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政治”难落幕 邓小平一生功业险毁

北京时间7月31日，原中顾委常委张劲夫因病去世。至此，所有曾经担任中顾委常委的中共老人们已经悉数离世。在改革开放之初历史转折的年代里，临时成立、为期10年的中顾委有着特殊的地位作用。中顾委这一特殊的组织架构，与后来长期存在的“老人政治”现象有关，也能为“老人政治”提供一些正面参考。

中共是一个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又比较讲究继承性的政党。对执政者而言，到位退休的“老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地方官场的退休老人是对腐败的一支重要牵制力量，也是当下反腐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中央的退休退休老人也能给治国理政提供重要的经验参考，并在重要关头提供必要的力量支撑。但是，“老人政治”应该主要表现为一种帮助和支持，而且只能发生在极少数特殊的情况下。基于过去十年来“老人干政”现象造成的诸多问题，即使“矫枉过正”，在中央完全屏蔽“老人政治”，也并无不可。

中顾委顺时应势而生

中顾委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共执政后近30年里相继发生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在文革之后，经过战火和理想洗礼的老一辈革命领导人或是陨落，或是被排斥在一线以外，而身在高位者又有很多是在文革等运动中冒头、热衷权斗、思维僵化的人，治国理政能力有限。

因此在时任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等扳倒“四人帮”，以及稍后老人们扭转时势之后，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执政团队整体的“青黄不接”：老人们普遍在70岁以上，精力难免有所不济，而能够入其“法眼”的相对年轻一代人数太少，需要时间慢慢筛选、把关、培养。“中共中央顾委委员会”即“中顾委”，就是在这种时势下应运而生。

饱经历史风云和人生跌宕后的邓小平是此事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邓小平提出：老同志要退让，要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来接班；要趁老同志还在时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它的任务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邓小平的一大功业就在于领导人退休制度的建立，但他这一成就不久便遭到挑战

党章还规定：“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由此，中顾委成为一个身居幕后，却能够真正最终“拍板”并行使“否决权”的实质性决策机构。而且，中顾委也奠定了邓小平等所谓“中共八老”的权力地位。

“老人政治”的光荣与隐退

中顾委存在于1982年中共十二大至1992年中共十四大期间。作为一个临时成立并有10期限的机构，中顾委或许是借鉴于中国历史上幼君弱冠之前的“顾命摄政”、“垂帘听政”等政治设计。但对奉行集体领导的中共而言，这是一项旧物，也是一种创举。

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顾委是一个顺时应势的产物，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它实现了中国大政方针、政治传统在新老交接过程中的传承和发展，把相对缺少磨砺锻炼成长和理念信仰熏陶的新一代打造成能够延续其改革新政的接班人。而且同样重要的一点还体现在，中顾委的如约撤消，也促进了领导人退休制度的形成。这也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一项重大改革进步。

其实，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之初就曾表示，“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因为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制度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作为当时的领导核心和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此身体力行。邓小平本人带头退出，促成了中顾委的撤消，推立江泽民的领导“核心”地位，而且接受了江泽民在实际层面确立自己“核心”地位时对邓小平原有政坛势力的排斥做法。没有足够的魄力和境界难以做到这些，当然这些也成就了邓小平。

“老人政治”回潮与乱象

中顾委是“老人政治”的具体体现，对“老人政治”的客观评价有一定的裨益。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老人政治”，那体现为皇帝的世袭终身制，即使年老也会在位执政。在中共建政之后，“老人政治”的优缺点都被极端地放大并呈现出来。

对权力高度敏感的毛泽东一直是中共领袖、中国最高领导人。虽然在建国之初刘少奇主政时，毛泽东有远离中枢趋势，但很快又重掌大权。在毛泽东晚年中国发生的诸多乱象，其实都有“老人政治”的因素。毕竟，如果按照中共八大设计的路线方针，如果没有大跃进，没有文革，中国会有更好的国运。

改革开放初期也有“老人政治”。事实上，改革开放正是由一群政治老人所开创的。而中顾委的设立本身也可视为对“老人政治”的一次“改革”，因为此举将他们推到幕后，为胡耀邦、赵紫阳等年轻一代腾出了空间。后来“中顾委”撤消，邓小平等老人们主动放手和自我约束。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后20年里，“老人政治”所体现的大多都是正面意义。

不过，在胡锦涛执政时期，“老人政治”的又卷土重来，而且其消极的一面被放大。在很多人看来，江泽民推迟两年交军权，参与谋划高层人事布局，时常出面表达存在感等做法，虽曰“扶上马送一程”，实则正是“老人政治”、“老人干政”。一个显见的例子是，江泽民在军委大楼的办公室即“江办”直到中共十八大前才被撤除。

另外，曾经长期担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被评“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的薄一波，在后来渐有被“污名化”的迹象。薄一波是已落马的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之父。随着中共十八大后打虎形势高涨，提出诸多黑幕，坊间有传闻将其与江泽民、薄熙来、令计划等相关因素联系起来。当然，目前对此没有更多的实证。不论如何，“老人干政”的回潮，显然是对邓小平建立领导人退休制度努力的背离。

当然，在这一时期，“老人政治”也还是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比如有消息称，在薄熙来事件发生后，自退休后即“隐居在外”“不干政”的乔石对事件的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此一情景与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之举有相似之处。

完全屏蔽“老人干政”？

中共是一个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又比较讲究继承性的政党。中共内部也一直存在敬老的传统。这是一种有益的政治特点，也比较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执政者而言，到位退休的“老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地方官场的退休老人是对腐败的一支重要牵制力量，也是当下反腐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中央的退休退休老人也能给治国理政提供重要的经验参考，并在重要关头提供必要的力量支撑。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只能发生在极少数特殊的情况下。老人们亦必须有足够的自觉和自我约束力，不应过多地干涉时政。不然很容易造成高层权力秩序混乱，继而引发中共执政危机。正如中顾委的自我定位“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退休老人应当更多地为执政者提供护法和支持。

当然，基于过去十年来“老人干政”现象造成的诸多问题，即使“矫枉过正”，在中央完全屏蔽“老人政治，也并无不可。毕竟能够接掌大位者，一般都已经经历了接近40年的锻炼、培养和成长。其实，自邓之后，这些本应已经基本是中共党内共识和规矩。对于后来“老人政治”的回潮，或许邓小平也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