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正在暗中进行一场冒险赌博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是一个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资本密集型经济的过渡，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通常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中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即时下流行的说法：“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和“高收入国家之墙”。

但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崩溃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很多人在讲“崩溃”，但究竟什么是“崩溃”？现有的文献也不是很清晰。我认为大概就是经济增长停滞，社会动荡。阿根廷和墨西哥是最典型的例子。

阿根廷在20世纪初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过去100年之间虽然在统计上显示经济在增长，但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停滞，社会陷入耕种运动中；墨西哥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经历了大概40年的高速增长，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经济陷入停滞，有组织犯罪丛生，最近30多年间人民收入水准基本也没有很大改善。

阿根廷在20世纪初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中国政府调控社会经济的能力让中国能“溃而不崩”。

中国的市场经济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强。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最近在下滑，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还在。中国政府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有很多，包括：

（1）中国政府控制了接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巨大的外汇储备，虽然会发生增值困难等问题。但是这么大的外汇储备能够帮助中国政府从外部稳定外汇市场和稳定国际支付能力。国际对冲基金等也不敢贸然攻击中国金融市场。

（2）中国政府的显性债务还不高。2013年底审计署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表明，截至2013年6月底，中央政府负债率（包括负有偿还责任和或有债务）为22.8%，地方政府负债率为32.9%，合计中国政府负债率为55.7%。不高的债务比例使得中国政府在紧急情况下还有很大的举债空间。

（3）中国政府还控制着巨额的国有资产。根据财政部的统计，2013年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15.5万户，其中中央企业5.2万户，地方国有企业10.4万户；国企资产总额104.1万亿元，约占全部企业资产总额的30%。国有企业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紧急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直接干预这些国有企业，调节经济；或者出售国有企业来获取国家改革的资金。

（4）中国的物价增长还保持一个良好可控的局面。

（5）2014年中国经济即使下滑，还保持了7%左右的增速。这样的增速在国际整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还是显得鹤立鸡群。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还在。

（6）中央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对军队的掌控也非常有效，社会经济体制还比较稳定。尤其在最近两年实施反腐败后，刹住了腐败的蔓延。这在稳定社会经济形势的同时，也获取了更多地人民的支持。

这些资源的存在，保证了中国政府调控社会经济的能力。在这些社会经济资源消耗完毕之前，经济增速可能下滑，但是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整体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的现象。但是，如果经济长期下滑，失业加剧，这些资源很有可能在短期内（3—5年）消耗完。届时中国社会经济真有可能陷入崩溃的状态。

与上述种种提法相对照的或许是“溃而不崩”将长期维持的说法。

习近平的豪赌胜算几何？

早在2004年，旅居美国的学者何清涟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中指出，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是：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行为规范的道德伦理；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这是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

除了第四点与制度有关，可以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者是长期的生存要素，甚至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这些年来，中共拒不政治改革，透支中国的未来，支撑一党专制；而民众因缺乏自组织能力，有如一盘散沙，无法与中共这块巨大的顽石抗争，因而中共短期内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即生存环境会一天比一天更为溃烂，但却不会崩溃。

对于沈大伟此次的文章，何清涟对美国之音指出：“正如我以前所言，一个政权的崩溃需要内部统治危机（政变、财政危机）、官民势同水火、有杀伤力的暴力反抗不断发生、外敌入侵等四个因素一起发作。”

目前，“外部势力”这一外敌其实只是虚拟，政变的概率很小，财政危机还只表现在地方政府一级，属于可控级别；小规模的反抗虽然时时发生，但不足以撼动中共政权。上述因素使得中共不可能强大，但在它们没有一起达到临界点之前，中国将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继续维持“溃而不崩”之局。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最近表示，总结前一阶段的反贪腐情况，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一是贪腐的数目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一是贪腐手段之多样化，令人叹为观止；一是贪腐分子分布之广、团伙规模之大，令人冷汗直下。

法新社3月13日发自北京的电稿综合分析指出，习近平被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各方势力共同扶持上台后翻脸不认人，反腐清洗不顾情面和危险——从周永康到徐才厚和郭伯雄等等，军警特等敏感部门几乎都在斩人示众，引起极大恐惧的同时，任性地打破集体领导模式和笑纳个人崇拜等的抓权立威等举措，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是正在进行一场冒险赌博。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家裴敏欣指出，习近平上台后的表现与他上台前给外界的印象完全相反。他现在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完美化身。如果当年中共领导人能预料后来发生的事情，是绝不会选择习近平接班的。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巴里•诺顿认为，习近平的野心反应他要成为比其他人更强大的领导者，要振兴中共统治系统。但他的这个策略具有潜在的危险。

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宇硕表示，无休止的抓贪官，导致中共官员因担心自己的仕途，而采取等待观望态度，不愿承担重大项目，也不想主动发起倡议，最终将影响到中共经济政策和党内气氛。郑宇硕指出，习近平认为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掉了苏共。于是，他挥之不去的念头就是要避免前苏共的命运。这也是他加强对意识形态控制和摒弃西方思想的由来。

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家斯蒂夫•曾（音译）指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在中共党内引发“同志们”的极大不安。但他为了保持压力，必须继续打下去。因为一旦停下来，中共党内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变得更强烈。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金德芳则指出一个现象：习近平如今在试图通过个人崇拜来争取中国公众支持，以他打击他所认为的腐败官员，将中国的政治架构改得更符合他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