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制衡周恩来杀手锏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即开始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并为此不断放风造舆论，这其实是一石两鸟之举：在政治上安抚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同时，暗中祭出一招防范周恩来的杀手锏。林彪事件后，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此时他却发觉文革中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反而在党内外的声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无人制衡。由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戒心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念头。在毛看来，无论是从个性、能力还是与他本人的历史渊源来说，邓都是能够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的合适人选。本文摘自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急于安排后事，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完成权力布局中的换马。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格局：让左派保卫文革的成果，让右派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左派的头领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邓。

毛泽东在批“走后门”的问题上制止了江青的蠢动，却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几运动中打冲锋，同时也没有放弃通过这场运动来伺机更换周恩来的打算，重新安排权力格局。毛这种考虑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当然是与周恩来已经罹患癌症有关，需要另外找一个人来顶替他管事。不过在这背后，更多的还隐藏着毛对周极大的戒心而预先作出的防范，是自感已经老迈多病的毛对自己整个陵车安排的一部分。可以说，江青正是在了解毛的这个心思后，才敢趵这样露骨地搞“批林批孔批周公”的。

当然，毛泽东也很清楚江青这样卖劲批周所夹杂的个人目的，是想借倒周之机在政治上取而代之。不过，毛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依从江青。这当然不是出于内举避亲的缘故，也不是怀疑江青在政治上的忠诚，而是因为毛太了解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为人了。在政治上街锋陷阵还可以，实际工作却做不来，无法担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担子。

为此，深谙权谋的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党内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布局：让左派“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让右派“促生产”——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左派的头领自然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刚刚复出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顺便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喜欢把邓小平的东山再起说成是周恩来促成的结果。实际上，毛泽东才是这件事幕后真正的推手，其目的恰恰是针对周的。本书上一章在分析周、邓两人的关系时已经提到过，邓其实早就是毛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后，毛泽东就指定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党、政、军日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然身为党内第三号人物兼国务院总理，却不得不事事向邓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工作。

不仅如此，邓小平甚至还在事关周恩来政治浮沉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后，周因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问题，并有意让柯庆施取而代之，于是主动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当时党内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赞成由柯来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一致意见挽留周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毛那里也需要有人去为周说情，后来是邓小平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出面起草了建议周继续担任总理的会议纪要报送毛后，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人们大都注意到，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即开始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为此不断放风造舆论，却往往忽略了这其实是一石两鸟之举：在政治上安抚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同时，暗中祭出的一招防范周恩来的杀手锏。林彪事件后，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际，却发觉文革中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反而在党内外的声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无人制衡。

由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戒心护意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念头。在毛看来，无论是从个性、能力还是与他本人的历史渊源来说，邓都是能够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的合适人选。

以周恩来多年来对毛泽东为人的了解，当然明白毛让邓小平复出的用心所在。不过，善于在政治上争取同盟军的周氏自信能将邓团结争取过来。况且周为人一向委曲求全，对毛的决定从不违抗，总是遵行照办，顶多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做点文章。周很了解邓的为人个性，虽说他是毛安在身边挟制自己的人，但已经看出邓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相容，一旦复出，反倒会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成为扭转文革困局的帮手。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要比毛泽东看得更准。所以当毛在陈毅追悼会上透露出这种意向后，周立即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的谈话内容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造舆论：而且还有意当着江青等人的面，对外宣传毛的这一意图，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邓搞成敌我矛盾，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量扩大这件事的影响，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

然而，让邓小平重新复出并非易事，解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需要在政治上转很大的弯子，作党内外的说服工作，办起来费力耗时，况且还有党内文革派从中作梗。江青当年配合林彪在倒邓的问题上出了大力，现在虽说毛泽东为邓说了话，但她为此结下的心结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对毛的决定不大买账，不断找借口阻挠。而周本人也不愿意逼得太紧，得罪江青。

