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革命公墓里被祭扫最多的竟是她

有着“地下中南海”之称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着32,500多份国家领导人或元帅功臣的骨灰。北京市委23年前将入住级别由县团级提升为司局级（师职）后，这个数字以年均约1,000的速度增加。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摆放按照生前级别，因此很多革命家与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不能合葬，例如陈毅和夫人张茜就未能同处一室。

但八宝山在2006年开始允许领导人跟配偶合葬。300平方米的任弼时墓占地最大，而林徽因的墓则被祭扫最多。“文革”中被毁坏最严重的是瞿秋白的墓，因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墓地一度被几百名红卫兵挥镐夷为平地。

骨灰堂内，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盒，遭到其他逝者家属的唾弃和破坏，后经批准迁出。中一室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8间骨灰室中地位最为显赫，朱德元帅的骨灰盒放在迎面正中的101号位置。陈毅元帅对应的是44号。而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元帅的骨灰盒，据说恰好被安放在编号为81的位置上。2014年4月号《人物》，作者钱杨、李天波、余佳薇，原题为《在北京，2000万种死法》。

八宝山革命公墓中的任弼时墓

“尸神”

北京城里大约有40多位急救车担架工，但自称“尸神”的只有眼前这位Z先生。他生性谨慎，不愿留名，对活人的恐惧似乎超过对死者的。从业3年，他保持着一年360天，每天12小时的工作节奏，抬过的死者数以千计。最多的一天，他随车出动5次，来到4个不同的死亡现场，将遗体抬走。

这其中包括一个澡堂塌陷后压死的赤身裸体的男子；一个与同伴打闹追逐，被尚未通行的天桥上一根比筷子更细的铁丝勒死的小学生；一个全身大面积烧伤的中年男人，在救护车上一路跟他念叨，告诉他自己母亲多大，孩子多大，自己无论如何不想死；以及一个被高速驾驶的摩托车甩飞的年轻女子，临死前她坚决地说：“先救我老公。”

Z先生见识过各式各样的死者，但最后他们都会变成担架上那具蒙着白布的人形轮廓。他从不关心这些人的名字、死因和其他信息。在救护车里他常强迫自己把脸转向车窗外，想想自己到底有多落魄，才会干这样一份晦气的、日均收入仅67元钱的工作。

命运的无常在这座城市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些人走在马路上也会突然死去。应该是在400多条市管（及以上）道路上，分布着大约192万个井盖，下方是纵横交错的市政管道。井盖故障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2秒钟内彻底消失在母亲眼前、至今没有找到遗体的3岁男孩。而28岁的市民杨二敬，遇上了马路塌陷，坠入一口200摄氏度的热力井后被烫死。

北京的公交车司机除了谨慎行驶，还要防备在北京的立交桥或过街天桥上徘徊寻死的人。过去10年里，至少有18人从桥上飞身跃下。运通107路的司机就曾在一声巨响后，目瞪口呆地看着车前躺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年轻人。而砸中300路内环的小伙子则长时间趴在车顶，直到闻讯赶来的10名民警将其抬下。

这座城市的边缘有绵延600公里的野长城，至少有10人因攀爬而死，被发现时遗体通常挂在悬崖下方的某根树枝上。一对新婚夫妇的死因是遇到雷击，而一个下山时因抄近路误入野生动物园的年轻人，跳下栅栏便命丧虎口。

北京大约15万人有严重精神障碍，他们已造成了不少于10人的死亡。一名50多岁的女士曾被一个精神病患者突然拉开车门，一刀扎死；另一名50来岁的抑郁症患者，自制了23支手枪（其中14支有杀伤力），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位保姆。

在这座人口近2,000万的超级大都市里，平均每天有241人死去。在各类非正常死因中，道路交通伤害居于首位。平均每天，北京约有2.5人死于交通事故。每年大约15人死于闯红灯，而8人死于互不相让。过去3年，北京至少25人死于狂犬病。

无论死于何时、死于何地、死于何因，绝大多数死者都要在这座城市的12家殡仪馆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然后在高温火焰中，成为一堆主要成分是磷酸钙的灰烬。

八宝山殡仪馆遗体接送队的21位员工，每天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接来大约60具遗体。通常他们需要在早晨8点前完成工作，因而常常在5点就自然醒来。他们首要的任务是让情绪激动的家属冷静下来。古学军的经验是穿过吵闹的人群，寻找一位冷静旁观的长者，这位通常是能够喝停混乱场面，当家做主的。行驶在路面时，如果哭泣的家属坚持抛撒纸钱，他就要停下灵车，心平气和地一张张捡起。

