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薄熙来时代阴霾 资本权力化刺痛中共

北京时间2016年4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特别提到要推行试点规范官员配偶子女经商的行为，而这已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提出“新型政商关系”。

此前，孙春兰也在陕西谈了习近平对政商关系“亲”与“清”的表述，另外，不久前山西也罕见地召开了政商座谈会，王儒林和李小鹏专门对“清、新”型政商关系进行布局。

显然，这些都显示了高层对于政商关系重新梳理的意图。有观点认为，由于资本权力化日益严重，以及权力对资本的绝对控制，破坏了本该正常的政商生态。而资本为了对权力进行“绑架”，往往攀附更高的权力，对其他权力进行利益输送和操作。所以，“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勾肩搭背实质上是中国政商关系的表现之一。

首先，政商关系的表现在于，权力对资本的绝对控制，资本变成权力的绝对“附庸”。薄熙来的“白手套”商人徐明，去年12月4日在狱中猝亡。在这背后，是徐明和薄熙来资本和权力高度“绑定”的敏感关系，徐明2011年曾位居中国财富榜第五位，长期成为薄熙来在大连塑造政绩的御用工具。

1999年至2012年，薄熙来接受徐明的请托，在大连实德集团建设定点直升飞球项目、申报石化项目等事项上暗箱操作。在薄任职重庆后，徐明在重庆的房地产生意也畅通无阻，而徐明也几乎成为薄在重庆政绩工程只手遮天的桥梁。

此外，落马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其手下最大隐形“管家”徐东明，二人已相识15余载，徐东明几乎成为季建业在南京商界利益关系网中最关键的一环。权力对资本的绝对控制还有很多例证，被判死缓的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带出女富商丁书苗，其被判的25亿罚金仍令人记忆犹新。

对于这种“变质”的政商关系，有评论相信，事实上根源来自资本变得高度权力化，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形成权力之间的利益交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曾指出：“现在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权力过于集中。”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权力在操弄资本的同时，实质上是权力之间的游戏。

所以其次，资本也扮演着作为权力之间的“中介”角色，这亦是政商关系更隐蔽的表现。简而言之是资本权力化，所谓资本权力化是指指通过拥有的资本财富，来操控权力。其中操控的手段可以是直接掌握巨大资本者自身掌权，可以是推举自己利益代表掌权，还可以通过资本赎买掌控下的当权者来为自己服务。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也曾言：“利益集团的背后，是中央部门利益或地方权力在支撑。因此，资本系权力交接中重要的一环，而资本通过交接能攀附更大的权力。”

前不久落马的“河北政法王”张越，竟然会被一个“布衣商人”郭文贵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成为其胯下马仔，无疑引人深思。舆论相信，这并非郭文贵自视清高，不近权力，而是其背后有着更高的权力者在撑腰。郭文贵通过资本的“传递”，把这种权力附于身上，这种狐假虎威的权力变现，解读了资本作为权力之间“传递者”的身份。

不过，这种“资本权力化”最大的恶果需要得到当局的重视。经济学者张伟在《市场与政治：中国民商阶层脸谱》一书中曾警告，一个国家的政商关系如何，不仅极大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而且也极大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完全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政商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

从张伟的言论可以推断，如果资本变成权力之间“传递”的工具，或将直接导致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陷入各种利益体的不良权力之手，本该活化和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抑或沉溺。这也正是习近平在多种场合，数次提出“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