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林案延烧权贵？ 江泽民大秘“躺枪”

设在香港的境外国企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在去年4月17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中纪委调查，引起外界广泛关注。时隔一年，在今年9月11日，中纪委官网发布消息称，宋林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将公款作个人用途，以及与他人通奸等，其中贪污、受贿问题涉嫌犯罪中，中纪委已正式立案审查，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和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实，从2013年3月开始被举报，到2015年9月份的被通报，宋林这30个月的跌宕起伏，成为其苦心经营30年华润生涯的黯然尾声。不过，有港媒对宋林案件刊文甚称，宋林如今虽已移送司法，但其背后的黑幕仍未揭开。有评论认为，宋林案之所以如此受外界瞩目，主要是该案不仅牵涉到上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其中或许还牵扯到权贵集团。

时至今日，中纪委再度发文对外公布了宋林的罪名，随着又一阵舆论风口，该事件再次被外界聚焦。然而宋林案似乎还未就此落幕，其事件背后牵涉到哪些权贵集团，而且举报者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些疑问还有待解答。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阻力令宋林案被“顶”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据媒体报道，在2013年王文志举报宋林后，中共高层领导即已批示严查。有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严查宋林的同时却遇见阻力，被“顶”了近一年的时间。此时，大众便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轰动一时的案件到了纪检部门会突然止步？这即是如某些媒体报刊所言那般，当时中纪委忙于打其他大老虎，“排不出档期”？还是另有隐情，不便向外界透露？

有分析认为，在宋林被举报背后，可能存在各类博弈的力量。分析称，宋林长期在华润工作，掌握庞大资产，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所以，宋林既被视为另一派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因此是否在其被后还存在着权贵集团？

当然,还有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关于宋林的步步升迁，背后是否有“贵人”相助呢？据悉，宋林于1985那边以实习身份加入集团管理部门，随后一路生前，2004年升任公司总经理，2008年成为华润集团最年轻的董事长。2001年，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创业股价持续低迷，市场批评不断，而这即是宋林人生转折的一年。当年11月26日，宋林被重用为华润创业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作为宁高宁的助手谋划华润创业的新发展模式。

令人关注的是,有港媒对此爆料称，宋林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主要因有华润金融的吴丁的穿针引线，认识了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进而又认识其他权贵。不过，在宋林落马后华润集团多名高官被调查，包括为其牵线贾廷安的华润金融控股前首席执行官吴丁。有观点认为，宋林案件是解剖中国国有企业高层腐败的一个样板。很多国企高官为了尚未或卡位，又或者给那些牵线搭桥的高官提供巨额的顾问费。这一系列的利益输送，相当于这些国企高官的“买官费”。

宋林式悲剧 国企之哀

今天的宋林已深陷囹圄，但细观之下,宋林的社会身份很多重，他是“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他的职责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同时他又是一位中组部直管的“党管干部”，在行政上则享受副部长级待遇，这都是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名词，也就是“商人+党员+官员”的“三位一体”，这让宋林的身份变得非常的模糊。在转型尚未完成的中国，“三位一体”的身份让宋林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但同时也令他陷入了另外的一些困境。

比如，他的商业才能并不能得到客观的评价。有评论认为，国企经营者成功俱得益于政府庇护。分析指出，近年来在中国，有一些资本集团是“畸形”的壮大，使得民营企业与国企经理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经营者作为一个极具特殊的商业精英群体，其命运跌宕的丰富性是颇值得深研的课题。有观察认为，30多年涌现出的一些旗帜性的人物，其日后际遇非常的两极化，有些人先盛后衰，最后甚至身败名裂，如一批放权让利试点企业首都钢铁的周冠五、红塔烟草的褚时健、三九医药的赵新先等；也有一些商而优则仕，如东风汽车的陈清泰和和苗圩、中海油的卫留成等，而能够在经理人岗位上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并善始善终者，确乎寥若晨星。

宋林式悲剧,其背后凸显出来的，其实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迄今仍未破题的重大命题：如何看待以及实施国有经济改革。早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政府就意识到，“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从此拉开了国企改革的序幕，然而，其后的改革实践并不顺利，甚至多次陷入歧路和陷阱，现今形成的国企格局仍然广被病垢。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企改革被列为核心目标之一，可是一些基本的改革理念及路径仍然是非常的模糊，比如，国有经济存在的伦理性和必要性解释，国有资本的管理模式，国有资产的处置模式，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模式，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模式，以及对国有企业经理人阶层的奖惩制度等等，无一条有了明确的改革诠释和预期设计。

如今，也就是在9月13日，中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即是为下一步国企改革定下框架。故看国企改革不是只看出台方案在产业、经济上如何作出改革，更关键是中共能否进行自我革命，向国企、党内既得利益者开刀，此需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指，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要向自己动刀难度实极高，惟中央若未能忍痛手起刀落，那新一轮国企改革，最后则只怕又沦为走过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