遗体整容

在过去34年里，遗体整容师刘瑞安曾给不少于20万人做过火化告别前最后一次整理。有的只是修饰，扑粉画眉即可。但有的几乎需要把支离破碎的人体重新组装，最极端的情况包括借助材料为死者捏出一个脑袋。一个送来时穿着Dior大衣的坠楼而亡的年轻姑娘，躺在一天收费800块的单体冷藏间中已超过一年。家人在房间里挂上华丽精美的唐卡，并定期送来大闸蟹之类的祭品。

刘是目前八宝山最资深的整容师，他承担了自邓小平以来所有国家领导人的遗体整理工作。10多年前，为一位身份重要的逝者整理遗体，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干了三天三夜，将全身至少40处菜刀砍成的伤口处理得妥妥帖帖。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媒体采访在这之后纷至沓来。“你把工作干好了，这帮人还是能瞧得起你。”他说。也有为难的时候。比如一位领导人的家属，要求他将逝者化疗后为数不多的头发做成生前标志性的菊花顶造型。

在八宝山，死亡是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事情。每个早晨都有声嘶力竭的人哭泣告别。但也有一些消解悲伤的举动。为了送别一个狂爱蓝精灵的小男孩，这里曾举办过一个以蓝色调为主题的告别仪式。“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的主题曲在仪式上伴着哭声循环播放。

金牌葬礼司仪黄子毅需要把握告别式的整体氛围。在适合的时候调动家属的情绪，但又不能让家属过度悲伤而场面失控。有时候这个1987年出生的年轻人触景生情，也忍不住随着家属一起哭一阵。“活人比死人麻烦。”工人们常说。有孕在身的葬礼策划师陈晨曾耐心劝说一位要求提供10台麻将机和一套KTV设备的家属打消念头，实际一点。她被骂得最多的话是“你是不着急，死的又不是你们家人”，以及“这也要钱？”

火化

距离告别厅几十米的火化车间，平均每年要焚化2万具遗体。这里拥有15台火化炉，包括一台使用不算频繁的领导人专用炉。火化工们会在遗体入炉瞬间冷静地拦住那些突然嚎哭着扑上去的失控家属。大多数死者会在50分钟内、1,300度炉膛温度下烧成白色、粉色或绿色的灰烬。如果逝者死于肝硬化、肺癌，身上已经没有什么脂肪，火化工需要花上一个半小时听着火化炉“呜呜呜”的声音，等待其缓慢燃烧。火化工的技术含量体现在对风量和火柱的控制之上。有时，他们会停下鼓风，用炉膛的高温将一个本不会留下什么骨灰的3岁孩子遗体烤出一些粉末，以安慰某对年轻的夫妻。他们曾遵循家属要求，将一位死于难产的孕妇和她出生即死去的孩子一起火化，然后又被要求将二人的骨灰分离开来。

一些看似平常的随葬品会把工人们置于危险境地，最常见的有酒壶、收音机里的电池、手心握着的子弹和高温下从身体里“蹦”出来的心脏起搏器元件。有时事情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当发现一个由敬老院开具死亡证明的30岁年轻人没有脑袋时，他们报了警。他们可能犯下的最大失误是烧错人或给错灰。早些年，这将扣掉一个工人半年的奖金。而如今，计算机系统精准地控制着从遗体接送到火化成灰的全程，死者在进入八宝山殡葬流水线之时即拥有一个专属条形码来识别身份。

“眼光长远”的警语也适用于这个行业。因为提前加宽加高炉膛，他们才在上个礼拜成功地将一位400来斤的外宾遗体推进炉膛。对于身材过于高大的死者，比如篮球运动员的遗体，他们暂时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将其解冻后把胳膊腿儿轻手轻脚捼一捼，蜷一点起来，试试能否放下。“得讲人性化。”火化室主任张磊强调。火化工人见多识广，他们了解各地甚至各国的风俗，工人王元元曾亲眼看到一个日本人将死者骨灰搁在电饭锅里端走。虽然他打心里觉得这个容器实在差点意思。

东二环边一家医院的太平间看门人刘先生，守着一个只有两组冰柜的太平间，12个他称为“抽屉”的遗体冷藏柜从未满员。他提起其中一个“抽屉”里因医疗纠纷已经冷冻3年的70岁老人。上一次打开抽屉拉开米黄色尸袋是去年夏天，他看了看老人在零下12度中冻着的脸，拿了根小木棍在身体上四处敲敲，确认他没有腐烂和化冻。制冷故障是刘先生最担心的问题，只有压缩机清脆的启动声和排风扇“呼呼”的转动声一直在耳朵里，他才觉得安心。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等待床头那个只与医院科室和殡仪馆保持联络的红色电话骤然响起。安静的日子，他常常借电脑打发时间，办个农场，开个餐厅或掐好时间偷别人地里的菜。

