来为我提供任何我所需要的帮助……只有在抵抗运动全面开始以后，我才求助过穆里克希望获得电台设备和武器。但是，我与穆里克以及印度情报部门长期和密切的联系由此开始。”

印度情报部门监控了嘉乐顿珠与美国中情局的会面，嘉乐顿珠在回忆起撞破监视他的印度特工的细节时说，“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在应当是机密的会议上发现印度特工”。事实上，印度情报部门监控了他的绝大多数活动，但1962年以前，中情局训练流亡藏人武装的事没有透露给印度，训练基地也分别设在美国、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而不是印度。

“从1959年起，我就持续与印度情报部门负责人穆里克和军方司令官会面，希望他们为藏人抵抗武装建立一个训练中心，这些逃进西藏的从前的抵抗战士是完美的招募对象。但对我的建议他们通常只会耸耸肩或摆摆手，以此作为反驳。”

1962年边境战争爆发后，中印关系彻底恶化，嘉乐顿珠的提议忽然受到了印度方面的采纳。“印度的令人震惊的惨败改变了尼赫鲁对于西藏的看法，同时也为我们的自由斗争开启了新的机会。”印度外交部官员梅赫塔（K.L.Mehta）在战争结束以前就会见了嘉乐顿珠，并询问如果建立“顶级机密的”藏人空降兵军事训练中心，嘉乐顿珠能够招募到多少人。“如果与中国爆发第二次战争，这些空降兵将会被空投到西藏从事反攻和情报收集，同时也支持西藏的自由战争。”印度参与其中以后，接受训练的藏人武装人数从数十人骤增到六千人。

这支由藏人组成的军事组织被称作“22编”或“特别边境军”，作为印度军队中的一支绝密力量延续至今。按照中情局的建议，负责藏人训练的不是印度军方，而是印度情报部门。

双方在情报工作上的合作也获得了进一步深化。1964年，印度情报部门、西藏流亡政府和中情局还曾共同组建过一个名为“联合行动中心”的情报机构。这个机构的所有情报都来自藏人武装定期伏击军车、监听西藏境内的电话、电报和广播所收集的信息，而分析得到的情报则由三方面共享。

同样是1964年，穆里克向嘉乐顿珠提出希望通过他与台湾国民党政府代表见面，当时蒋介石已经年过七旬，蒋经国担任着台湾秘密警察首脑，而后又改任台湾国防部长。“我向蒋经国和台湾外交部副部长转达了印度情报部门的要求，后者随即将我介绍给了台湾国家安全副主任王先生。不久后，王造访新德里，我将他引介给了穆里克，由此开始了台湾与印度情报部门之间的密切往来。我作为中间人的角色就此告终，但台湾与印度的合作持续至今，尽管双方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新德里的真面目

但如果说直至此时，印度对西藏来说都仍然是合作互惠以及相互利用的关系，那么印度的这层面纱在1988年彻底飘落了。1988年，北京经过长久考虑，终于同意在经过了多次波折以后重启与达赖方面代表的谈判，当时的统战部长阎明复同意将达赖提出的就西藏地位问题的声明作为双方新谈判的基础，并同意由达赖选择会面的地点以及西藏方面代表。在嘉乐顿珠将这一消息通知达赖以及西藏噶厦的同时，印度方面也闻风而动。

“印度情报部门研究分析部获得了有关我们谈判进程的新消息。该机构的负责人纳伊尔（Nair）要我去新德里见他。我带上了旺都（Tashi Wangdu）、达赖在新德里的代表以及噶厦成员嘉里（Lodi Gyari），我需要他们对印度人所说的话做个见证。当我谈到我与中国政府的会面，并告诉他们中国人已经让达赖喇嘛选择会见地点以及藏方代表的时候，纳伊尔的副手纳坦（Ranga Natam）立刻抗议起来……他宣称中国人不可相信，并劝说我们不要参与这次会谈。他认为西藏人应当为独立而战，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话语从他的嘴里喷薄而出。”

当嘉乐顿珠指出，印度是想在西藏人与中国人相互斗争之时渔翁得利的时候，在场的两个印度人都表现得十分尴尬，“至少我现在明白了，印度情报部门不想让我们谈判，他们想要一个独立的西藏——而我们为它而战。”