因此，邓复出这件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从毛泽东最初发话算起，一直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真正落实下来。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疑心这是周恩来有意拖着不办，但又不便明说，因为毕竟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邓小平复出问题之际，惯于”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荐读《史记》中的《汲黯·郑庄列传》 ，特别称许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此来暗中敲打周不应对在政治上落难的邓小平坐视不管，而应对当年旅欧动工俭学的老友援之以手，这样才对得起几十年的交情。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马上便领会出毛泽东此举所含的用意。他随即抽空读了《史记》的有关章节，并在随后给毛的信中表示对太让邓更上一层楼，出任政治局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共八大后党的总书记），但被邓所婉拒。

尽管如此，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极不寻常的，仅仅凭毛泽东的一席话，就从一般的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种情形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即便是在当年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也还是经过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手续。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邓来取代周的打算。

让我们还是继续看毛泽东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运动重新安排权力格局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

这当然是和周恩来本人的病情恶化有关（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实际上毛泽东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而是急于想让邓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中的换马。因为即使周身体没有病，一直对“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的毛也决然不愿意再给他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的机会。不然的话，毛在此前就不会借故突发无名业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大张挞伐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举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通过这一为各方所瞩目的举动，向外界施放“抬邓排周”的信号，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保。这在无形之中更加助长了本来已经甚嚣尘上的倒周势头。不过，毛毕竟是惯于玩弄权谋的老手，并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露骨。为此，他在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同时，又叮嘱王海容、唐闻生不要讲是他的意见，可以由外交部写个报告送上来。这样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毛的意图行事，又可借以观察周的态度，以决定下一步运动的搞法，如果他敢于阻难这一决定的话。

周恩来当然不清楚毛泽东在背后所搞的名堂，不过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不难判断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气，就直接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肯定是有来头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对于一个曾经亲手创立中国的外交事业、并且为之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国务活动家，在自己的晚年终于有了可以在联合国大会这个世界讲坛上发表演讲的机会时，却又因身体和政治的双重原因与之无缘，周内心的遗憾可想而知。实际上，这正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台国，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

不过，更让周恩来担心的还是这一安排的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信息，意识到毛泽东正在暗中观察自己的态度，如果露出任何遗憾不满之意的话，就会坐实毛对自己的猜忌，导致处境更加恶化。这是周不能不小心提防的。为此，在政治上隐忍功夫极深的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时，有意超身事外，既没有表现出有任何情绪，也不查问外交部为什么绕过他，同时抓得很紧，毫不耽搁，立即批准了外交部提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并在随后主持政治局会议加以讨论。

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出来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搬出种种理由反对这一安排，坚持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江青这样闹，是因为她很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访活动，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关由谁来接替周出任总理一职的问题。为此，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已经觊觎忍耐了多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此卖劲反周也是出于这种盘算。岂知天意难测，到头来却让邓小平摘了桃子。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又怎么能咽下这口气来？由于江青的执意反对，政治局的多数人大部保持沉默，会议最后议而未决。

这种局面让毛泽东相当尴尬和恼火。本来，他希望在排除周恩来后，由江青为首的左派和邓小平领头的右派在新的权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的大局，却没有想到江青竟然如此不识上体，自暴其短。不过，由于需要依靠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毛对江青这样闹，一开始还是表现得相当克制。他让张玉凤传话给周：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一直在守时待机的周恩来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处境的时机已到，正好可以借这件事做点文章，毛泽东在抬邓的问题上迁怒于江青，就会多少缓和一下对他的压力。于是，周立即表态拥护毛的决定。另一方面，行事老到的周也没有刻意亮出毛的旗号紧逼江青。他在表态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时，又尽量给江青留下面子，提出：“我意，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与此同时，周还在下面做了工作，分别向政治局其他人打了招呼，告以这是毛本人的意见，希望不要跟江青一起闹。

这样一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来。就连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着附和。对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气急败坏地又吵又闹，声言“保留意见”，要政治局“再研究、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从幕后出来进行干预，解决这个问题。他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从这以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了某种变化，尽管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但却对江青总是无理取闹，难以担当大任的毛病十分反感和失望，而且日渐生厌，开始有意疏远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