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五虎立7铁律 习近平给政治局立军规

12月2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提及一次性提及“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五位在之前落马的中共党政军高级领导人。此举非同寻常，容易使外界产生一些带有阴谋论色彩的猜测。然而若是结合此次会议主题来看，这五人除令计划事发时身为中央委员外，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把他们抛出，同时开展全体委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政治局委员提出一系列针对性要求。这些都意味着，此次会议是一次针对政治局自身的检讨过失、总结教训、纠正错误的大会，也是习近平为政治局立规的大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据悉，此次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的实践，“联系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人案件的深刻教训，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材料“重点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服从和维护大局、遵守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秉公用权和廉洁自律等方面”。

所以要针对性查摆这七个方面，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正是周薄徐郭令五人所触犯的规矩，并且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可以说，正是在吸取他们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才意识到中共领导层缺乏有效制约的巨大隐患，以及中共政治体制的漏洞所在。而“亡羊补牢”的这七个方面，也可以视为今后重点针对政治局委员们的七条重点考察事项和纪律，或者说是“七条规矩”。

另外，习近平还就中央政治局当好“三严三实”表率提出4点要求，其一千余字。其要求是，自觉将其体现在“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上”、“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对分管方面的管理上”、“严格要求自己上”。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要求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对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坚决纠正。这些都可以被划入“七条规矩”的范围之内。

2015年12月底，习近平召开政治局民主会

2013年6月，中共整风初起之时，曾在政治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主要依据“八项规定”。而2015年的又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形似对过去三年里整风运动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另外，两者的不同还体现在，“八项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些工作的具体细节，例如在会议、宴请、住房、配车等方面的规定。“三严三实”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提升到了纪律和思想的层面，发生了由实到虚的转变。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透露，“中央正在研究制定高级领导人的行为规则规范”，其范围覆盖在任20多名政治局委员，乃至7名政治局常委。此次政治局委会虽然没有触及李君如所称的针对高级领导人的“行为规则规范”，但已然代表了对中共高层实权人物进行纪律和制度约束的意向。

王岐山曾在中纪委会议上提出中共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时间表”：确保到建党100周年也就是2021年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而针对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规章制度需要更高的要求，以及更长的时间来进行慎重有效的设计。

政坛高层人物缺乏透明度和监督约束，被视为中国政治领域里根本的、无法解决的、异于且比不上西方的难题和重要论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也成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之一。中国的集体领导制与领导人退休制度的建立，其实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规避了这种现象，只是其效果还不尽人满意，尚有较大的模糊摇摆空间，需要进行进一步完善和明确。

此番政治局会议展示的自我设制的意向，以及将要产生的针对“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无异于又一项重大的制度建设。可以想见，此举将在相当程度上构成对中国高层人物行为的监督约束，其限制程度或许将要比西方民主更为严苛，因为中共党纪向来对党员的思想、行为、道德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

如果往前推，并且延伸来解读所谓的“行为准则规范”的话，晚年毛泽东也违反了中共党内“集体领导”“民主集中”等传统，从而导致了诸多严重错误的产生。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约束政治局委员的规矩，尤其是要求“维护党中央权威”方面，在加强政治稳定和执行力的同时，可能会强化作为最高领导人和“拍板人”的习近平个人的话语权，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高层民主。

不过相对于以往“九龙治水”的权力配置格局，这显然是一种利大于弊的改变。而且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共高层仍然保留着相当程度的集体领导制度和习惯。再加上这是一种制度性建设，有章可循且功在长久，即使是中共总书记本人也要受其制约。如果这一约束性制度能够不以人的意志转移，那么，不仅可能有助于及时遏制类似周薄令徐等人物变质的苗头，也可能成为防范晚年毛泽东式人物出现的制约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