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堂红歌”搅动政局 谁是幕后黑手

如果作为一次单纯的“秀”，这场在人民大会堂的红歌会大概能够算作成功，至少把“五十六朵花”这个之前鲜为人知的少女组合推到了聚光灯下。但在更多意义上，却是失败的，期间透出不少投机和险恶。

讽刺的是，事件发展到最后，也许受害的也只有“五十六朵花”这个组合。尽管她们普遍还不到24岁，多数也不能参透这骤来的关注和抨击，演艺生命不及起飞便已退落了。

从5月2日红歌会上演开始，整个事件就在向一地鸡毛演化。北京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和中国歌剧舞剧院相继声明划清界限，把红歌会的主办单位斥为投机骗子；红二代马晓力的一封公开信，则将事件引向了政治正确的讨论中；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主任照片的流传，又让上述两单位的声明多了几分见风使舵的味道。

有分析人士说，开出文化演出准许证的机构突然发声明，语焉不详地控诉被骗，这显然不足以取信公众，对于演出内容及其事先事后的可能影响，是无法用“被骗子骗了”这个理由一带而过的。

这当然可备一说，但整个事件仍在继续发酵当中，也不排除存在其他可能。

首先，红歌会可能只是一次单纯的商业炒作，瞄准了人民大会堂和文革这两个爆点，但却没有想到更深层可能带来的震荡。

不得不说，“五十六朵花”这个组合的设定是有商业价值的，在朝花夕落的演艺界，另类和特别本就是一道捷径，出于商业考虑标榜爱国和主旋律也无可厚非。一篇关于该组合的文章透露，其团队负责人时常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光追求漂亮和搔首弄姿就可称为偶像，是太可怕的价值观”，组合负责人既有这样的价值观取向，当然地会对旗下团体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规划。

此外，“五十六朵花”组合的成立可能就是某种外包装，或者说是个别人资本骗局的一部分。团队负责人称组合是文化部核准成立的“国家级艺术团体”，而文化部艺术司却表示对此不知情，“五十六朵花”官网上提供的ICP备案号经查也并不存在。

但在正当性的遮遮掩掩下，组合创办者却在大肆吹嘘商业前景，“打造少女类快消品，仅少女内衣一项市场年销售额超过60亿；五十六朵花计划6个月内app预置量超过1,000万；卫视、数字电视、铁路终端媒体、时尚纸煤、大型赛事按广告投放价值计算，年刊例价超过10亿。”

其三，“红歌会”是一次别有用心的政治投机，并且以投机为目的选择性忽视和扶持了上述两个可能。

在文革纪念日之前，于人民大会堂中大唱文革意味十足的歌曲，打出文革特色浓重的口号，又用演唱歌颂习近平的歌曲来制造某种背景，此番种种政治寓意十足的动作，刻意操作的痕迹是明显的。

有评论表示，“五十六朵花”即使是借政治灰色地带来实现商业营销，其出位的基础也绝非它单凭一己之力可以办到的，其通往人民大会堂的道路也绝非其孤军奋斗、钻营蒙骗的成果，势必是要在某种势下寻找漏洞，从而顶着政治遗产的帽子攫取商业便宜。

该评论提出疑问称，整个“红歌会”之所以能够得逞，是不是存在一种辅助它的、心照不宣的政治土壤？在会堂红歌各个阶段参与进来的人绝非虚构，他们是怎样的存在？

5月16日的文革纪念日眼看临近，各种明里暗里的声音会渐次出现，观察这场发酵中的红歌会风波，或许可以透视出，在日益开放的中国，还有着多少背地的龃龉和角力。