消防员

北京的7,400多名消防队员，是最常与死亡打交道的人群之一。望京消防中队是这个城市现有的120多个消防队伍中相对年轻的一支。他们管辖着高楼林立、地下室密布的15平方公里区域，还需要定期检查所属的1120个地下消火栓。他们常常接到清理死亡现场的任务。有时，他们需要处理一具180厘米长的身体燃烧后剩下的一截黑炭。那是一个凌晨坐进出租车副驾驶，在车行至东大桥时往自己脑袋上浇了一瓶酒后，把自己点了的男人。他们中也曾有人钻进京承高速上一辆挤压变形的SUV，将四处飞溅的躯体一块块捡进塑料袋。去年冬天，4位队员轮番干了半个小时，才将几位遇难者从大白菜堆里扒拉出来。载着他们的大卡车追尾了一辆装有数吨白菜的皮卡，挡风玻璃碎裂，大白菜瞬间涌进车厢将人掩埋。

幸运的是，这个消防中队至今未有人员殉职，他们过着日复一日少有变化的日子。然而消防车库的大门前高悬的红色横幅，号召每一个队员向石景山某商场大火中殉职的刘洪坤和刘洪魁两位消防队员致敬学习。“再大的火，再那什么，冲，就这样。”有着14年救火经验的队员解建锋说。

丧葬

北京有1500多家丧葬用品店，62岁的崔淑华是店主之一。这位家在北京门头沟龙泉雾村的农妇，带领儿子和媳妇儿，经营一家门类齐全的丧葬用品店。在这个半山上的农户家，你可以买到的东西包括300块钱一套的三缺一麻将桌，220块钱一架的直升机，以及作为主打产品的70多种花色的纯手工寿衣。不过城市居民越来越不兴这个，她的生意也越来越不好。不过，她还是很高兴儿子继承了瘫痪在床丈夫的纸扎手艺，她希望媳妇儿能继承她的裁缝活儿，但媳妇儿不乐意。“有什么看不上的，”她抱怨，“我干这个，上帝还说我好呢。”

崔淑华量体裁好一套寿衣要1个小时。之后，她将技术含量较低但费事的后续工作交给她新招的工人47岁的廖阿姨。5天前在菜市场看到招工广告上写着“做棉衣”，她就搭了4站公交车来了。她挺满意做完一套寿衣（包括衣裤和棉被）能得到90块钱的薪酬，虽然也知道它们摆上货架时会标上4位数的价格。她满意慢吞吞的工作节奏。之前，她曾在做白大褂的工厂待过，但适应不了冰冷疾速的电缝纫机，手指一不留神就被扎个窟窿。这会儿，她晒着窗外漏进来的一点阳光，慢悠悠地踩着老式缝纫机说，“做一条是一条嘛。”

“彼岸”

前媒体人王丹拥有着北京殡葬行业中也许最先进的经营理念。他和两位朋友合伙开设的“彼岸”丧葬用品店，拥有着别树一帜的透亮风格，店面设计与连锁咖啡“雕刻时光”出自同一位艺术家之手。一位本打算在古玩店淘一两个手把件的客人，在发现一个又一个骨灰盒后，才意识到自己来错了地方。“彼岸”售卖的随葬品中，有纸质的iPad和iPhone4S，也推出了骨灰做钻戒和送骨灰上太空的合作业务。一位30多岁的女士花了11万，用母亲、妹妹、去世的父亲和自己加起来总共两个烟盒的头发定制了一枚0.8克拉、一枚0.6克拉的钻戒。一位年轻时做过飞行员的老太太，有意愿在将来把自己的骨灰抛入太空，一位科幻迷也作此打算。王丹说，就目前而言，他可以为他们提供环地、奔月、追日3种太空葬服务。

临终遗嘱

中华遗嘱库为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遗嘱登记、保存的免费服务。负责人陈凯在遗嘱库试运行第一天8点半到达办公地点时，发现70多位老人已经自发地发完号，排队等待开门了。一年过去，大约3万人向遗嘱库预约了时间，已经排到2017年，少数老人在等待中死去。陈凯说，95%以上的老人都为如何处置房产而焦虑。一位70多岁容易激动的大爷在遗嘱里申明房子不给儿子，“他太坏了”。因为担心儿子觊觎，他甚至将房产证缝在自己的衣服里。立完遗嘱后，他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冲着摄像机镜头说自己头不昏了，腿不疼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临终医院是临近死亡老人的集中之地。平均每年，有300位老人逝于北京大兴区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200张病床上。包括院长、医生、护工在内的多人，在回答此时此刻有多少位老人时都颇为犹豫，因为死亡几乎天天降临。