嘉乐顿珠并未同意印度方面的要求，然而在他离开印度前往香港以后，旺都随之发表的一个完全不合外交礼仪的单方面通知惹恼了北京，他在没有事先与北京商量的情况下要求北京方面代表在1989年1月15日与藏人代表在日内瓦会面。“阎明复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刻到北京来……他非常愤怒，他想知道为什么达赖喇嘛要在不通知也不询问北京的情况下公开发表一份本应是双边的声明。他说，这样的举动表明达赖喇嘛并不真的想要谈判。”按照外交程序，类似的声明本应在双方协商敲定后分别或共同发表。

嘉乐顿珠立即返回了达兰萨拉，询问旺都为什么要在不询问中国的情况下发表这样的声明，“他说，印度官员建议他这样做。印度官员告诉他，西藏人有权利发表这样的双边声明。”

这次难得的和解机会因此而再度流产，嘉乐顿珠迄今对此仍感痛心疾首：“西藏人啊！印度人在戏弄我们，利用我们，西藏人是如此幼稚，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他们对于他们不成熟的声明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毫无概念。这决定是如此无能，我沮丧而悲伤，我至今仍然感到沮丧和悲伤。印度人巧妙地破坏了我们的谈判，而西藏人就这样毁掉了1959年以来我们曾经获得的最好的机会。”

印度现政府彻底与达赖喇嘛切割

上文是达赖哥哥回忆历史上印度如何抛弃流亡藏人的细节，但多维新闻发现，目前印度政府在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上也日渐的切割和远离。

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5月14日首度到访中国，5月11日，印度人民党主席沙阿(Amit Shah)取消与达赖喇嘛的会晤，他在会见达赖喇嘛前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的信息，提醒他会见达赖喇嘛将造成中国方面的失望，在莫迪访华前进行这样的见面，非常不适合。

这一信息迅速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在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和边界争端上，一直采取较为激进的态度。莫迪在赢得选举伊始曾通过社交网络推特(twitter)给达赖喇嘛“回信”表示感谢。在2014年5月莫迪举办的就职典礼上，不常受邀在官方场合露面、避免挑动中国敏感神经的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却被礼奉为贵宾，坐在典礼的前排座位上。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国会发言人潘巴哲林表示，这项邀请显示印度政府并不因政权更迭，而刻意压下西藏议题。

莫迪此前也曾多次和达赖喇嘛见面，多次接见流亡在西藏的藏人代表团。一些亲西藏流亡人士的网站曾公开赞扬莫迪和达赖的“友谊”，还透露莫迪还是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就非常关注西藏问题，2013年9月一个支持达赖的代表团在该邦开展游说活动时，莫迪曾向成员讲述了，自己当年前往西藏冈底斯山朝圣，将偷偷带去的达赖喇嘛像送给当地藏人的故事。2015年1月，好莱坞巨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理事会主席里查德·戈尔(Richard Gere)在新德里与莫迪进行了长约一个半小时的会晤，双方讨论了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尊者、佛教及其他问题。

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9月到访印度的前后，印度对流亡藏人的态度开始呈现打压的倾向，到2015年初已然成为莫迪政府的鲜明立场。2014年9月习近平到访前夕，就读于印度古吉拉特邦巴罗达城大学的约80名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被警方扣押。随后，在巴罗达城，以女性为多数的超过20名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在习近平车辆经过时高呼口号示威，亦遭到拘押。莫迪在同习近平会晤的讲话中表示，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印方不允许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华政治活动。

2015年3月10日，西藏叛乱56周年纪念日，印度镇暴警察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外拘捕了包括女性活动分子在内的约100名示威者，加德满都首席民政事务专员阿雅尔说，他们已告诫流亡“藏独”团体，这样的活动将不被允许。而被认为是达赖和北京之间非正式联系的关键人之一嘉乐顿珠更首度表示，从台北、新德里到华盛顿都背叛了达赖。甚至连达赖喇嘛本人，也一改从前的强硬姿态，对中印互动松口。在5月9日为一家新成立的地方新闻中心揭幕时，达赖喇嘛首度表示，中印友谊如果以互信为基础，将是“受欢迎的一步”，不仅对中印关系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多其他国家，也包括西藏。

事实上，印度社会对流亡藏人普遍呈现出较为支持的态度，可能也是唯一愿意公开表态、给予庇护并站在藏人这一方的国家。但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莫迪政府仍然毅然决然地与西藏流亡政府进行了政治切割，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