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暴手段何时了？杨继绳揭遭打压内幕

带有政治自由派色彩的《炎黄春秋》杂志再逢变动。日前两封由该杂志总编辑杨继绳所写的公开信在网络上流传，信中杨继绳表示自己将不再担任《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这是继2015年4月《炎黄春秋》多名总编集体离职后，该杂志再次发生管理层人事变动。这两封离职信分别是《致炎黄春秋社委会和全体读者的告别信》和《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前者是对自己离职原因的解释，而后者，则是对以广电总局为代表的中共宣传管理部门进行了批评，认为相关部门对于《炎黄春秋》的打压，不仅违反“依法治国”，而且“贵总局这一行为，使我们感觉到，与前年相比，现在更加收紧舆论了。”

杨继绳暗指官方打压《炎黄春秋》

关于杨继绳这两封信的具体内容，已经在《炎黄春秋总编质疑中宣部门 揭遭整肃内情》一文中有所介绍。而杨继绳本人表示的也很清楚，他与此前吴思等《炎黄春秋》高层，因为与杂志社解决问题思路不合而离开不同，他离开《炎黄春秋》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一是我已经75岁了，又有多种疾病，难以承担总编辑这个沉重的负担。第二个原因是4月10日新华社三位局级干部代表社党组找我谈话，用党的纪律要求我立即退出《炎黄春秋》。显然，这不仅是新华社党组的意思。我不能让新华社的领导人为难。第三个原因，去年四季度，总编辑、两位轮执主编和网络主编四人同时辞职，社委会让我担任总编辑，重组编辑部。我不得不临危受命。但我承诺只干半年。现在，半年已过，新组的编辑部运作良好，编辑工作已走上了正轨，我已经完成了社委会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兑现承诺，决不恋栈。”

这则新闻并没有在大陆网络上掀起多大风浪，仅有几家境外媒体进行了报道。但是细心之人自会发现，实际上杨继绳离职的真正原因，是他在第二封公开信《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已经表述，就是当局对《炎黄春秋》以及他本人的“打压”——“新闻出版和广电总局向《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出的《警示通知书》是4月10日；新华社三位局级干部找我谈话，让我退出《炎黄春秋》，也是4月10日；几家极左报刊和网站，以姚文元式的文风，对《炎黄春秋》发起集中攻击，也是在这个时候。这不是巧合。”

粗暴手段何时能了？

尤其是这封公开信中透露的官方在处理《炎黄春秋》问题上的粗暴，再度证明了其近年来一直未曾改变的“简单”的管理思维和“粗暴”的管理手段。

据杨继绳所说，广电总局在对《炎黄春秋》指示的《警示通知书》中，指出37篇“违规”，其依据是《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1997年新闻出版署新出（1997）860号）。这个“办法”列出15个方面的选题必须报备。这15个方面中包括“ 1，有关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文献选题；2，有关党和国家曾任和现任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文章以及有关其生活和工作情况的选题；”等等。

但是正如所有关心此事之人共同感觉一样，杨继绳本人也表示，这些规定“几乎覆盖了近、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凡是近、现代史专业的刊物，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要备案。上报备案后，待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后才能够发表。这些条报备范围，每一条都界限模糊，无法操作。”

一个无法操作的规定，却被一个国家的媒体管理部门当做“金科玉律”，如果说这种操作方式是“依法治国”，那显然是对“依法”这两个字的错误理解；是中共一直在警惕的“官僚主义”、“照本宣科”的现实表现；更与李克强等中共领导人一直批评的有些政府部门证明“我妈是我妈”的简单逻辑如出一辙。

对于媒体管理，我们一直在强调，文艺创作、新闻报道是一门艺术，宣传管理则是一门技术，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不能用简单思维看之。中共宣传管理依附于官僚系统，官员恶习难免带入。之所以说其管理手法粗暴，平日不出事则罢，一旦有重大问题，就往往以“删”、“封”了事，陈旧闭塞尽显人前。

如果说前三十年面对政府管理，媒体尚显安分，在后三十年尤其是1989年之后，宣传系统的高压让大陆媒体人频频“对抗”。近年伴随传统媒体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在工资、待遇降低的情况下，辛苦作出的报道又往往被宣传管理部门“一刀切”，时代已变，管理不变，如广电总局对待《炎黄春秋》这样方式，显然是不符合习近平一再强调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现代化”要求。

如同当年《南方周末》遭整肃之时媒体风起云涌挺南周一样，同为媒体，虽境遇、形式各不相同，但亦能理解《炎黄春秋》的“难言之隐”。中共建国之初毛泽东尚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论，陆定一执掌宣传系统之时也能抵制四人帮的政治压力，朱厚泽的“三宽论”方针，以放宽对文艺界与学术界的限制。丁关根，李长春在位之际，舆论亦曾出现“小阳春”。对于高唱“中国梦”，有着“三个自信”的中共而言，闸口且放开两三分，又能如何？又有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