心理师张镌文找不到词来形容即将死去的老人身上散发出的那股他们自己察觉不到的气味。临终前的老人，对于她依赖强烈。一位老人因为死去的乌龟对着墙壁哭泣了一天，直到她买来另一只。两天没见到她的老人曾气冲冲质问她，“你上哪儿避风（东北方言）去了？”一个已经去世的臭脾气老人，生前最爱站在阳台上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以希望有人关注他。老人们总是谈论过去而非现在。一位患了阿尔茨海默综合症的陈姓老人跟每一个来看她的人反复念叨，自己当年做过周恩来的舞伴。

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某些时候，死亡也有等级之分。有着“地下中南海”之称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着32,500多份国家领导人或元帅功臣的骨灰。北京市委23年前将入住级别由县团级提升为司局级（师职）后，这个数字以年均约1,000的速度增加。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摆放按照生前级别，因此很多革命家与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不能合葬，例如陈毅和夫人张茜就未能同处一室。但八宝山在2006年开始允许领导人跟配偶合葬。300平方米的任弼时墓占地最大，而林徽因的墓则被祭扫最多。“文革”中被毁坏最严重的是瞿秋白的墓，因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墓地一度被几百名红卫兵挥镐夷为平地。骨灰堂内，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盒，遭到其他逝者家属的唾弃和破坏，后经批准迁出。中一室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8间骨灰室中地位最为显赫，朱德元帅的骨灰盒放在迎面正中的101号位置。陈毅元帅对应的是44号。而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元帅的骨灰盒，据说恰好被安放在编号为81的位置上。

遗体接运工

车队司机杨战旗专门负责接送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只要他一出车，八宝山殡仪馆承接的都是“重大治丧服务保障工作”。这位40岁的退伍士官乐于谈论自己第一次单独执行并圆满完成任务的情形。当他稳稳地驾驶进口的碧莲牌灵车，穿过铺天盖地的闪光灯，将载有邓小平夫人卓琳女士的遗体的灵车，准确地停在八宝山大礼堂前规定的某个点5厘米误差的范围内时，站在一旁的单位领导松了口气，朝他竖起大拇指。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个高级官员特意对他说：“为首长开专车的小同志辛苦了。”

守墓人

对于这座建都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城市来说，这些其实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元朝开始，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死去了40个皇帝，以及数百倍于此的高官、富商、名士，他们经历过举国哀悼的风光葬礼，他们的陵墓规模浩大，神秘莫测，坐落城市四周风水之地，成为这座城市的代表之物。但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明朝将军袁崇焕都是特殊的一位。

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下令磔刑（肢解躯体）处死后，他的佘姓部下将其头颅埋于现在东花市斜街52号院内，命子孙世代在此陪伴。

对于此后18代佘家人来说，是袁崇焕的忠义精神，支撑他们为其守墓近4个世纪。佘家第18代守墓人佘幼芝的深褐色户口本中，职业一栏里直接写上“看坟”。

在作为守墓人的40多年里，佘幼芝没有停止跟破坏袁墓的人“战斗”，包括不时把铅球砸进院子五十九中的学生， 一位试图把袁墓铲平为操场的校长，以及“文革”时挖墓砸碑的红卫兵。但现在，75岁的佘幼芝为自己将成为最后一代守墓人而伤心不已。她唯一的儿子在11年前为守墓奔忙时死于意外。骨灰被她送往广东东莞，置于袁崇焕的衣冠冢旁，以这种方式继续守护。自2002年因修缮袁祠被迫搬出后，佘幼芝至今未能如愿迁回。她郁郁寡欢，说起时情绪激动不住流泪。回想过去隆重的祭拜仪式，卧病在床的佘幼芝会稍微舒缓一些。那时她每次都会准备一块长方形的酱肉，和一只鸡冠必须特别漂亮，头高高昂着的花公鸡。

距离袁崇焕祠西北方向约5公里，是崇祯自缢之处。李自成攻破京城之日，这位明朝最后的统治者，吊死在北京城中轴线最高点的一棵槐树之上。370年过去，景山公园里那棵向东歪斜的低矮老槐树，已是后世补栽，但对于花上2块钱公园门票特意前来观瞻的人们，这个替代品依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2,000万人口的生生死死，都将在它的安静注视下永恒流转，这寂静无声中，包含着对人类命运的哀叹与感伤，远甚于一切语言、一切喧嚣、一切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