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被法大聘兼职教授为何不得人心？

2010年，当邓亚萍即将调入人民日报并掌舵人民搜索（后更名为即刻搜索）的消息公布之际，曾有专家“高度评价”她的职业转型：

“邓亚萍跳出了体育圈，不断开发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综合能力，事实证明，她能够塑造新的社会角色，并且同样成功。”

5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一赞语更像是讽刺。即刻搜索以与盘古搜索黯然合并告终，在坊间留下“邓亚萍败光20亿”的传言，虽经辟谣仍流传不息。而今，邓亚萍不过是被中国政法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却激起学生发公开信质疑，教授发声明“不与共处”。政法大学虽已回应“符合规定”，邓亚萍任职部门也是对口的体育教学部，但舆论反弹依然激烈。

邓亚萍在“支持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发展”上的能力不应遭到质疑，毕竟她是“史上最伟大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她究竟为何沦落到今日如此“不得人心”乃至“人人喊打”的尴尬境地？从举国称赞的世界冠军，到一个兼职教授都当得不安生，围绕邓亚萍发生了什么？

每当看到这种昔日的风云人物公众形象逆转，都让容易让人想到几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假如邓亚萍没有“体而优则仕”，没有趟人民搜索这滩浑水，而是以乒乓运动员的身份淡出公众视野，今日还会如此难堪吗？

在这一二十年间，邓亚萍的宠辱逆转，不仅反映了她个人职业转型的能力与机遇，更折射出整个社会的观念变迁，尤其是公众对举国体制的好恶转换。不理解公众观念的今昔之变，便难以体会邓亚萍的命运曲线为何这样行走。

邓亚萍曾经是举国体制的宠儿，也可以说是既得利益者。虽然和官二代不同，体育冠军的成功与本人的天赋与努力分不开，但举国体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助推器。举国体制意味着优胜者占用了额外的资源，意味着“一将功成万骨枯”，也意味着一旦登顶之后，“官商学”条条大路都为他/她敞开。

然而不幸的是，邓亚萍经历的是举国体制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她如日中天时，乘的是举国体制的东风。但是当她利用举国体制的余热步入仕途、跨行搞IT、业余当教授时，公众正在对举国体制进行反思与批判。

其实水温的变化泳者早应该感知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时，新华社记者向邓亚萍抛出“我国的举国体制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背后，是人民身体素质每况愈下、群众体育设施场馆不足”的尖锐问题，她回答道：“举国体制，是由于我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发展决定，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竞技体育才发展得如此之快，并且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人民身体素质和大众体育设施的建立，与举国体制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被解读为“邓亚萍力挺举国体制”，遭网友批评，被认为是既得利益者“站着说话不腰疼”。

举国体制典型的特征就是“赢者通吃”。就好比有的中小学班级完全以成绩论英雄，只要一个学生成绩好，那么纪律、劳动、锻炼这些事做得差些老师也不计较，而且所有的奖励和机会都优先给“好学生”。然而邓亚萍成名于举国体制，却正在经历“后举国体制”。在“后举国体制”，人们不再相信世界冠军可以无条件得到各项好处，可以把事情办砸而不得到追究，所以人们显得“忘恩负义”、“斤斤计较”，

那个得了冠军就能一路畅通的时代过去了，“后举国体制”看起来是对运动员的凉薄，其实对他们是一种解脱。如果以更专业化的眼光看待冠军，那么李宁当年在汉城奥运会上，从“英雄”沦为“罪人”的悲惨往事便不会再发生。当然，这更需要运动员尤其是过去举国体制的宠儿，以积极心态适应新的时代，为自己的每一步负责，而不是吃老本，留恋于那个赢者通吃的时代，可以不受质疑地“体而优则仕/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